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讲 | 最早的中国——把文化中国找出来

最早的中国，要从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谈起。

良渚文化对玉的追求，造就了玉制的国家和礼玉的“良渚化世界”。龙山文化追求“合众国为一国”的大联合，它们共同造就了一个伟大的国家：文化中国。

良渚文化跟大禹有关，跟夏朝无关，即便在传说中，大禹也不是夏朝的开创者，他的儿子启，才是传说中夏朝的开创者，我们寻找“最早的中国”，不是寻找夏朝。

“最早的中国”不是王朝中国，而是由文化认同形成的“文化中国”。

按照王朝史观的看法，最早的中国是夏朝。但是到目前为止，夏朝仍然还是个模糊地带。因此，首先，我们寻找“最早的中国”，不是寻找王朝中国里的夏朝，而是由文化认同形成的“文化中国”。

由文化认同形成的中心之国，便是“文化中国”。“文化中国”早就存在，它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代表。彩陶时代，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就是“文化中国”的代表；玉器时代，“文化中国”的代表是良渚文化；青铜时代的滥觞期，文化中国以龙山文化为代表。直到三千年前后的“王朝中国”出现，以商朝做代表，文化中国开始与王朝中国互为融合、互为存在，但随着“王朝中国”不断改朝换代，“文化中国”在历史的进程中，也在不断地更新和扮演自己所应有的使命的角色。“王朝中国”的时代性，表现为一个个朝代，而“文化中国”的时代性，则表现为诸如《诗经》时代、先秦诸子时代，以及魏晋玄学时代等。总之，我们说中国文明五千年，是针对“文化中国”来说的，“王朝中国”充其量只有三千余年。

从商朝开始，王朝遮蔽中国，王权代表中华文明，已有三千余年的历史。近代虽有新文化运动兴起，以经济史观和文化史观改变旧的史观，但依然还是附着于王朝这张皮上来谈历史的，所以它们谈经济，重在为朝廷“资治”，谈文化，则贵在为王朝“经世致用”，历史观的经纬度，横竖还立在王朝里，因此，考古还是在寻找夏墟里打转转。

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刚冒头，人们马上就联想到这是不是夏墟，这已成为考古人的老习惯，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说到底，这还是因为王朝史观的传统视角，是从王朝出发的。我们没有必要非得去对照王朝中国这面镜子，并且按照镜子里面所反映的样子来确认夏朝的身份，不过我觉得参照一下还是可以的，但不能被参照物所遮蔽或者被参照物束缚，因此而成了判断历史的盲点。

二里头文化，就是由龙山文化发展而来的，是由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二期与龙山文化融合而成的，它们形成了中原龙山文化。

所以，“最早的中国”，就应该从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说起。庙底沟文化，是仰韶文化的一个类型。远在王朝中国出现以前，庙底沟文化类型，就已经呈现了一个文化中国的样子。

也许有人会问，不是还有比庙底沟类型更早的河姆渡和马家浜文化吗？为什么最早的中国，要从庙底沟说起呢？因为，无论河姆渡还是马家浜，都未能形成具有“中国”规模的广泛影响，“文化中国”开始形成，是由于仰韶化文化的庙底沟类型已经具备了规模化的影响。

有人采集了庙底沟类型几乎所有的彩陶纹饰，检索了它们的分布范围，并且将这些范围结集起来，它们形成了一张庙底沟彩陶文化传播的全景图像，这个非常重要。这张彩陶传播图像，覆盖的疆域非常之辽阔，北抵黄河河套，西至甘肃、青海一带，南及长江，东临大海，称得上是一个“最早的中国”的疆域规模，而且它存在时间的跨度非常长，长达1000多年。如此波澜壮阔的传播，庙底沟彩陶类型的艺术，甚至影响到江南，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最起码，这样的一个范围，应该是中国历史演进的核心区域，如此大范围的文化认同，才能形成“文化中国”。那么，庙底沟类型表现的文化特征又是什么呢？

最早发现庙底沟文化遗址是在河南三门峡陕县，它的下层为仰韶文化，上层为龙山文化，两个文化的叠压关系非常明晰，仰韶文化遗存的年代大约是公元前3900年，距今6千年之久，龙山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2700年，距今为四千到五千年之久，它们共同奠定了中原文化的底蕴。庙底沟文化带有明显的从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的过渡性质，因此考古学界将庙底沟类型的这一现象作为龙山文化的早期阶段，把它称为“庙底沟二期文化”，而这一遗址则被定位为具有“承前启后、革故鼎新”的史前文化意义。

