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精制版19】阿瑟-克莱曼：《活出生命的意义》| 牧师之下，医师之上：一个奥斯维辛幸存者的存在主义救赎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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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1946年

作者: [奥地利] 维克多·弗兰克尔

出版社：华夏出版社

中文文稿

你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和哈佛大学医学院的教授阿瑟-克莱曼。他将带我们解读奥地利精神科医生维克多-弗兰克出版于1946年的著作，《活出生命的意义》。这本书记录了弗兰克在二战期间被辗转收押于多个纳粹集中营的经历。作为美国最有影响的十部著作之一，截止到作者弗兰克去世的1997年，这本书在全球已经被翻译为24种语言，出版超过一千万册。

我是阿瑟-克莱曼，是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医学人类学专业的教授，也是哈佛医学院的精神病学家，我在哈佛已经执教了四十三年。

《活出生命的意义》这本书的作者维克多-弗兰克是一位奥地利神经内科医师和精神病医师。弗兰克1905年生于维也纳的一个犹太家庭。从1942年秋天被纳粹逮捕，到1945年德国投降之前，弗兰克和他的家人被分别关押在捷克、波兰和德国等多地的集中营。弗兰克在集中营中熬过了大概三年时间，期间曾辗转经历过四个集中营，其中就包括奥斯维辛集中营。但他最终活了下来。

弗兰克属于极少数的幸存者。当美军把他从关押他的最后一座集中营里解救出来之后，弗兰克悲痛地发现，当初和他一起被捕的父母、兄弟、以及他的新婚妻子，都已经不知在什么时候就死在了欧洲各地的集中营中。逝者已矣，而生者的梦魇似乎仍在继续。

当肉体得到了解放，幸存者们也将不得不直视他们此前无暇顾及的内心——那里有巨大的精神创伤。在集中营里经历过的极端状况让他们陷入了一种普遍的绝望。

要知道，这是加缪、萨特和广义上的海德格尔哲学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哲学家们关注的问题都是存在主义的问题。比如，我们活着是为了什么？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还有一个终极的问题，世界既然如此荒谬、人生既然如此痛苦，那人为什么不自杀？

作为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也作为专业的精神科医生，弗兰克在战后开始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反思这些问题。这就是他撰写《活出生命的意义》这本书的缘起。在书中，弗兰克首先探讨了可能导致人绝望的两种状况：一是在一个失序的世界中经历了“极端体验”；二是一个人与他所处的群体在道德原则等问题上产生了剧烈冲突。

弗兰克这本书探讨的是人在经历了某种残酷的极端体验之后的应对方式。所谓极端体验，是指任何骇人听闻或异常艰难的体验。它的诱发因素可能是重大疾病、金融灾难、严重的社会问题，等等。事实上，一切迫使你从日常理性中跳脱开来、迫使你去对一个失序的世界作出合理化解释的境况，都属于极端状况，都会让你经历极端体验。这种极端的状况会打破世界原来的秩序，让人失去对意义的把握。

尽管并非只有在集中营中才会产生“极端体验”，但集中营中的确是一个非常特别、非常极端的世界。一位学者曾把这个世界叫做“灰色地带”，一旦进入了这个“灰色地带”，人们的价值观会受到激烈的挑战甚至颠覆。从前对他们而言很重要的东西，比如体面尊严、无私无畏等，现在都不重要了。人们的目标只剩下一个，那就是生存。世界变得简单而残酷：要么活下去，要么活不下去。为了活，人们会做一些他们在这个灰色地带之外绝不会做的事，比如偷窃，比如背叛。集中营的灰色地带就是一个失序的世界，它和一个有着正常理性的世界仿佛隔了阴阳两界。

一个失序的世界，可以指大的外部环境，比如二战时犹太人所生活的整个德国或整个欧洲。它也可以指人身边的小环境，或是说，一个人的“当下处境”（local world）。

“当下处境”是指围绕着一个人的近旁的环境，以及这个环境中的人际关系网络。构成一个人当下处境的，可以是他工作的单位，他生活的邻里村庄，还有他的朋友圈。在正常状况下，一个人和他的“当下处境”之间是一种和谐融洽的关系。他和周围人关于一些重大议题的观点基本是一致的，对于哪些属于重大议题的判断是一致的，对于何谓社会的核心价值的认知也是一致的。这个核心价值可以是真善美，也可以是追求地位或金钱，就看你和你周围的群体秉持的是怎样的价值观。

一般而言，人与他所在的群体总会保持同步。但有些时候，他会在核心价值的问题上与他周围的人产生冲突，开始以批判的眼光看待他周围的人。这种批判，往往带有道德的意味。举个例子：一个年轻医生进入一家医疗机构工作，他非常享受医治病患、照顾病患的感觉，始终没觉得有什么问题。但过了几年之后，他意识到医院并不像他自己那样，一心只挂念病患的健康。医院在乎的，不过是从病患身上攫取利润，把病患当成摇钱树。于是，这位医生就开始了对医院的批判。这种批判，就是一种道德的批判，也是一种道德的追求。

