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人已逝，清流远去，唯诗永恒

《诗经全译》好书解读

说起《诗经》，我们并不陌生，孔子曾教导自己的儿子：“不学诗，无以言。”这里的诗就是指《诗经》。可见在古时候，若不熟悉《诗经》中的诗句与典故，连开口说话都困难。那么古老的语言在今天的社会又会重新焕发怎样的荣光呢？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凤凰出版社出版的《诗经全译》。

本书的作者金启华先生1947年毕业于中央大学文学研究院，是中央大学第一位文学硕士。他一生倾心于杜甫诗歌的研究，“潜心杜诗数十载，草堂风雨有知音”，这可以说是对金先生学术生涯一个凝练的概括。杜甫研究以外，金先生在中国古代古典文学研究的各个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著作等身，主编过《中国文学史》等多部教材。《诗经全译》是金先生的代表作，他从上世纪30年代即开始翻译《诗经》的部分篇章，直至80年代最终完成。作为一部跨越了半个世纪的苦心著述，它不仅是金先生一生心血之所在，也凝聚了鲜明的时代记忆与历史积淀。

1918年，金启华出生于安徽省来安县的一个书香门第，由于父亲是私塾先生，金启华从小便受到良好的启蒙教育。小学毕业时，父亲突然离世，金启华的生活陷入困顿。勉强读完中学后，他依靠自己工作攒下的一些积蓄，继续进入高中学习。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正读高三的金启华开始了辗转流离的生活。他参与学生救亡运动，记录沿途的见闻，深感时局的动荡。1938年，金启华考入重庆国立中央大学中文系，才有了较为安定的栖身之所。金启华热衷于文学创作，他不仅在多篇小说和散文中描绘自己学生时代的流亡生活，还深深感到文学理应在抗战中发挥更大的功用。但又觉自己的能力终归有限，如何才能创作出真正富有价值的作品呢？金启华和同学周仁济经过深思，决定将《诗经》中有关战争的诗篇翻译成白话文，希望能以此激励将士士气、振奋民众精神。他们的老师、国学大师汪辟疆先生读后，为之作序，高度评价了翻译的现实意义，其中说：“这几篇古代战歌，是充满了民族自卫和奋斗到底的精神，也就是我民族坚强抵抗暴力，获得一种光荣战绩的绝好史料。……可惜，古今言语的不同，不能把它作为大众的读物，而现代流行的军歌，又没有这样的沉着深刻。这也是抗战文艺上的一大缺憾。……仁济、启华两君把《诗经》里的几篇战歌，译为现代语言。这是一种尝试的工作，技巧上也很成功。诗歌本来要和语言和音乐作密切的结合，才能大众化。……在抗战建国上，必有更大的贡献。”这些翻译后来发表在宗白华先生主编的《时事新报》上，宗先生将其与《荷马史诗》相提并论，对其艺术价值予以积极的肯定：“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与《奥德赛》对于希腊民族整个文化上的影响，很像《诗经》在中国古代教育上的地位。……金、周两君特选《诗经》里面战歌多篇，译成现代口语，却能保存一种异样的古艳的风趣，令人仿佛如读荷马史诗里面的片段。”顾颉刚先生读后，对金启华有所指点，并勉励他翻译《诗经》全书。1940年，金启华完成了《国风》部分的译文，编成《国风今译》一书。在此过程中，还有一段小插曲：有一次，中央大学文学院的同学为了争取颇为紧张的自修教室，和当时的校长起了冲突。金启华时任文学院学生会主席，是与校方直接接触的学生，首当其冲，甚至被学校领导标记为“共产党”。之后，自修室终于争取到了，但金启华作为“领头羊”却受到监视，不得随便活动。于是他蛰伏起来，埋首故纸堆，一心进行研究与创作，这才使他在大三时便完成了《国风今译》。1963年，《国风今译》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1966年，香港建文书局将其翻译，面向海外发行；1978年，金启华才知道自己的翻译有了国际影响，于是修订书稿，增广篇幅，最终完成了对《诗经》全部诗篇的翻译，定名为《诗经全译》。

在本书的前言中，金启华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翻译原则：“这个译本是以直译为主的。译文是想忠实于原诗。”他的翻译基本上保留了原诗的句式，同时尽量做到与原诗中的每个字都能一一对应。当然，这样一来，虽然对原诗比较忠实，但缺点是有时难免胶滞不通。金先生为此从多个方面进行弥补：一是多使用口语，使译文更加生动活泼；二是在句式的长短上不设限制，以读起来通畅为第一要务；三是遇到难以直译的情形时，也采用意译的方式。基于上述的原则和标准，可以确定译文的基本风格。而一旦翻译出来，其文学性究竟如何，还要看翻译者的文字功力。金先生不仅是一名学者，也是一位诗人，这使他的翻译优美流畅，粲然可观，具有“诗人译诗，以诗译诗”的风范。例如对于《关雎》篇“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翻译为：“追求她呀追不上，睡梦里都把她想。长长的夜夜长长，翻来覆去不能忘。”明白如话，生动活泼，又回环往复，富于音乐美。又如对于《车邻》篇“今者不乐，逝者其耋”，翻译为：“现在呀，不行乐，转眼间，七老八十发如雪。”并没有直译，而是意译出来，意味悠长。再如《鹑之奔奔》篇“鹑之奔奔，鹊之强强”，翻译为：“鹌鹑对对舞，喜鹊双双住。”真可见译者本身是一个有相当水准的诗人。总而言之，《诗经全译》中的翻译，既平白如话、浅显易读，又字字斟酌、富含诗意，可谓自成一家。上世纪80年代以来，《诗经》白话翻译的出版曾盛行一时，出现了不少版本，如余冠英、袁愈荌、周振甫、程俊英、裴溥言等诸先生均有相关作品。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翻译的孰高孰低难有定论，但金先生的翻译既是他几十年的苦心孤诣之作，借用卢梭《忏悔录》中的一句话，可以说“虽然我不比别人好，但至少和他们不一样”。

