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季】22.7|方志远：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一次考试，两种人生 

明孝宗弘治十二年(1499)，是明朝科举的“大比”之年，有两位后来大名鼎鼎的人物，同时参加了这一年礼部主持的“会试”。这两位人物，一位是唐寅唐伯虎，另一位是王守仁王阳明。但是，二人结局不一样。

唐伯虎因为考试前见了主考官，被人质疑有行贿之嫌，被贬为吏，从此放弃仕途、放荡形骸，在明朝的“体制外”折腾艺术，闯下了极大的名头。“六如居士”的书画成为珍品，“唐伯虎点秋香”的戏曲成为经典。但是，唐伯虎虽然是在体制外折腾，却恪守道德底线：“闲来写幅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汪砢玉《珊瑚网》）。

王阳明以会试第二名、殿试第十名中了进士，进入了官场，从此在明朝的“体制内”做官，在体制内建功立业，但同时也在“体制外”折腾，讲学授徒，公开挑战程朱学说。有意思的是，无论是“体制内”建功立业，还是体制外授徒讲学，王阳明都闯下极大的名头，被封为“新建伯”，成为明朝以军功封“伯”的三位文官中的一位，又被送进孔庙，成为明朝从祀孔子的四位“大儒”中的一位。

所以把王阳明、唐伯虎二人同时推出，是为了说明他们所处时代的特征：明朝前期的“严峻冷酷”已经过去，正在进入“百年承平”的社会转型时期：经济持续发展、城市呈现繁荣，风气日渐开放，思想趋向自由、多元化的社会正在到来。所以，不管是在“体制内”做官、建功立业，还是在“体制外”创作艺术、讲学授徒，或者从事其他的职业和活动，都有成功的机会，都可体现出人生的价值。这是一个真正“生产”天才的时代，是一个真正的“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时代。

我们说到的那位“垂衣拱手，不动声色”的成化皇帝，被当时人们所指责的，不仅仅是宠爱万贵妃、不接见大臣，还曾经让一位叫汪直的宦官组建西厂，又通过宦官“传奉圣旨”的方式，封了几千名“传奉官”。而这几千名“传奉官”，可以认为是“三百六十行”的代表性人物。

“传奉官”的身份 

成化二十一年(1485)正月初一日傍晚，发生了明朝开国以来罕见的一次被称为“星变”的陨石雨。正月初三日，成化帝下诏求直言。应诏言事的吏、礼、兵、工四部及六科十三道不约而同将主要矛头对准了“传奉官”，称其为“招天变之甚者”。接着，各有关部门对现任“传奉官”进行了统计，总数近3700人，当然，这还不是最多的时候，最多的时候达4700多人，为北京在编文官的两倍。即以这3700人为例，其公开身份：一是文官，供职在通政司、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钦天监、太医院等衙门，共有500多人；二是武官，主要供职在锦衣卫等京卫，也是500多人；三是匠官，供职在工部及内府各宦官衙门，人数最多，达1300人；四是僧道官及教坊司官，有1000多人，藏族即“番僧”占其中的大部分。但对他们的真实身份进行分析，就不是文官、武官、僧道官和匠官那样简单，他们是真正的“三百六十行”。 

第一，文书类。从事这类工作的“传奉官”，有儒士、监生、生员，有在职或被罢免的低级文官，还有被称为“杂流”的义官、工匠、胥吏及各类社会闲杂人员。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文华、武英二殿及内阁制敕、诰敕二房，或者在部院等衙门，在这些衙门干什么？做“书办“，为“书办官”，见于记载的约有150人，他们是书写公文的高手，属“秘书”人才。另外一些人，隶属内府的御用监等衙门，主要工作是在仁智等殿专门抄写或改编小说、经书及词典、歌谣之类，见于记载的约200人，他们是通俗小说、传奇杂剧或民歌时调的作者或改编者，或者是佛经故事的翻译家，他们可以统称为民间文学家或艺术家。

第二，医术类。因为是通过“传奉”得官或升迁，所以每每被言官们斥为“庸医”。但他们多出身于医生世家，其中不乏名医。如钱宗嗣、钱宗甫，都是江南名医，钱宗甫更在传统医学的发扬光大上有很深的造诣。

