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制度》第二讲：他用30年找到了中国经济成长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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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吴晓波，今天我们开讲《中国的经济制度》。

一、1988年物价闯关：“拿剪刀把老鼠尾巴剪掉”

在1988年的时候发生过一件特别戏剧性的事情：那一年，中国发生了改革开放以后最严重的一次通货膨胀，然后国家面对着上涨的物价，措手无策。

但是物价上涨同时给物价改革提供了巨大的空间，所以随着1988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当时经济学界认为，中国经济改革到了物价闯关的一个关键时刻。但是，物价闯关该怎么闯呢？这在当时的经济学界有一个重大的争议。

也是在那一年，张五常带着他的一个原来在芝加哥大学的同事弗里德曼——他也是个诺奖得主，是全球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大师级的人物——然后到了北京。

张先生跟我说，当年是要见邓先生，但是很不巧，那天早上邓先生感冒了，所以他没有见到，他见到了当时中国的总书记赵紫阳。

在跟弗里德曼交流过程中，赵紫阳忧心忡忡，因为物价通货膨胀，但是所有人都知道，要进行物价闯关。通过物价闯关可以把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双轨价格并轨，中国从此以后就成为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

但是价格并轨过程中，就又可能会产生商品挤兑、商品抢购、特别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动荡性景象。

赵紫阳就问弗里德曼一个问题，他说：“中国的问题就好像一个老鼠一样，一个老鼠它有20条尾巴，物价改革是今天的其中一条尾巴，涉及到很多就业问题、经济波动问题、政治稳定问题、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竞争问题等各种各样的问题，20多个根尾巴纠缠在一起，我该怎么办？”

弗里德曼跟赵紫阳说：“有一个办法，你拿一把剪刀，把这个老鼠的尾巴一下子剪掉，就解决问题了。”这叫休克疗法。

弗里德曼是“休克疗法”的提倡者。从后面来看，1988年物价闯关采用的就是弗里德曼的这种“拿把剪刀一下子把尾巴都剪掉”的办法。但是很可惜，弗里德曼的办法并不适合中国。

1988年的时候，中国物价闯关失败，然后中国经济进入到了低谷，一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中国经济才慢慢走出了复苏的一个道路。所以在中国经济改革特别敏感的那个关键点上的时候，张先生扮演过一个非常微妙的角色，1988年，他带了弗里德曼到北京见了当时中国的最高领导者，提了一个拿剪刀把老鼠尾巴都剪掉的策略。

这也是中国经济改革史上的一个特别有趣的公案。

二、地方政府公司主义

到了2008年的时候，那一年罗纳德·科斯已经98岁了。

科斯有一天就给张五常打电话，他说，在30年前，我让你回到你的祖国，去目睹那场即将发生的伟大的经济改革，然后你也回去了，你也是它将近30年的一线的亲历者和观察者。

他说，我打算在芝加哥大学举办一场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座谈会，邀请一些诺奖得主和重要的经济学家来研究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改革。

张五常说，非常好，我帮你在中国邀请一些学者。所以他邀请了周其仁老师到芝加哥大学去参加了。

但是张五常去不了。他说，我来不了美国，那我写一篇论文，提交到这个座谈会上面。

他答应了科斯，然后就写了一篇长篇论文，也就是我们今天向大家推荐的张五常很多部著作中的这一部，叫《中国的经济制度》。

张先生在这个序言中说：“这本书并不是很厚，只有几万字，但是是我这一生最重要的一部作品。”

所以，为什么我们选张先生的书，会选这本书？因为张五常用生命、智慧、经历目睹了这场改革，然后这本书就是回国以后，隔了将近30年后，他对这位亦师亦友的老师的一份答卷。

在这本书中，他描述了他心目中的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整个历程，特别是用了合约经济学的理论来解释中国为什么能够走到今天。

这本书中，张五常提出了一个非常得意的观点。他说，中国改革走到今天，明显走了一条跟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完全不同的道路，那有种种的原因，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中国有一个主义叫“地方政府公司主义”。

张五常说，今天的中国制度不是个别天才想出来的，是被经济的压力逼出来的。压力倒逼放权，放权再造合约。

他把中国30年的经济改革和他所研究的契约理论和合约经济学，进行了一个透彻的、非常简约的表达。就是，中国的改革不是在风和日丽、阳光灿烂的时刻，然后大家敲锣打鼓带着鲜花说，我们今天出门，搞一场经济改革——不是这样的。

1978年搞经济改革的时候，中国的宏观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邓小平说，我们不能再搞阶级斗争了，我们要搞经济建设，要摸着石头过河，让老百姓吃好的、穿好的、用好的，这才是这个国家建设的一个本意。

