第二十讲 | 中国大锅饭——饕餮纹是民以食为天的代表

我们常说江山社稷，关于江山，我们在文化的江山里已经谈了很多了，今天就来谈谈这个“社稷”。在中国传统中，“社稷”一般被当作与国家有关系的概念，作为国家形态的“社稷”，被看作比“社会”重要。

作为社会形态的“社会”，很少在国家观念和国家事务中出现，多半在民间活动中出现，作为民间活动的一种自发性的组织形式和契约方式，这个就是社会。在中国历史的过程中，先有“社稷”，后有“社会”。

“社稷”，是指土神和谷神，“社”是土神，管理国家的“五土”，有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野，“稷”是谷神，管理“五谷”，稻、黍、稷、麦、菽。

甲骨文中，“社”与“土”一样，都象形女性生殖器，代表母体，而“稷”的象形，则是一个倒退着插秧的人，这样一个在田野里劳动的人竟也能成为神，可见粮食与吃饭问题，在农耕文明里有着重要意义。因此，“社稷”二字能成为国家的代名词，并因此而被神圣化，就好理解了。所谓“国君死社稷”，就是君王要为国家献身。孟子唠唠叨叨地爱说的一句话，就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说“民贵君轻”，理论上，当然没人反对，但事实上，也没人去做。

围绕“社稷”开展的群众性的集会活动，形成了“社会”。“社会”，是在分配土地和粮食的群众性的祭祀活动中形成的。所以，在中国先有社稷后有社会。

土地神与谷物神的结合，具有农耕文明的属性，由此而形成的“社会”，当然就是乡村“社会”。这个乡村社会，带有“公社”性质，与西方城市文明的市民社会的属性有所不同。

在中国的国家观念里，有个“家—国—天下”的三段论，这与西方人的“家庭—社会—国家”的观念大相径庭。西方人的国家，是从“社会”中形成的，而中国的国家形成，是从家到国，中间没有经过那个“社会”的环节。

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就是个“吃饭”的问题，而西方“社会”的核心问题，则是个“契约”的问题。这两个大问题，似乎都大到与古代国家起源相关。因为起源的源头就不同，后来形成国家文化也不同。中国古代的国家起源，与“吃饭”有关。

在中国，解决“吃饭”问题的国之利器，最具代表性的象征物便是那个“鼎”。

杜岭方鼎出土于河南郑州杜岭街的商城遗址内，也叫二里冈遗址。出土时有一大一小两件，大的是一号，小的是二号，并排陈列，形制和纹饰完全一样，都是方形，深腹，双耳，四足，鼎腹上部都装饰以饕餮纹，两侧及下部则装饰以乳丁纹。这只鼎现藏于国家博物馆。

鼎的本体是锅，是个吃饭的家伙，纹饰里的饕餮，就更是个吃货了，而乳丁纹，则似乎与食物源头的母乳有关，将这些整合在一起，再纳入国家观念中，我们发现，国家就是一口大锅饭。

中国的“大锅饭”究竟有多大呢？如果说“民以食为天”，这口大锅饭，就像天那么大！

国家观念中的人，抽象地说，是作为国家主体的“人民”，具体说来，便是一个个以吃饭为目的的“人口”。“人民”可以神圣化，可以作为“天”来对待，“人口”就不行了，得有个饕餮来监管。“人口”多了，“食源”不足，需要控制“人口”；“人口”少了，国家生产力和战斗力不足，又需要更多的人口，这就是经济短缺状态下国家的尴尬。减少敌人，增加食源，传统是战争来调节的，战争可以调节“人口”与“食源”之间的流动性，于是战争就成为一个国家保持活力所必需的本领。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就要增加本国“人口”，提高国家生产力和战斗力。

饕餮作为古代国家的标志，当然要反映古代国家的本质，就像西方的利维坦一样，古代国家都有“吃人”那一面。在找不到经济增长方式的时候，战争就会经常发生。但战争也要适度，过度了，就会像饕餮那样，因为吃得兴起，贪得无厌，把自己的身体也吃了，吃得“有首无身”。这样会导致整个国家的灭亡。

杜岭一号鼎上，还没有露出古代国家本质的狰狞吃相，毕竟还是个开国之鼎，还带有开国时期的理想之光。饕餮纹上的那一双眼睛，虽然已经开了梭子形的“臣”字眼，“臣”是“大臣”的“臣”，但已经不是良渚神徽上的那一双圆眼，那双眼睛里闪烁着的是赤子之心的光芒和文明初曙的梦想，杜岭方鼎上的臣字眼，还是保留了玉文化初始的天真和温润。

有人说，不了解饕餮纹，就不懂朝商文化。要了解饕餮纹，就必须从它的源头良渚文化的玉器入手，尤其要从神徽入手。

李学勤在《良渚文化玉器与饕餮纹的演变》一文中，从八个方面阐述了良渚神徽纹饰与早商前期两种饕餮纹的关系，基本上说清楚了饕餮纹从良渚文化经由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再到二里岗文化和殷墟文化的演变轨迹。

我们可以这么说，饕餮纹源于良渚文化，经由龙山文化损益（就是有加有减）后，进入二里头文化，发生了从玉器向青铜器的转化。这一转化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青铜时代，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青铜中国。青铜中国的到来，并未完全打破传统玉中国的世界，而是以金玉良缘的共和方式完成了文化转型。良渚化世界中玉文化带有信仰色彩的高贵典雅的审美气质，沉淀到新时代的青铜文化里，使青铜器从原来的的工具和兵器向东方文化转型，继承并承担了玉器的精神与信仰功能部分，被铸造成祭祀礼器。

转型完成的一个硕果，便是二里头文化，那就是夏。转型完成的标志物，也就是“禹铸九鼎”的“鼎”。但那只一直在良渚玉琮上占据着神圣的宝座的饕餮，在二里头的青铜鼎上没有见到，却终于在二里岗时期出现了。饕餮纹饰从玉器转移到青铜鼎上，这只晚来一步的鼎，虽然还不能作为夏王朝的确切证明，但是，已经将夏的存在推近了。

二里头文化的青铜鼎，还不是立国之鼎，因为二里头的青铜文化还不具有主导性和主体性，二里头文化的主导性和主体性还是石器和玉器、陶器等新的石器时代的特征，到了二里岗时期，我们就看到了文化转型和国家的到来，如果说二里头的三足青铜圆鼎在形制上还受制于良渚化世界的黑陶鼎，那么到了二里岗时期的杜岭方鼎，从质料到形制，就完全摆脱了黑陶鼎的影响，从三足变为四足，从圆鼎变为方鼎，以青铜文化的主体性和主导地位宣告了王朝中国的来临。鼎的国家化，出于青铜时代，成了王朝中国的标志。

对于夏鼎的失踪，我们不妨这样来看：禹的开国之鼎被亡国之君桀丢了。留下的那只二里头三足圆鼎，有可能是禹鼎的小样和草稿，真正的开国之鼎，只有二里岗这一对杜岭方鼎，不仅有帝王气象，更有其革命理想，以大锅饭的名义，仿佛向天下宣告：溥天之下，有饭同吃，有福同享。

好啦，听众朋友们，这就是“中国大锅饭”的故事。关于这一讲你有什么疑问，欢迎在评论区中与我交流，下一讲，我们聊聊“司母戊大方鼎”的秘密，我们下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