无论在纳粹集中营中遭受过精神创伤的犹太难民，还是这位想要从他的“当下处境”中跳脱、实现道德超越的医生，他们都面临着类似的精神危机。对于这种危机，人们可以有多种解決方案。

在前现代社会中，人们通常会向『牧师』寻求帮助，在宗教中获得慰藉。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尤其是在佛洛依德创立了精神分析学之后，人们又多了一个选择，开始转向『医师』寻求帮助，期待以科学的医疗手段根除病症。

但弗兰克给出了既非全然倚仗宗教、也非全然倚仗科学的第三条道路。

尽管在求学时代时受过佛洛依德很大的影响，但弗兰克并不同意佛洛依德关于什么是人的生命的最大驱动力的观点。佛洛依德认为人是由欲望、尤其是性欲驱动的。人活着的动力就是为了追求享乐，满足各种欲望。另外还有一些心理学家，比如阿尔弗雷德-阿德勒，提出人活着的根本动力是追求地位和权力。

这些观点在弗兰克看来都过于野蛮激进了。他认为，人生命的动力，在于追求意义。他说，人在困境中思考世界的意义，就像是你的心肺在身体承受压力时为维持正常的生命体征而做应激反应一样：有了对意义的追寻，你才能在困境中继续走下去。

这就是弗兰克所说的“意义疗法”。这种疗法既不像宗教那样，给人一个美好的乌托邦的预设、让人期待一个完美天堂或是一个玄想中的彼岸世界的存在；也不像其他精神科医生所建议的那样，用科学干预的手段，直接去除给人造成精神折磨的病灶。“意义疗法”首先承认现实世界的虚无与荒谬，然后就是引导人们在虚无与荒谬中寻求意义。

当然，这一切都只是弗兰克作为一个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的科学假设。在实际操作层面上，它对有些情况是适用的，对有些则不适用。不过，正如弗兰克自己曾经说过的，哪怕只要有一个人能靠着对“意义”的追寻挺过了最艰苦的困境、没有在这种困境中丧失希望，那也就证明了人类具有这种强大的自愈的内在潜力。人靠着这种自愈的潜力，就能超越一切外在命运加诸其身的桎梏和迫害。当然，尽管弗兰克给出了产生意义的三个来源：工作、爱和勇气，他却始终没有给出“意义”的确切定义，没有告诉我们应该追求怎样的意义。这也是他的学说会遭受诟病的原因之一。

弗兰克在六十年代发表的一篇关于精神病学和“意义疗法”的论文中，曾经谈到过他给另一位纳粹集中营的犹太幸存者进行心理咨询的故事。这个故事或许能让我们获得一些关于“意义治疗”的直观感受：

【我曾经接受过一个犹太拉比的心理咨询。他在二战中失去了至少七位至亲——他的妻子和六个孩子都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毒气室。这位拉比战后重新组建了家庭，但他的第二任妻子却没有生育能力。拉比因此感到生活无望，非常沮丧。

【我试图解开他的心结。我先是告诉他，生命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繁衍。因为如果我们假设一个人活着的意义就是生养孩子，那我们其实是在说，人的生命本身是不完整的，它没有独立的意义，它只能通过另一个生命才能获得圆满。按照这种逻辑，一个不完整的生命，哪怕他世世代代无休止地繁衍下去，他所延续的这些生命，也必然都是不完整的。

【这些话似乎并没有起到多大效果。拉比说，作为虔诚的犹太教徒，他死的时候必须要有儿子给他唱祝祷的犹太经文。我没有气馁，继续开解他。我问他他是否希望死后与他的孩子们在天堂重逢。他听到这个问题就哭了，而我也终于探得了他绝望沮丧的真正原因。

【原来，这位拉比觉得，他的孩子是因为受到了无辜的加害而去世的，因此按照犹太教的教义，他们作为纯真的殉难者，会在天堂享有最尊贵的礼遇。而他，这个苟活下来的老人，一个罪人，又如何可以期待他与他的孩子们能在天堂同处一室？

【于是我告诉他：“拉比，难道你不觉得，在你有幸存活下来的这些年中，你所经受的精神煎熬、你所遭逢的一切苦难，其实已经把你净化成了和你那些殉难的孩子们一样无辜纯真的灵魂、你已经有足够的资格和他们一起进入天堂最尊贵的序列了吗？《圣经》的《诗篇》中不也曾经写过吗——神会记取你所有的悲伤与泪水！所以，你并不是在白白受苦。”

【听了这番话，拉比终于在经历了多年的精神危机之后第一次有了释然的感觉。我的这些话从另一个角度照亮了他的内心，让他得以以一种不同的方式重新审视他的苦难经验。

整一个诊疗过程都是在“灵魂”的层面上关注这位病人的心理问题。但它距离宗教式的开解仍有一步之遥，因为弗兰克并没有直接给出“皈依某种信仰”这样的出路。但与此同时更值得注意的，或许是弗兰克作为一名专业的精神科医生的克制。

