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季】22.1|方志远：从“严峻冷酷”到“自由奔放”

“得国最正”的两个王朝 

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个朝代我认为需要特别加以关注。一个是西汉，一个是明朝。

 民国时期的明清史专家孟森从“道义”的角度出发，说汉朝和明朝“得国最正”。理由是，汉高祖刘邦和明太祖朱元璋，没有任何家庭背景，没有入仕前朝为臣的经历，全凭着自己的人格、自己的本领、自己的运气，投身于农民战争，前者推翻了“暴秦”、后者驱逐了“胡虏”，建立起汉人的王朝，原文是这样的：

中国自三代以后，得国最正者，惟汉与明。匹夫起事，无凭藉威柄之嫌；为民除暴，无预窥神器之意。（《明史讲义》）

孟森

这是孟森先生的思考角度。

我的认识是，无论是西汉还是明朝，都是发育比较完整的朝代，它们都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自我发育过程，有一个主要通过社会内部的变化从凋敝走向繁荣但最终不得不衰亡的过程。历史学最基本的功能，是为现实提供借鉴。所以司马光编撰的那部伟大历史著作，就取名为《资治通鉴》。而他的前辈司马迁写《史记》，宗旨则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我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认为西汉、明这两个朝代特别需要我们关注，特别需要认真加以研究。

西汉历史的粗线条 

西汉建立之后，在经历了“文景之治”和汉武帝的开疆拓土后，进入极盛。但在这个过程中，各种社会矛盾、社会问题也逐渐积累、逐渐暴露，并且迅速发展。

十分有趣的是，当时的统治者几乎都看到了这些问题，都在试图解决这些问题。伟大的汉武帝低下高贵的头，向全国人民下“罪己诏”，并且相应调整了各方面的政策。但是，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社会矛盾继续发展。于是，在阴阳五行说的推导下，上演了一场“禅让”的喜剧，由王莽建立“新”朝，取代汉朝。这是当时的“有知之士”为解决社会矛盾共同开出的药方。他们希望通过更换招牌的方式，让刘氏汉朝做替罪羊，避免天下大乱，玉石俱焚。

但是，这个事情没有做成功，反倒是王莽成了刘氏的替罪羊。绿林、赤眉起义，推翻了新莽，由刘秀建立了东汉，代表着汉朝的“中兴”，“王莽改制”遂成历史笑柄。

王莽改制的失败，固然和王莽本人的瞎折腾有关，更是因为所有的既得利益者都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些许利益，反倒希望通过改革、通过改制，扩大自己的利益。这样，社会矛盾就不是仅仅靠改革、靠改良可以解决的了，必须通过一场革命，通过一次大的破坏，重建建立社会秩序、重新分配社会财富。

三步跨入多元化 

明朝建立之后，经过太祖的“重典”治理、经历了成祖的“靖难”（其实是一场扩大了的宫廷政变），又经过短暂的“仁宣之治”，国家也进入正常的发展轨道。尽管有一个“土木之变”，几十万明军溃不成军，英宗被蒙古人俘虏，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损伤明朝的元气。恰恰相反，明朝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社会开始转型，并且逐渐进入到多元化社会的。

从洪武至正统时期(公元1368-1449，明朝的前80年)，虽然也有过“小阳春”，但大抵上属严峻冷酷的时期。经过元末长时间的全国性战争，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的破坏。经济需要复苏，社会需要稳定，国家权力强势控制社会。在这个期间，曾经发生过明太祖的严惩贪官、滥杀功臣，以及对与明朝持不合作态度的文人实施打击；也发生过明成祖在“靖难之役”后对建文旧臣的持续镇压，还发生过明英宗时期对小说、戏曲的禁止。而且，在洪武、永乐两朝，通过强制性迁徙，将农民起义时期的“杀富济贫”演绎为“夺富济国”。在实施打击的同时，重开科举，招揽读书人，获取广泛的社会支持。从此，科举成为军功之外通向仕途的“正道”，按明太祖的意思，文官必由科举。在当时，谁能考取进士、谁的官做得大，谁就有价值。所以，读书人的出路只盯住一条：举业。这才是最有效最体面特别是最符合国家意志的脱贫道路和展示自我价值的方式，“仕途”或“官本位”，成了民众公认、国家倡导的最基本的社会价值标准。

