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唐与印度（上）：佛教对中国人世界观的冲击

中国本来的宇宙观在佛教传入后受到巨大的挑战，中国人认为自己处于世界的中心——而印度传来的新知识则认为印度处于中心而中国是边鄙之地，身处边缘带来的焦虑感在许多高僧的著作中均可看到。五印度中的“Madhyadesa”被译为“中国”，许多早期佛教文献所谓的“中国”并非中华之中国，而是Madhyadesa。后代之学者不了解其中的思想背景，就会犯下啼笑皆非的错误。比如清代四库馆臣对东晋《法显传》有关“中国”的记载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认为“其书以天竺为中国，以中国为边地，盖释氏自尊其教，其诞谬不足与争”（《四库全书总目》卷七一）。晋僧慧严就认为中天竺才是世界的中心，中国不能叫“大夏”，只能称“东夏”。（《释迦氏谱》，《大正藏》第50册）三国吴月支优婆塞支谦译《佛说太子瑞应本起经》就已经把释迦牟尼的故乡迦毗罗（Kapilavastu）描述为天地的中央。（支谦译《佛说太子瑞应本起经》，《大正藏》第3册）这种观念一直到唐代梓州慧义寺沙门神清撰《北山录》时还被坚持，其将洛阳视为震旦的中心，而天地的中心是在印度。（《北山录》卷一○，《大正藏》第52册）持本土立场的学者，比如李淳风，对佛教宇宙观大加批判，他极力论证华夏居天地之中，指责佛教对天地的论述“怪诞不可知”。（杜佑《通典》卷一八五《边防一》）

唐代及其以前，中国僧人不远万里，冒着生命危险去天竺求取佛经。法显、玄奘、义净等高僧无不对此作出贡献。但是同时，他们都在内心深处有某种焦虑，为自己生在边地而焦虑。玄奘到天竺之后，甚至为此气绝。法显他们到了印度之后，要千方百计去佛经里提到的圣地朝圣，比如佛祖讲经的耆阇崛山（Gdhrakūa）。耆阇崛山（Gdhrakūa）又名伊沙堀，揭梨驮罗鸠胝，姞栗陀罗矩吒，在中印度摩揭陀国王舍城之东北，释尊说法之地。法显、玄奘都曾到此山朝圣。耆阇崛山在唐人心目中的地位非常高，有机会多去凭吊，高宗上元二年（675）至则天光宅元年（684）义净住那烂陀寺，十载求经。尝与无行同游鹫岭（即耆阇崛山），又在王舍城怀旧，赋诗述怀，写下了《杂言》、《一三五七九言》诗，其中《杂言》即作于耆阇崛山，其词有云，“观化祇山顶，流睇古王城”，“七宝仙台亡旧迹，四彩天花绝雨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当玄奘归国时，其在印度的师友就劝说他留下，最主要的理由就是印度是佛土，而中国处于边地。唐代及其以前的朝代，对印度充满了美好的想象，但是这一切，在一个大唐的使臣到达天竺之后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种变化足以影响到了佛教在中国本土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