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4.陈寅恪 | 孤独是谁的命运：不会微笑的先生

现在，我们来看看，社会巨变下的陈寅恪。现代化的进程，必然会导致传统社会的解体，对个人的冲击当然非常之大。而且个人面对新社会的不确定感，容易引发自我的疑惑。传统一去不复返，习惯于传统的自我忽然之间失去了依靠，必须另外去寻找他安身立命的所在，必须要忍受所谓心理社会崩解的痛楚。

陈寅恪时代的中国，虽然还没有因为工业化而带来个人的疏离感。但在外来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冲击之下，中国传统社会与它的核心价值在很快地崩解。我想陈寅恪感受到了，但是陈寅恪还是非常遵从儒家的行为模式。

周一良教授跟我讲过，他说陈寅恪把他的学生带到家里，见到他的父亲陈三立。大家都坐着，只有陈寅恪站在他爸爸旁边。周一良说他印象很深，所以他还是遵守儒家的行为模式的。可在民国以后的社会，所谓的旧价值跟新社会有了矛盾。陈寅恪在出国之前，仍然生长在一个美国社会学家所谓的传统取向的一个社会。

周一良教授

传统社会崩解时的心灵创伤

他留学欧美期间，虽然在欧美，但没有真正走入欧美的社会，他是在所谓学校的象牙塔之内。而且他非常用功地学习外国的语言文字，能够阅读二三十种外文，所以对西方工业社会的变迁感受并不很深。然后当他海外归来时，已经是后五四时代了。传统取向的社会，正在很快地崩解当中。

由于陈寅恪不能适应崩解中的价值体系，所以他始终抗拒来自新社会的压力。他势必不断要受到巨变时代带来的冲击，他会感觉到痛苦，也就是必须面对心理社会崩解后带来的许许多多的问题。解放之后，社会变动的更加厉害。所以大环境的冲击之外，他个人又不断遭遇到战乱，眼睛瞎了、脚跌断了这些苦难，身体、心灵都受到极大的创伤，所以，他的疏离感与寂寞，虽然不是来自于西方工业社会的后遗症，但同样是传统社会崩解中的心灵创伤。他的伤感是行诸于文字，尤其行诸于他的诗。

面对旧时代的消逝与士族阶级的零落，我们可以看到陈寅恪的心情并不好。很奇怪，我看了很多陈寅恪的照片，甚至于他5岁的照片我也看过，一直到他老了，去世之前的照片，我没有看到一张照片是笑的，都有点愁眉苦脸的样子。我突然感觉到这正符合他所面对的社会。

陈寅恪所见到的新时代道德的沦丧，军阀混战、革命暴力等等，无论精神文明还是物质文化在他看来都是江河日下。相比之下，他觉得光绪、宣统时代反而是盛世。相比民国初年，他一直认同旧时代的自我，以至于在感情上很难适应新社会。

影底河山频换世

在1925年陈寅恪回到国内的时候，仍然是北洋政府主政。但不到三年他又坐船北上，已经改朝换代了。当时，国民党在北伐之后就成立了南京政府，他在渤海湾感受到“影底河山频换世，愁中节物易惊秋”，影底的河山一直在改变，“愁中节物易惊秋”，惊心动魄的，所以对新政权的到来是愁、是惊而不是喜。他虽然影射清华园，他北上到清华教书，清华园也是一个象牙塔，他埋首学问，但并不是不关心时事。九一八事变的时候，他写了一首诗，“欲著辨亡还搁笔，众生颠倒向谁陈”？说我现在要辨亡，要搁笔，就是写不下去，“众生颠倒向谁陈”，众生颠倒我向谁去说。这是九一八之后他的感叹。因为局势的动荡，所以他辗转各处，等于是难民。七七事变的时候，他的父亲陈三立忧愤而死，据说是绝食而死。在七七事变后，他愤恨不已，举家迁到昆明。

先搬到长沙，后来到昆明，到西南联大。1939年，英国牛津大学请他当汉学教授，但是当时旅费难筹。因为当时要从香港到英国，旅费很贵，而且因为战争的关系，欧洲1939年希特勒起来了，所以没有办法去。抗战期间，他流转西南，经历过通货膨胀、物资缺乏的痛苦，他又想出国，因为珍珠港事件又不能出国，再到了香港，后来日本不是进攻香港吗？他又从香港逃难出来，逃到桂林。

最后又到了成都，到了燕京大学。那时候，他的眼睛已经要瞎了。在成都的时候，生活非常艰苦，他也有一句诗说“淮南米价惊心问，中统银钞入手空”，米价太贵买不起，而且钱到手是空的，就是不值钱了。这个讲了当时困苦的状态。在抗战时期，他见过一次蒋介石，因为蒋介石糟践中研院这些人，陈寅恪也去了，陈寅恪见了蒋介石之后很失望，当然他很含蓄的讲，他说“看花愁近最高楼”，他觉得蒋介石不足有为。

失明的悲凉

另外，我必须要强调他失明的悲凉。因为他做学问就要看书，要写东西，眼睛瞎了怎么办？所以这对他的冲击非常之大，陈寅恪在抗战末期的时候，突然眼的毛病越来越厉害，他当时进了医院救治，救治无效最后失明，所以他的心情非常沮丧。外在的环境，又使他觉得非常的悲愤，感到没有希望。虽然抗战胜利大家都很兴奋，但他没有感觉到因抗战胜利而带来的真正的喜悦。

他对当时时局的发展是很悲观的。他也有诗句说，说“破残山河迎胜利，残馀岁月送凄凉”，破碎的山河现在赢得胜利。大家知道，在胜利的时候，日本还占领中国半壁江山，残破不堪，日本八年把中国搞得不像样子，残破河山迎这个胜利。“残馀岁月送凄凉”，我剩下来的岁月只有凄凉。你看，他在抗战胜利的时候是这样的心情。可是他的学术的盛名是非常之高。