    书中的注释也是本书的一大特色。金先生选择直接将古人的注释呈现给读者，而不作自己的现代解说，可谓字字有出处。虽然如此，其中却蕴含着金先生独特的研究心得，他所展示的古人原注，乃是一个专业学者精选细择的结果，原则是择善而从，摒除门户之见。金先生认为，《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里面既有民歌，也有上层统治者的作品。《诗经》成为儒家经典是后来的事，而为了使之实现这种身份的转变，必须要借助教化的理念进行重塑，因此传统儒家学者宣扬的“诗教”多有牵强附会的地方。今天我们探索《诗经》，应力求还原它本来的真实面貌。以往的注释解说，由于受到历代经学思想变迁的干预，于是有所谓汉学、宋学、清学之分，各自都为了迎合当时的政治需要而呈现出明显的倾向性。处理这些历史的材料时，要留意从源头上进行鉴别，防止落入狭隘的门户之见。过去学者辛勤劳动的成果，是一笔丰富宝贵的遗产，值得我们珍视。因此要在广泛研究古人注释的基础上，得出自己的观点。如《谷风》中“采葑采菲，无以下体”一句，历来注释多有争议。东汉的郑玄解释说，葑和菲这样的蔬菜，上面的叶子和下面的根都可以食用，但是它们的根有时候好吃、有时候不好吃，采摘蔬菜的人，不可以因为它们的根可能不好吃就丢弃了叶子。东晋的杜预则认为，葑和菲这样的蔬菜，上面的叶子可以吃，下面的根不能吃，采摘的人不能因为根不能吃就将可以吃的叶子也丢弃了。可见历来的解释，都将“下体”解释为蔬菜的根部，“无以下体”意思是不要因为根茎的不好而舍弃上部的叶子。可是，这样一来就有一个问题：采摘蔬菜的人，一定是先采摘叶子，后挖出根茎，为什么会因为蔬菜的根不好就不采其叶子呢？按照常识似乎解释不通。金启华遍览前人诸家注说，最终采用了王夫之的注解：草木是从下往上生长的，故而在下的根部先成形，实际上应该是“上体”，而在上的叶子反而是“下体”，故而“无以下体”并不是说不要因为植物的根不好而舍弃叶子，而是相反的意思。葑和菲这样的蔬菜，叶子和根都可以食用，到了根可以吃的时候，叶子已经老得不好吃了，所以在采摘的时候，不要因为它们的叶子不好，就忽视了它们好吃的根茎。如此一来，就好明白多了。金启华正是带着这样的批判眼光，审视前人的注说，从而将他觉得最好的注解呈现给读者。在前言中他说，当找到这样发前人所未发、一扫很多牵强附会说法的诗注时，自己内心的喜悦实在不可言喻。可见，《诗经全译》中的注释也是金先生精心为读者准备的内容，不仅言必有所据，也融入了自己的学术立场和观点。

一代有一代之学问，成长于近代中国、深受传统文化熏陶与学术思想转型冲击的老一辈学者，金启华先生可谓其中最后的代表之一。其思想其文字，不止展现了个人的天才，也凝聚了过去时代的精华，成为当下及未来的基石。金先生的弟子，日本京都大学博士、南山大学教授蔡毅先生有这样的回忆文字，对金先生的一生做了极好的注解，读之令人动容：金先生属老一辈学者，但迂阔、古板一类字眼，都和他无缘，反之显得相当“洋气”“有派”：高高的个子，白皙的皮肤，尤其是那高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一望便觉不同凡响。先生在学术研究上的贡献，已有等身的著作在，不用我来饶舌，我想强调的，是先生的多才多艺。他的书法自成一体，旧体诗词极见功力，与叶嘉莹、周策纵等学者多有唱和。他还长于小说等文学创作，晚年编印的《启华创作集》，可见其出色才华。读了先生写的现代诗，我才恍然大悟，先生的《诗经全译》为什么那么生动传神。先生的英语也极佳，退休后赴美讲学，常即席畅谈，挥洒自如。据说他在西南联大时和杨振宁先生同一寝室，杨先生赴美留学前，他们一起苦练过英语。我常在想，我们和金先生他们那一代人相比，似乎总有些差距，但究竟差在哪里呢？我们因出境自由，外语也许可以说得更溜；借助现代的检索手段，著述也许可以出得更多；当然也可以附庸风雅，赋诗填词，写字作画。这些看得见的东西，我们也许都不缺。我们身上真正缺少的，是他们那一股浓郁的书卷气，那一份对学术发自心底的热爱和虔诚。由于时代的原因，个人的原因，这个差距，也许永远无法弥补。

斯人已逝，清流远去，文字长存。借由他们的著作，我们或许便可以超越时代的藩篱，从当下的琐屑中获得片刻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