在我们看来，庙底沟类型的中国不仅是最早的中国，还是最美丽的中国。

科学时代来临时，英国人培根说过一句名言，我们都非常熟悉：“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如果让六千多年前彩陶时代的人来说，他们会怎么说呢？他们一定会说“审美就是力量”。在知识和权威还没有开化与确立的时代，没有什么比审美更容易使人达成共识，没有什么比共同的审美活动更容易让人产生认同并形成共识和文化共同体了。所以彩陶之美，美在形制，更美在图案与纹饰，而在彩陶的纹饰之中，被认同程度最高，传播范围最广，达成共识最为普及。所有这些都是庙底沟文化类型所提供的花瓣图案，这些图饰有双瓣式、四瓣式和多瓣式。而“花朵”的“花”与“中华”的“华”在古代是同义，于是，有人说，“中华”的根底，就应该在那些花瓣里。

正是那盛开在彩陶的花瓣，在庙底沟类型二期时，形成了一个花花世界。所谓“中华”，所谓“华夏”，字面上都可以依稀见到当年留下的那些花瓣。“华夏”的华就是花朵的花，“中华”就是花的中国，“华夏”就是花夏，花的根底就在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的第二期。

进入玉器时代，仰韶文化也开始转型，到了庙底沟二期，便转向龙山文化，参与了良渚化世界的运动，形成了中原龙山文化。那个花花世界，就从陶器转向了玉器，后来又通过玉器转向了青铜器上。在青铜器上打造一个花花世界，是中国文化才有的特质。玉器和青铜器上的花纹，与庙底沟类型二期彩陶上的那些花瓣的花纹都有明晰的传承关系。

庙底沟彩陶文化，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大众传媒，那些陶器在流通中传播的，它们传播的不是信仰，而是美。因为信仰有分别，有分别就有对错，有对错就有是非，有是非就要求真理。而美无分别，但美有差异，而差异只是程度不同，不会产生对立，更不至于势不两立。中西文化不同的根源，也许就在于这里，西方基于信仰，中国立于美。因此，“最早的中国”是一个追求美的国度，将美的样式普及全国，这应该归功于庙底沟文化。正是庙底沟的彩陶文化的普及成了文化中国的缘起和中华文明之源。中华文明之源最初的起点，就在庙底沟遗址。但庙底沟遗址所呈现的也有其局限，因其过于完善而走向僵化，当玉器时代来临形成良渚化世界时，仰韶文化未能做出及时是反应，后果，就像良渚本土文化夷人对青铜加以排斥那样。

直到大龙山文化来到庙底沟，形成了庙底沟二期文化，才使得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得以复兴。良渚化世界在此发展了庙底沟类型的审美理想，以花之彩绘成就了玉器时代的“中华”辉煌。

但我们还是要把史前中国的重点，放在良渚文化上，我们既没有放在比它更早的庙底沟文化上，也没有放在比它晚的龙山文化上。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文化中国”，要从两个方面来谈，一方面是文化形态，另一方面是国家形态。庙底沟文化，在文化形态上有了一个“中华”的样式，但是在国家形态上却未能形成“中国”的格局，也就是说文化普及的范围还没能向国土规模转化，文明的样式还没有向国家制度转化。而这两点，恰恰便是良渚文化的擅长和优势，正是在庙底沟类型的文化的江山基础上，良渚人用“礼玉”制度，表达了他们建国的理想。

也许有人还会问，为什么不选龙山文化作为史前文化中国的重点，难道“合众国为一国”的理想不是在龙山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吗？既然文化中国的史前面貌呈现出以龙山文化为主体的大联合样式，何不直截了当就以龙山文化作为文化中国的出发点呢？

好，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中国史前文明的时代性与西方有一个根本不同，那就是西方文明是从新石器时代直接进入青铜时代，而中国史前文明在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之间有过一个灿烂的玉器时代，中国文明起源以及古代国家起源，是在玉器时代而非青铜时代完成的。现在的所谓古代国家起源的“中国特色”，放到史前来看，就是世界文明史上独一无二的玉器时代，正是通过玉文化的兴起和普及，出现了代表国家观念的礼玉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作为国家制度的礼制。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说，玉是文化中国的国体，青铜是王朝中国的国体。显然，作为国体的玉，还是在良渚文化。

由文化认同形成的中心之国，便是个“文化中国”。文化中国的文化形态，我们称之为“中华”；文化中国的国家形态，我们称之为“中国”。我们确立的考古目标，在指导思想上，不是顺着王朝中国脉络往下挖，而是要把那个被王朝中国埋没了的文化中国找出来。总之，最早的中国是文化中国，那个文化中国有两个，一个是彩陶文化的中国，一个是玉文化的中国。

好啦，听众朋友们，这就是最早的中国的故事。关于这一讲你有什么疑问，欢迎在评论区中与我交流，下一讲，我们谈谈“夏是西化派——文化大联合终止于青铜时代”，我们下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