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季】22.5|方志远：五百年前“感动中国”的故事

明朝的冬天有点冷 

在明代社会多元化的过程中，正统、景泰、天顺年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过渡期，在这个过渡期发生了一件500年前“感动中国”的事情，有力地推动了明代社会的多元化。

根据竺可桢、王绍武等先生的研究，地球的北半球，从公元14世纪下半叶也就是明朝建国那段时间开始，进入“小冰河期”，而从15世纪20年代，也就是永乐末年及宣德年间开始，中国的气候比过去更为寒冷。“土木之变”和景泰帝即位的1449、1450年前后，华北发生明代最冷的气候，汉水结冰，太湖、淮河结冰。这一气候的总态势，使得宣德、天顺期间发生的自然灾害，比洪武、永乐期间更频繁、更严重。

竺可桢

不得不说的是，明朝政府这个时候还是“责任政府”，努力帮助民众共同度过因自然灾害带来的饥荒。但是，官府有赈灾之心却无赈灾之力。原因在哪里？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在官府。明太祖、成祖期间，要求各县均设“常平仓”，储存粮食，以备灾荒。但是，随着洪武、永乐严峻冷酷政治气氛的过去，官场的腐败也不可避免地严重起来，“常平仓”的实际储存和账面数字严重不符。第二在储存。粮食的储存和黄金不同，既怕潮湿又得通风，需要不断倒仓，这就要成本。三年粮食丰收，不但粮仓装不下，甚至觉得粮食根本不是问题。等到需要粮食的时候，粮食不足了。第三在人口。随着人口的增加，一旦遇上灾荒，政府的赈济压力比过去大得多。

富民纳粮获嘉奖 

有官员开始在富民之中“劝赈”，各地富民在官府的动员之下，开始是借粮、后来是纳粮，帮助政府赈济灾民。正统二年，明朝朝廷做了一件十分漂亮的事情，把各地捐粮富民的典型共10人，一并请到北京，进行嘉奖。《明英宗实录》记载了这件事情：

正统二年五月戊午，旌表义民十人：胡有初、谢子宽，吉安府人；范孔孙，浮梁县人；于敏，榆次县人；巩得海，邳州人；张雷，石州人；梁辟、李成、俞胜、徐成，俱淮安人。人各出稻千石有奇，佐官赈济，诏赐玺书旌劳，复其家。

这个事情在多种明史著作、明人文集及地方史志中都有记载，可见在当时产生了极大影响。在此之前，民众获得朝廷“旌表”，主要是道德方面的原因，如“孝子顺孙、义夫节妇”、“以身许国、忠义报国”等，因纳粮助赈而获得朝廷“旌表”特别是“集体”旌表，在明朝尚无先例。况且，被旌表的十位富民或者说“十大义民”，其纳粮助赈的时间不一，地域不一，但集中进行旌表，其意义便不同寻常。

不但给以“义民”的光荣称号，而且免除全家若干年的杂役，特别是还以皇帝的名义，赐给嘉奖令。这既是巨大的荣誉，也是巨大的无形资产，给其他富人以示范，成为一种“国家动员”，用“感动中国”的人物，动员其他的富民。在这个“动员”之下，短短三年时间，有数百上千的富民因为纳粮、纳草、纳马、纳银而受到嘉奖，成为五百年前感动中国的故事。

持续动员，持续贬值 

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土木之变”的发生，是明朝自“靖难之役”后的又一次政治危机。此前不久，东南有矿徒叶宗留、佃户邓茂七在江西、浙江、福建掀起的动荡，西南有土司思任发、思机发父子在云南、缅甸边境地区掀起的动荡。这些事件，显示出明朝立国半个世纪后社会矛盾的新态势。由于多处用兵，加上水旱、地震频发，政治上一旦发生危机，国家财政便更加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明廷进行了新一轮更大规模的动员，并且推出了给予冠带的举措。特别是由单纯的赈济灾民，转变为在赈济灾民的同时充实军饷，在特定的时间内，充实军饷甚至更重于赈济灾民。通过这些措施，一定程度缓解了南北用兵及灾荒所带来的粮食供给上的困难，也使景泰君臣从中得到启示，民间原来有着巨大的人力、财力可供发掘。出于这种认识，明廷进行了持续的动员，试图保持并提升社会力量的赈灾助饷热情，乃至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

但是，当时的明朝当家人或许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富民的捐纳或资助，一开始就不是十分自愿的，一开始就和官员的鼓动和乃至威胁有关。正统二年受到表彰的“十大义民”的第一位，是江西吉水县的富民胡有初。当时任礼部侍郎的江西泰和籍王直记载了胡有初这位吉安老乡的“善举”过程：

岁甲寅(宣德九年)大饥，饥民至操兵为盗。柯暹理县事，以为忧。公(按：胡有初)曰：“勿忧也，此但求食耳，赈之当自定。”首出谷一千石佐县官。柯喜，称公为大丈夫，作诗美之。诸富民稍稍皆出谷以助赈施。吏部侍郎赵公廵抚至县，又于公劝分，公又出五百石。赵公大悦，上其事。天子嘉之，降敕旌为义民，劳以羊酒，复其家。于是公之义声闻天下。天下富民皆化公所为，争出谷以济饥。而义民之旌，亦满天下。