靖难之役

正统至成化时期(1436-1487，50年，明朝建国约70-120年)，严峻冷酷的政治气氛开始缓解。随着社会经济的渐次复苏，社会财富开始积累，各地城市趋向繁荣，人们对物质财富的占有欲变得强烈起来，统治者的构成，也由流氓无产者演变成了社会财富控制者，国家权力对民众的控制开始松解。于是出现了第二种价值标准，财富。谁能够看准时机发财，那也是本事。于是，弃学经商开始大量出现。这种价值标准的发生及被社会逐渐认同，成为明代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正是在这种价值标准的推动下，徽商、晋商、江右商、闽商、粤商等“十大商帮”，以及其他地域性商人活跃起来，并影响中国五百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当国家财政和国家救济发生困难时，明朝政府开始向“富人”寻求帮助，并通过授予“义民”、“冠带”等荣誉称号，以及给予国子监的入学资格，作为奖励或交换。这既可以视为国家承认私人财产合法化的标志，也可视为私有财产得到国家认可的重要契机。从此，明朝进入仕途、财富双重社会价值标准的时代。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我的一篇文章，《“冠带荣身”与明代国家动员》，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2期。

成化至正德时期(1465-1521，60年，明朝建国约100-150年)，随着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经济的持续发展，文化消费的需求也逐渐加强，人们对精神的享受有了更多的追求。在这方面，上层与下层、贵族与大众有着共同的喜好和需要。大众需求推动了上层需求、上层需要刺激着下层需求，文化产品、精神产品与物质产品一道，构成明代社会的基本需求和财富来源。于是，第三种价值标准开始出现：“文化”。不少读书人通过诗文、书画、民歌时曲、说唱词话、通俗小说，不少能工巧匠、名医名卜，以及精通或粗通堪舆、星相、占卜、房中术、黄白术等各种术数的人们，通过他们的作品或技艺，获得了社会地位、政治身份及经济收益。成化、弘治、正德三朝发生的“传奉官”，弘治、正德、嘉靖年间发生的“山人”，成为显示这一社会价值标准的典型现象。对这些事情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我的另外两篇文章，《“传奉官”与明成化时代》《“山人”与晚明政局》，分别发表在《历史研究》2007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三大中心 

多重价值标准的依次出现及并存，标志着明代多元化社会的开始形成。然而，明代多元化社会的形成，不仅仅表现在仕途、财富、文化三种价值标准的并存，还表现在至嘉靖、万历时期，形成了三大中心的并存：政治中心北京、经济中心苏松江浙及周边地区、文化中心南京—苏州。

明朝迁都北京，以南京为留都，本用以控制江南，这个政治目的确实达到了。但与此同时，却生产出了一个文化“异己”。南京和苏州，本来分别是朱元璋和张士诚两个政治对手的统治中心，朱元璋以军事力量摧毁了张士诚，苏州却以文化力量征服了南京，并和南京一道，成为明代中后期的文化中心。而其依托，则是以苏松杭嘉湖为核心，以徽州、扬州、常州、镇江、绍兴、宁波为外围，包括南直江南地区及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在内的大经济圈。这个经济圈大致相当于南宋的主要统治区，是当时中国经济的命脉所在。经济中心与文化中心联为一体，一方面支持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另一方面又对北京构成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压制。北京固然可以凭借国家权力进行政治统治，南京和苏州则可以利用它的文化力量凝聚人气、营造气场，更以大江南的经济实力为基础，在文化层面上俯视北京。而且，经济越是发达、社会财富越是积累、社会越是趋于多元化，文化的影响力也越是压制政治的影响力。

明代多元化社会的形成，是与社会需求的多元化特别是社会财富控制的多元化相伴而来的。景泰特别是成化以后，拥有社会财富或者说拥有一定数量可供自由支配财富的，已经不再限于皇室、藩府、富商及各级政府衙门。作为个体的各级各类官员、吏员，包括文职、武职和宦官，以及他们的家属、部属，大大小小的商人、手工业者、农民，僧寺、道观的各层人物，乃至樵夫渔父、贩夫走卒各色人等，虽然程度不一样，却在以各种方式成为社会财富的拥有者，因而同时也可能成为文化产品、精神产品的购买者。明廷此时已经很难通过国家强制的手段而只能通过社会动员或出卖功名的方式来获得社会财富，这也直接导致了物质财富和精神产品对国家权力的挑战乃至干预。

刚才我就我自己的研究体会给大家描述了明朝前100年到150年的三个发展阶段。那么明朝是如何从前期政治气氛的严峻冷酷过渡到中期的自由奔放的呢？明朝的多元化社会是怎样的发展阶段？下面我们将分别谈一谈各个具体时代的历史走向。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