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讲 | 二里头问鼎——藏在偃师二里头鼎的秘密

在青铜时代，青铜“鼎”成了王朝中国的标志。传说中，大禹铸九鼎，平定九州，是夏王朝的开始。不过，截止到目前的考古发掘，最早的青铜鼎，出土于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中。这是一只圆鼎，三足鼎立，两耳竖起，鼎身的高度有20厘米，口径15.3厘米，圆口向内敛，口边外折，折边比较窄，青铜鼎的腹部装饰着一圈带状网格纹，青铜壁较薄，壁内一侧、靠近底部的地方，有铸残后修补的痕迹，看来这还不算一件完美的作品，铸造技术还不是很成熟。鼎的三足都是空心的，呈四棱锥状。

如果鼎是用来蒸煮食物的话，这只20厘米高的鼎所蒸煮的食物，可能只够一个人食用，而且大概也是给神吃的吧。在青铜器比较珍贵的初期，人们还是大量使用陶器的。

这只青铜鼎是否可以看作王权国家的立国标志呢？这只鼎虽然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青铜鼎，但是作为立国重器，还是有所缺憾。从重量看，这只鼎显然分量不足，器体又薄又不够厚重，鼎足空心，而且青铜壁还是残破的，明显有草创的痕迹。青铜器腹部的纹饰只是简单的网格纹，与龙凤云雷纹和饕餮纹相差很远。整只青铜鼎轻薄简陋，并没有显现出王者气象。

这只鼎虽然不是什么镇国之宝，但我们也不可小觑，毕竟它时候最早的一只，这只青铜鼎自有其不凡的风姿。从它的形制上看，锥足直立，还是有昂然挺拔的气势的，就像雨后的春笋，为王权国家即将出场，提前做了鼎立的预告。

青铜鼎的前身是陶鼎，那么青铜鼎又是怎么从陶鼎发展来的？有一本书叫《中国第一王朝的崛起》，书中就曾问道：在流行用鼎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中，哪一个文化圈的陶鼎与夏商周三代的立国重器青铜鼎具有渊源关系？书中列出了“用鼎文化区”以及各文化圈中陶鼎的典型器物，把它们与商代前期遗址中出土的青铜鼎，从形制上做了比较，比较的结果是，黄河中下游的河南龙山文化、山东龙山文化的陶鼎，在器型上，都与夏商周的青铜鼎相去甚远，而长江中下游的薛家岗文化和良渚文化的陶鼎恰恰与夏商周青铜鼎很接近，鼎足与鼎身的比例，也和三代格范是一致的，尤其是良渚文化的陶鼎，陶鼎表面上，采用蟠螭图案做纹饰，或者在红陶表面装饰黑色陶衣，与传说中的作为大禹的祭祀礼器的陶鼎是能对得上的，所谓“黑漆其外而朱画其内”，就是说陶鼎是红陶底色黑衣表面的。良渚文化原滋原味的陶鼎，已经具备了青铜鼎的原型。

知道了青铜鼎的来源，我们还要问一问青铜鼎的身份。日本学者宫本一夫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二里头文化青铜彝器的演变及意义》。彝器，即彝族的“彝”，在这里指青铜酒具。宫本一夫根据铸造技术的演变以及作为青铜酒具的陶器样式所属文化类型，来辨析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那只鼎，他认为这只鼎应该属于早期殷商二里岗文化的初期，而二里头文化遗址只有酒器，而且只有酒器中的爵和斝，就是喝酒用的酒杯，到了二里岗时期，也就是殷商早期，才有青铜鼎问世，作为炊器，也就是蒸煮食物的器具。鼎此时才开始加入青铜文化行列。

宫本一夫这种酒器优先的说法，似乎没有将鼎作为文化区系的标识来考虑，仅从器物的实用功能方面做技术性的提示，而未能深究第一代被铸造出来的青铜器本身所承载的内涵和它的普适价值，这样做降解了它们的文化意义。

禹铸九鼎，作为创立王权国家的头等大事，被宫本一夫给忽略了，他把那个草创时期的鼎转移到商朝的二里岗遗址去，夏就失落了，仅凭那几件酒器，无法证明夏的存在。鼎在，夏就存在，尽管是草创时期的鼎，显得比较粗糙，但那也是出于二里头遗址的，是“夏之为夏，必须有鼎”的物证。