第三，方术类。这一类的“传奉官”，可以说和医术同源而异流，包括各类数术：有祈祷术，既祈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更祈祷皇帝身体健康、万寿无疆，这是例行公事的常规性祈祷；应急性的则有祈子、祈雨、祈雪、弭灾等。有星命术，通过观察天象预测吉凶、查看地貌指点风水，阴阳卜筮等可以归于此类。有符箓术，通过画符念咒的方式，役神驱鬼、去病消灾，五雷法、扶鸾术等可归于此类。有房中术，通过内服丹药、外行导引等办法，强身健体、强化性功能。等等。当然，这些方术也是相通的，尽管他们在当时受到诟病，但人们只是不满他们跻身官场，却并不怀疑他们的“数术”。实际上，这些数术中的一部分，在当时其实可堪称先进的科学技术。比如，行祈雨、祈雪术者，必然对气象的变化规律有长期的观察和研究，一次祈雨或祈雪的成功，就是一次准确的天气预报，而不成功则是预报的失败，这在现代天气预报中也是常见的，只是准确性的概率更高而已。再如行房中术者，至少是治疗性生理疾病和心理疾病的专家，当然，成功与否也不仅要看术士或道士治疗水平的高低，还要看接受治疗者的心理和生理条件。

第四类，技术类。这一类与医术、方术相类似，也可以视作专业技能之士，包括：天文生和钦天监官，他们对天象进行观测并发布预言，并负有修订历书以指导农事的职责。阴阳人，他们通过察看风水为人选择宅基坟地、预言吉凶为人提供祸福信息。乐舞生和太常寺官，他们通过歌唱舞蹈进行祈祷祝福并与上天对话。

第五类，工匠类。他们是从事器物制作、工程建筑与装修等工作的工匠，多达1300人，在“传奉官”中占有最大的比重。他们之中，有建筑师、篆刻师、印刷师、器物制作及鉴赏师，以及从事其他各类手工制作者。他们大多是各个工种的高手。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被称为“蒯鲁班”的木工蒯祥和玉器制作高手陆祥，他们都以资历和工艺升迁至工部侍郎。

蒯祥墓

第六，艺术类。见于记载的近200名“画士”，足以说明书画家在传奉官中的份量。但传奉官中的书画家却远不止这个数字，以成化二十一年（1485）闰四月恢复全俸的17位锦衣卫传奉官为例，虽然公开身份都是锦衣卫及其他京卫的军官，但全是画家。其中，都指挥使倪端工山水人物，都指挥佥事周全尤擅画马，他们的作品，皆名贵一时。

第七，番僧类。在传奉官中，数量仅次于匠官的是“番僧”，这是元明时期站在汉人立场上对活动在内地藏族僧人的称呼。《明史·西域传》说，明太祖招徕番僧，目的是为了“化愚俗，弭边患”，他们在加强中原与藏地的文化交流、增强藏民及西北少数民族对中央政权的认同上，确实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大量的“番僧”在内地、在北京，也是因为他们多身怀“秘法”或“异术”。

文化消费的繁荣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农副产品的生产与运销，交通运输与车船制造，酒楼茶馆与饮食供给，典当质押及铸钱制币，以及制瓷造纸，采矿冶炼、刻板印刷、戏曲小说，等等行业，均可发家致富。

正统时任北京国子监祭酒的李时勉曾经说当时有《剪灯新话》之类的小说流行，不但“市井之徒”争相传诵，国子监的监生们也日夜记忆，作为谈资。当时在社会流行的明人小说，不仅有瞿佑的《剪灯新话》，还有李昌祺的《剪灯余话》等。但这些还只是文人作品，其读者面也主要是市民中的读书人。大量面向普通民众的文学作品，这时也通过书面的或口头的、版刻的或表演的方式广为流通。

景泰、成化间著名的学者和政治家叶盛以当时人记当时事：“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书，南人喜谈如汉小王、蔡伯喈、杨六使，北人喜谈如《继母大贤》等事甚多。农、工、商、贩，钞写绘画，家畜而人有之。痴騃女妇，尤所酷好，好事者因目为‘女通鉴’，有以也。甚者晋王休徵，宋吕文穆、王龟龄诸名贤，至百态诬饰，作为戏剧，以为佐酒乐客之具。”(《小说戏文》)小说、戏曲在流行，民间时曲，也有了新的品种，如《锁南枝》《傍妆台》《山坡羊》等(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时尚小令》)。这些不仅说明时曲传唱的普遍性，也说明有人正在从事这方面的收集、整理和创作，同时还说明，“淫词荡曲”的版刻、发行已不受限制了。

在东南地区，各种戏曲也在流行，比如传奇、“戏文弟子”。

我刚才列这么多只想说明一点，各种各样的文学艺术作品，各种各样的精神食粮，各种各样的工艺，都在成为大众的消费品，而它们离不开一个符号，这个符号就是文化消费或者说精神消费。

文化消费即文学艺术的创造及传播，彰显出一个新的价值标准的出现，“文化”继仕途、财富之后，成为新的价值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