他本可以以强烈的、介入性的姿态在病理学层面上剖析症状、然后用高效的医学手段“对症下药”。但他却选择了“后退一步”，把关注的焦点从“病”和造成“病”苦厄和困境，转移到了病人本身。弗兰克用看似被动的方式引领病患去关注其自身所具有的、解决虚无感与精神痛苦的内在潜能。他让病患意识到，受苦本身其实就是一个净化升华、完成意义的过程。

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意义疗法”回应了存在主义的核心议题，那就是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但人是可以自由选择的。换言之，当人主动选择去面对苦难、在苦难中找到意义时，苦难便不再是苦难了。“意义疗法”引导病人所追寻的，不是他人的救度，而是自赎；它所医治的，不是病，而是人。

我们今天的嘉宾克莱曼教授在他2019年的出版的《照护的灵魂：哈佛医师写给失智妻子的情书》一书中也传达了类似的观念。

我在这本书里讲的故事是基于我的亲身经历。从青少年时代开始，我一直是一个非常自我中心、也很粗心随性的人。我从未想过我将来要成为一个“照护”（caregiving）别人的人。在我和我太太几十年的婚姻中，前面的三十六年都一直是她在照顾我。但在这段婚姻的最后十年，因为她患上了阿兹海默症，我才开始学着照护她。

她是在五十多岁时就患上这种病的。阿兹海默症夺去了她的推理能力、记忆力、判断力和对情绪的把控能力。渐渐地，她连视力也失去了。她最终变成了一个痴呆的盲人。在最初的四五年中，我让自己适应了之前从没想过自己能做到的事：我给她喂饭、穿衣、扶她走路、照看她的一切基本的需求。

照护患有重大疾病的家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当时虽然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忙，请了家庭陪护，而且最后大家也确实齐心合力安排好了很多事，比如护工管白天、我管晚上，但在某些时刻，我还是会觉得自己快要撑不下去了。照护太难了，它让人感到煎熬、苦闷、沮丧。照护病人其实就是让你强忍你所不能忍的事。这种时候我心里就会有和弗兰克一样的疑问，那就是，我做这些事究竟有什么意义？

但无论“照护”病人的过程有多么艰辛，克莱曼教授却从未想过要把患病的妻子完全交给医疗机构，让医疗机构对她的“治疗”取代家庭成员对她的“照护”。

现在的确有一种趋势，是由医疗机构取代家庭来接管病患。因为人们觉得这样可以减轻家庭成员的负担，并且提高对病患的照顾质量。但我并不这么认为。什么是照顾病人的“质量”呢？我们其实并没有直接的标准去衡量所谓的“质量”。当我们说现代医院能给病人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时，我们谈论的其实是效率，是治疗的效率；而不是质量，不是照护的质量。这其实是在偷换概念。

现代医疗机构盲目追求效率的必然结果，就是医患关系中“人情味”的急剧减少。医生和患者沟通的时间不但越来越短，而且在他们有限的交流中，医生也只是通过仪器来精确检测患者的身体机能，把一切都量化。没有人再相信非技术诊疗手段会比技术诊疗手段高明。医院关注的焦点只是“治疗”，一切心理层面上的安慰和“照护”都在被削减，甚至连“护理”（nursing）都变得可有可无了。

现代医院的这种“高效”，其实可以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提出的“机构性权威”的理念框架下来理解。韦伯认为，“机构”或“体系”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们能够通过将一切行为“组织化”而达到最高的效率。但这种高效的产出也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也就是韦伯所说的“理性牢笼”。理性牢笼意味着一些技术性的规则会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意味着理性会被过度放大，挤压人的自然天性，把人的情感关进冰冷的理性牢笼。

对“照护”病患过程中的艰辛的深切体认，以及对现代医疗机构缺乏人文关怀的反思，让克莱曼教授重新思考了弗兰克这本1949年出版的书中提出的那些核心议题。和弗兰克一样，克莱曼教授既是精神学家，也是经历过“极端体验”的普通人。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履践了弗兰克“意义疗法”背后的存在主义理念。那就是，当一个人无法挣脱他所处的困境时，他可以通过改变自己应对困境的态度，来让处于困境中的生命变得有意义。

当人遭遇困厄时，他需要一种“坚忍”的态度。我不太喜欢“适应性”这个词，它太乐观了，带着一种似乎无往不胜的意味。在这样一个充斥着犬儒主义的世界里，到处都是华而不实的东西。如果人能秉持一种“坚忍”的态度，这不仅会让他感受到诚与真的力量，而且这种态度本身，就是一种最本真的“善”。

本节目由喜马拉雅制作播出。本节目中文版由哈佛大学博士杜豫白撰稿、编译，由郝志录制，魔嘉天娱制作。英文版由Zachary Davis, Galen Beebe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