宫本一夫指出，二里头的青铜器大部分为爵。爵是酒具，也可以做祭祀礼器。可《尚书》中有一篇《酒诰》，是西周初立之时，周公旦对饮酒做的许多限制和规定。其中就规定，只允许在祭祀活动中饮酒，其他场合尽量不喝，喝也必须有节制，不能喝醉，不能聚众饮酒，更不能酗酒，免得跟商纣王那样，喝得国破家亡。所以，爵虽为酒器，却登不了国家观念的大雅之堂，不能作为国之重器的标志。对于先民来说，爵的体量也不够。因此，在国家观念的层面上，问鼎可以，问爵不行，爵多了，说明喝酒成风，对亡于国家来说这不是好事，夏桀、商纣王都是爱爵不爱鼎的国君，所以亡国了。

传说中，大禹铸九鼎，没听说大禹铸九爵，夏灭亡之时，鼎迁往商，商灭亡之时，鼎迁于周，也没听过有迁爵一说，而且将一堆的酒器爵丢在遗址里，还可以作为前朝酗酒而亡的物证。

在二里头遗址里，如何能找到向王朝国家过渡的证据呢？拿走了那只鼎，就等于拿走了青铜时代来临时的那个“最早的中国”的物证。

“中国”的出现，并不是指古代国家的起源，而是国家形态从区域化的方国向中央之国的发展的过程，是各个文化区系向统一性的文化中国的发展。“中国”，不是由哪一种文化独创的，而是由多种文化合力造就的。如前所讲，首先，仰韶文化缔造了“中国”的基础——国土和疆域；其次，良渚化世界中的龙山文化形成了“中国”的主体——国体，还有良渚文化，作为龙山文化的先驱，提供了支持国家形成的玉文化理念。

比如，就鼎而言，夏商周三代的青铜鼎，不光形制上效法良渚陶鼎，纹饰上也多多仿效良渚玉器，这就使得新兴的青铜文化，在形制与纹饰两方面，都综合了良渚陶文化和玉文化，使青铜文化在文化形态上获得了统一性的高度认同，至少在良渚化世界里，各个文化区系都会认同青铜鼎的器型和纹饰所具有的共识内涵，比如，作为蒸煮食器所象征的吃饭问题，是各个区系都能够认同的。

二里头出土的这只三足圆鼎，还保留了良渚陶器的形制，到了商代早期郑州商城，也就是二里冈遗址出土的那件杜岭方鼎，它就完全摆脱了良渚陶鼎的格范；在纹饰上，它也不像二里头那只圆鼎上所浇注的网格纹那么简单粗糙，而是仿效良渚玉器的精致纹饰。从二里岗遗址出土的杜岭方鼎看，铸鼎惯用的饕餮纹饰，就是从良渚文化的玉琮、玉钺、玉冠状饰和玉三叉形器表面的神徽和兽面纹饰发展演变而来的。

但是，从夏的二里头圆鼎到商代二里岗的方鼎，从三足到四足，从网格纹到饕餮纹，这中间似乎有断档，中间应该还有一种圆鼎作为过渡。过渡的鼎，形制至少应当类似陶器，纹饰应仿效玉器，具有陶文化和玉文化的统一性的特征。具体说来，应该还有一只如同二里头出土的那只三足圆鼎，但是纹饰没有那个较为草率的网格纹，体量或许更大些才合理，用精致且富于神圣感和神秘性的良渚玉器上的神徽纹装饰做装饰，并且以浑然厚重的体格取代原来俏然轻薄的体型，使之接近国家观念中的国体标准。当然，这样的一只鼎，目前尚未出土，但我们相信，它就在地下的某个角落里等待被考古人发掘，那就权当留个猜想给考古学吧。

好啦，听众朋友们，这就是“二里头问鼎”的故事。关于这一讲你有什么疑问，欢迎在评论区中与我交流，下一讲，我们聊聊“鼎立的国体——鼎在国家观念中的胜利”，我们下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