在抗战时候，陈寅恪完成了两本有关隋唐史的重要著作，一本是《唐代政治世俗论稿》，一本是《隋唐制度渊源稿》。他的盛名很高，当选第一届的中央研究院的院士。1945年抗战胜利，9月下旬刚刚胜利，牛津大学请他，抗战时他没有办法应牛津之聘，现在牛津大学又请他，他终于前行。

可是他的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到英国把眼睛治好，这是他最大的希望。眼睛治好了，他才能够接受聘请，结果他到了英国，英国最好的医生也没有办法，他只有很凄凉地回国。失望对他的打击也是非常大，他当然也没有办法在牛津教书，就又回到清华。

国共内战南下广州

1946年的10月，他重新回到清华园。他讲课之后，只能由助教来听、读、写文章，然后因为内战之过，生活非常艰困，北平天气也非常寒冷。没有钱买煤取暖，所以他经过北大校长胡适的帮忙，把他最珍贵的书籍都卖了，来换取煤来取暖渡过难关。

陈寅恪曾经跟北大的教授朱自清等十二位名教授联名，发表对国民政府保障人权的宣言，对国民党政府的高压政策提出抗议。他显然也不满意蒋政权的作为。中国经过八年抗战，又要打内战，这些知识分子都是反对的。所以当1948年岁末的时候，战火逼近清华园，陈寅恪先是带家属进城，从清华园到北京城里头，他应胡适的邀请，一起搭飞机飞南京。

他当时对国民党的兵败如山倒是很有感慨的，他有几句诗句也蛮有意思的。他说“年华若到轻风雨，便是胡僧话劫灰”，“胡僧话劫灰”这个古典了，“胡僧”是指美国人，美国人没有帮蒋介石打仗，就是房子烧了成一堆灰嘛，搞的就是惨败了。另外一个说，“可怜汉主求仙意，只博胡僧话劫灰”，“汉主”就是蒋介石，他求美国人帮助，结果杜鲁门根本不理。多少可以说明他不愿意跟蒋介石到台湾的原因。

1949年行止争议

在1949年，很多知识分子的行止问题，最近引起很大的讨论。陈寅恪到了广州以后，不愿意到台湾。原因在哪里呢？他从北京跟胡适坐飞机到南京，后来到了上海。当时在广州的岭南大学，也就是后来的中山大学，岭南大学的校长陈序经，非常礼遇地邀请陈寅恪到岭南大学执教，后来陈寅恪也去了，坐船到广州岭南大学。而且校长给了他一栋两层楼的洋房。我也去看过，现在是陈寅恪的纪念馆，上下两层。

陈寅恪的女儿写了一本回想她父母的书。她里面讲得很清楚，她说俞大维那个时候在广州与陈寅恪见过面，两个人已经决定了。俞大维非走不可，因为他跟国民党关系太密切，后来在台湾当了国防部长，陈寅恪他是书生，他留下，他也跑不动。而且陈序经给他安排的那么好，可是到了台湾那时候还是风雨缥缈，他为什么要去？所以结果陈寅恪在岭南呆了二十年。这也是他一生在广州住的最长久的一段时间。先是在岭南大学，后来改成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陈寅恪故居纪念馆

流寓岭南20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他在广州一住二十年，一直到他去世。最初的八年，生活还是蛮安定的。他虽然身体不好，眼睛看不见，可是他教研的工作还是继续。有黄萱女士等人的帮助，很顺利。他居然写出那么大部的《柳如是别传》。《柳如是别传》完全是眼睛瞎的时候写的，他早年读的书记得很多，不然他也不能叫助教去找书等等。

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

陈寅恪最后也标榜独立的精神与自由的思想。因为他比较崇高的学术地位与一点传奇式的学问，以及他的身体状况，就长期受到特别的照顾。文革之前，他有两个护士专门照顾他。

陈寅恪的工资不仅高于一般的老师，也高于顾颉刚、翦伯赞、俞平伯等一流的文史学者。他的薪水也是高的，只低于一个人，就低于郭沫若。因为郭沫若是中国科学院的院长，只低于郭沫若。周恩来总理在作结论的时候，他说要团结所有的爱国分子，并点陈寅恪的名字，他说，要考虑科学家的待遇，他要给陈寅恪最好的待遇。在政治高层的眷顾之下，校园里的党组织，虽然知道陈寅恪在思想上是敌对的，态度上很傲慢，但只能耐心地争取。

所以陈寅恪也因此维持了一个时期的所谓独立之精神与自由的思想。陈寅恪之所以能够保有所谓个体的自由，多少由于他在学术上几乎有一种神话般的声望。

风雨中的陈寅恪

但是在1958年，拔白旗运动，陈寅恪还是被点名了，之后他不再开课了。可是他继续做研究跟写作。到1959年的9月，在广东的省委有整风扩大的会议，他被迫作检讨，因为当时陈寅恪受到批判嘛，可是在1959年的9月，广东的省委对这个整风扩大会议，作了检讨。他检讨什么呢？就承认说批判陈寅恪违反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说不应该这样批评陈寅恪。到了1962年7月，陈寅恪不小心洗澡的时候摔跤，把腿跌断了，这是1962年的时候。所以他眼睛瞎了之后，又骨折了。广东省的领导陶铸提供最好的医疗的服务，在生活上使他享受到高级知识分子没有人可以比的特殊待遇，不过他身体上的痛苦并没有阻止他写作的意志。他仍然靠助教黄萱在75岁的时候，完成了《柳如是别传》这部大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