1978年以后，1988年的物价闯关，到1992年的市场经济，到1998年的对外开放等等，都是一次又一次的危机。各种危机，倒逼改革。

改革的对象是谁呢？改革的对象是政府的权利。

因为在1978年之前的时候，政府拥有所有的权利，然后它不断地把权利放出来，权力不断放出来的时候，就是政府和企业家和人民在各个方面的合约再造。所以一个契约的不断变化带来了制度的、经济的改革。

在这个过程中，谁是这个合约再造的最重要的驱动力？是北京的中央政府吗？张先生说不是的，是谁？是一些县、市、地方政府。所以他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地方政府公司主义”。

他说，中国这个国家有30多个省市，有300个地市，有2900个县，然后那些地市的领导和县级领导，比如说一个县委书记和他的县长，他们非常像什么呢？像企业里的董事长和总经理。

我们经营一个企业，两个数据最重要：一个是营业收入，我们今年做了多少的营业收入；第二，利润，产生了多少利润？

但同时你想，对于中国的很多县、市长来讲，它也有两个数据特别重要：第一个叫GDP， GDP就相当于营业收入；第二个事情是税收，税收就相当于你的利润。

所以他说，中国的很多县市长、地市长，就是这个地方的董事长和总裁，他们屁股后面有两个数字在赶着他们，一个叫GDP，一个叫税收。

那么为了完成GDP和税收，他们手上有一把米，比如说他有土地的配置权，比如说他有税收的优惠权，比如说他有行业的准入权，比如说他有人才引入的批准权……

他手上有很多很多权利，然后他把这些权利都变成一张一张的合约，贩售给本地的这些从商者、民众以及外来的投资者，所以是一个又一个的合约再造，这些合约随着经济改革不断地发展，它出现了越来越平等化和市场化的过程。

所以他认为，中国经济改革最大的一个特点是腰部这些地方政府各自为政，发展经济。

三、《激荡三十年》中的“地方政府公司主义”

我写《激荡三十年》的时候，有非常明显的张先生所描写的这个特点。

比如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那些发展起来的地方，比如说温州地区、潮汕地区、泉州地区……

你会发觉，它们都有一个特点：它们都非常偏远，几乎没有什么资源，然后这些地方发展国有企业非常羸弱，所以老百姓有变革的动力。同时，因为国有资本非常弱，所以政府愿意把更多的市场化合约给到他们的手上。

但是相反，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一些资源非常丰富的地方，比如说粮食丰产的地方，比如说能源非常多的地方，以及国有企业非常雄厚的地方。比如说东北地区，比如说华北地区，反倒在改革开放以后成为了改革滞后的地方。

相反，一些原来非常偏远的地方，比如说广东、福建、浙江、江苏……成为了改革开放先行先试的一些区域。

为什么会发生这个情况呢？就是因为经济改革发展跟当地所拥有的资源，既有的资本能力、企业规模，甚至跟当地的高校资源、科技资源并不形成一个对等关系。所对等的是一件事情：你这个地方的县市领导者愿不愿意开放市场，你这个地方的老百姓有没有被发动起来进行经济改革？

所以那些非常偏远、非常贫穷的地方，成为了改革开放的一些预先发展的区域。私营经济作为发展的区域，是因为地方政府公司主义。

而我们在很多西方国家，在很多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并没有看到这样的景象。

四、结束语

张五常说，我终于用30年时间找到了中国经济成长发展的那个钥匙。

那个钥匙是什么？中国改革并不是某些天才被关在北京的院子里面想出来的，也不是一个杂乱无章发展的过程，而是经济发展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和地方政府官员合谋，形成了很多市场化合约的结果。

所以这是一本特别有趣的、简约的中国经济制度改革的一个变革史。

如果你把张先生的《中国的经济制度》和我写的《激荡三十年》两本书结合起来看的话，你会发觉说，理论和生动的故事之间有非常微妙的呼应，它能够呈现出中国30多年、40年来经济改革的全貌。

我在想，如果张五常没有受到科斯的诱惑和鼓动，没有回到香港当老师，没有在后来的几十年里面评论、观察中国的经济改革的话，他可能在几年前已经是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

但是，他因为一个冲动，因为一个选择回到了他的祖国，成为了一场改革的旁观者、评论者和政策的建议者。

这些喧嚣的工作极大地影响了他对自己理论在学术上的建构，使他成为了一个评论者，而不再是一个学术性的、一个书斋式的经济学家。

所以这个世界少了一个天才般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但是很有幸的是，中国的经济改革有了一个非常敏锐的、直率的、独特的、经济的观察者。

关于《中国的经济制度》的解读就讲到这里了。我是吴晓波，我们下一本书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