首先是吉水知县柯暹动员，胡有初捐谷一千担；然后是巡抚赵新动员，胡有初又出了五百石。有一种记载是知县柯暹见胡有初，说邻县已经闹事了，如果不救灾，吉水闹事，我们做知县的也没办法啊！你说胡有初能不捐吗？而作为“总督税粮”的江西巡抚赵新的贡献，不仅是动员胡有初再次纳粮助赈，更是将胡有初的事迹上报朝廷，通过朝廷旌表其为“义民”。于是，发生在地方一隅的个人行为，被提升为社会形象，为所有的富民树立起一个榜样。这样的榜样当时并不止一个，明廷一次性就旌表了10位。而在江西，赵新同一时期也树立了多个榜样，除了在“十大义名”中排列第一、二位的胡有初、谢子宽外，吉水县的另一位富民曾希恭、新淦县的富民郑宗鲁也因为纳粮二千石被旌表为“义民”。

由于忽略了这个基本的事实，又受到特别时期纳粮赈灾“大好形势”的鼓舞，明朝统治者对开始发生的民心的变化懵然不察，他们认为“义民”、“冠带”是朝廷给民众的“恩典”，却不知民间已经将这套动员视为政府的“敛财”。直到多轮动员没有达到效果之后，户部才醒悟过来，在各地官员的呼吁之下，不断降低富民获得“冠带”的门槛。

景泰三年十一月，经巡抚朱鉴的争取，山西“冠带荣身”的纳米数，由800石降为500石；经巡抚韩雍的争取，江西“冠带荣身”的纳米数，由1200石米降为640石。

景泰四年四月，经巡抚李敏的争取，苏州等府“冠带荣身”的价位由1500石降为800石。

景泰五年七月，经按察使罗箎争取，浙江已经获得“冠带”的富民，九品、八品者再纳米300石，七品、六品者再纳米600石，“俱升一级”。

景泰六年八月，朝廷自行降价，命江西、浙江军民，有能纳米200石者，即授从九品“冠带”，再纳者每200石递升一级，“俱于本处望阙谢恩，荣耀乡里”。

景泰七年正月，由于“连年水旱民艰，加以远运军储”，命“湖广军民”有能纳米100石者，即给冠带。有能纳米500石者，授军职百户，800石者授千户，“俱终其身”。

这样，短短的四年时间，“冠带荣身”的门槛，由800-1500石降到了100-200石，虽然朝廷一再强调“不支俸、不管事”的底线，但“冠带”的品级却可以从九品逐步升级到六品乃至以上，纳米实授军职的情况也越来越多。“国家荣誉”在频频遭遇民众的冷落之后，急剧贬值。

但是，即使大幅度贬值，“旌表义民”、“冠带荣身”的动员仍然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在这个形势下，“纳米入监”逆势而上，成为继“义民”“冠带”之后一段时间内具有重要意义的赈灾助饷措施。

纳米入监 

景泰四年四月，山东临清县学生员伍铭等人表示，愿纳米800石赈济灾民，条件是入国子监读书，即由地方官学的生员而为京师国子监的监生。到国子监读书有何好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入编”了，可以直接做官，也可以直接参加科举考试。当时在山东救灾的宦官右少监武艮、文官礼部右侍郎邹干联名上疏，认为山东等处正遭遇灾荒，赈济艰难，希望朝廷接受这个条件，让纳谷、纳银、纳马的生员进国子监读书。他们的要求，得到户部的支持，却受到礼部反对，不能让国家的最高学府有铜臭味。

但是，礼部要的面子，挡不住户部要的银子。明朝朝廷批准了武艮、邹干的奏请，接受伍铭等人的捐纳、允许其入监读书，并且因此定下“则例”：各布政司及直隶府州县，凡有官学生员能纳米800石于临清、东昌、徐州三处赈济灾民者，“愿入监读书者听”。通过这种方式入国子监者，后来被称为“例监”，即由纳米入监“则例”而入国子监的监生。于是，从景泰到天顺，10年时间，有上万富人子弟通过捐200多两银子或者三到五匹马，或者几百石米，进了国子监读书，后来更降到120两银子。

这个现象的发生，令许多通过苦读而进入国子监的监生们的极度不满，有600多位国子监生发布联合声明，不屑与这些“富二代”同伍。针锋相对的是，有100多名通过捐纳进入国子监的富家子弟也发布联合声明：有本事没本事，考场上见。结果，在接下来的多次科举中，不少“富二代”为自己和自己的家族正了名，他们不但中了举人，有的还中了进士，让人们刮目相看。

国子监街上的牌坊

在富家子弟通过纳粮、纳银、纳马进入国子监的启发下，明朝出了一条新的政策，正三品以上的京官，可以有一子或孙“荫”为国子监的监生。所以我在一篇文章中指出，通过“十年寒窗”进入官场，又在官场苦熬了若干年才做到正三品以上京官的资格，在入国子监读书的问题上，只值富人的120两银子。

这个事情在当时具有重大的意义。

第一，意味着明朝的国家权力对社会财富、对个人财产合法性的承认。国家权力不能再像洪武、永乐时期那样，时时通过强制迁徙及抄没，无偿剥夺富人财产。

第二，意味着国家权力与社会财富之间的态势发生了变化。社会财富、个人财产不但受到国家的公开承认，而且当国家权力需要社会财富帮助时，需要用国家荣誉进行交换，富民则可通过个人财富，和国家权力讨价还价。

第三，引发了社会价值观的巨大变化。原来，科举、做官并不是唯一的一条出路，通过各种方式发家致富，同样可以得到社会的承认。

 “财富”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成为人们公认的价值标准，民众在“仕途”之外，有了“财富”的选择，弃学经商、弃农经商成为诸多读书人或“社会精英”实现自我价值的新出路，用句今天的时髦语：“有钱就是大爷。”明代社会从此进入“仕途本位”与“财富本位”并存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