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与《老子传》的关系
时间:2018年5月28日晚9:00
地点:掌上国学交流群
主讲人:余世存(著名诗人、学者)
大家好,很高兴有这么一个机会跟大家分享我的书《老子传》。听说很多群友都是常年研读《道德经》的,因此对老子的生平不会太陌生,可以说我们今天的交流应该有非常好的基础。
“道”这个概念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概念,用这个概念来讲,我们大家都在“道”上,都可以讲得头头是道。当然,因为是在“道”上,所以我们也容易偏离。如果我们过于自负,功高自慢,就偏离了轨道,就成了不轨不道之人。那么我们的心眼儿,我们的算计就成了图谋不轨、荒诞不道的。
今天大致从五个方面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就是大家都看到的提纲:我写《老子传》的缘起,为什么要写《老子传》。在书的前言后记里说过一些,但是我今天可能要更多地来介绍没有说到的,还有我跟老子的缘分。当然还有几个方面的内容,比如说《老子传》的文体、经学和史学视野的不同,《道德经》的当代意义还有老子的时空属性等等。如果时间来得及的话,我都会涉及。但是因为有些网友提了一些很较真的问题,所以我觉得首先需要来解答这个问题。一个较真的问题,就是我写的《老子传》靠不靠谱。
对于我写的《老子传》有一个共通的疑问是,离老子只有几百年的司马迁为老子做传,只能写上几百字。而你和老子隔了两千多年,我的《老子传》居然有20万字左右。我凭什么都能写数十万字的《老子传》?我有依据吗?这个疑问应该是很多人内心的疑问,这个疑问也很诛心。但是这个问题的前提是不成立的,不能因为司马迁距离老子的时间更近才更有资格、更有材料来写老子的传记,才更接近老子的真实。距离近的人或者身边的人,诚然有资格,能够接近真实的传主。但是也往往因为灯下黑,不能认知真实的传主。我们现在也越来越认同时间越久,对人对事反而清楚,包括对历史。比如说孔子对夏商周三代的认知就未必有我们今天认知的客观真实。孔子对炎帝、黄帝的认知更没有我们今天认知得那么清楚。其次,司马迁写《老子传》也是有选择的,他笔下的老子是司马迁版的,其实司马迁之前还有很多老子的材料,比如说庄子、文子、韩非子,还有《礼记》里面的书,这些书中都有老子的材料。但是司马迁偷懒或者说他没有把这些材料全部消化掉。当然了,即使算上这些材料,我们今天要写《老子传》也非常的困难。所以至今学者们只敢依据司马迁版本的《老子》来写老子的评传。这些评传基本上停留在引用层面、停留在猜想层面。没有把老子拉回到身边来。其实我们不仅对老子,就是对材料足够多的孔子,我们今天的传记或者评传要么是仰视,要么是俯视,要么是隔着历史的长河去瞭望一下古人,我们对这些古人是没有同情的。这些古人我们眼里只是抽象的符号或“观念王国”里的好恶爱憎。比如孔子说“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我们就说孔子也有知识不正确的一面。比如说老子说过“国之利器不可示人”,我们就说老子是为统治者谋划的等等。我们完全不理解这些圣贤的心理活动还有他们说这些话的思想缘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中国圣贤的传记基本上属于学院派,属于专业内部的东西,没有完成社会初内的任务,也就是没有完成个人化、社会化、现代化。我们对于轴心时代的其他经典比如苏格拉底、佛陀、耶稣,启蒙运动以来对这些人的传记都有个人化。所以写《老子传》有这么一个背景。
下面我讲一下老子的身世和生平,是怎么勾勒出来的。尽管我的传记中还是有漏洞,但是读过的人基本知道我是把老子的生平活动交代得还算清楚,除了司马迁几百字的材料,还有先秦其他图书材料,还有道教内部的材料,还有老子生活的时代背景材料。也因为我很早的时候就翻阅过《左传》《春秋》,我写这个先知中国系列的时候,就熟悉了春秋时代的不少人物。所以我的这本传记基本上是把老子放在春秋时代的大背景当中在写。
最近一二十年来,关于先秦时代的编年史的书出版了很多,其中有很多书的材料是非常详实、非常丰富、非常有参考价值的,对于我们理解当时的贵族、大夫士向游民或者向游士、向士大夫的转变有非常好的帮助。比如今天中国的知识精英,心智活动、背景里面不可能没有毛泽东、没有改革开放、没有苏东剧变,没有这些大的人物事件。我们说老子的心智活动背景里肯定也有周公,老子的心智活动背景里面肯定有周公、有孔子,包括有孔子中年之后“有教无类”的知识收费,用我的话就是“知识收费事件”。这些东西肯定是在老子的心智活动当中。还有今天这样的生存环境绕不开战争,绕不开空难,绕不开AlphaGo,在老子时代其实也有像周王室的变法,用现在的话说,周景王也想弘扬传统的礼乐文化还有王子朝的治乱战争,还有苌弘化碧(老子的老朋友)这样重大的时代事件。所以我写《老子传》就是要把老子的时代背景尽可能还原,这样老子的思想才不是无根之木、不是无源之水,不是凭空琢磨出来的,而是一个历史的结果,是时代的结果。
我写老子传,还因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我这些年越来越看重的实地调研,看民间的史料。知识精英记载的只是一小块,而民间传说是更大的一块。比如我最近受民间史料信息的刺激,去了安徽绩溪上庄(胡适的老家)。今天可以说胡适的史料是非常丰富的,出版了很多,但是我去了绩溪上庄之后,当地一个解说员说起来的时候还是非常自信自负的。就是说你们这些大知识分子看到的东西只是书面上的,但是关于胡适的事迹,他们村里人、他们当地人一代代传下来的东西也是很重要的一块。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蛮好玩的,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代,尽管我们以为材料只能从纸上去获取,但是民间活的史料仍然很顽强地存在着,而且代代相传。而且这种史料只能我们通过去实地调研才能获得第一手的材料。比如老子,我是在很多年前,2006年、2007年去过河南省的鹿邑县(老子的故里),发现当地人了解的孔子远远比司马迁记载的要多。我也收集过一些民间传说,还问过一些老子《道德经》研究会的人,据说当今的地方文化人写作整理的《老子传记》就有一百多种想出版,但是很可惜,对于出版社来说,这些民间史料的出版价值不是很大,而且有很多是编造的,很多是荒诞不经的。我也看过一些,可以说大部分是荒诞不经的。但是有些传说仍然是有合理的成分。比如民间传说老子是娘胎里生活了81年才出生,一般来说,男孩是早产的,但是老子从这个传说当中,肯定是晚产,但也不可能是他在娘胎里面能待81年。所以我们只能推理说,老子的母亲怀胎十月是远远不止的。但是在当地的传说里面是从8、9月份开始就巴望老子,眼巴巴地希望看到儿子出生。结果从8月巴望到9月,从9月巴望到10月,巴望到11月,老子才出生。当然老子的母亲也为此难产,落下了不治之症。
我根据这样的传说线索来安排老子他是养父母带大的。这条线索其实有很多历史学家考证来考证去,不敢轻易否认的。而且我认为,这样的身世促使老子一生处于深思的状态。也就是说他的出世让他具有社会关怀或者我们所说的终极关怀的基础。尤其是对中国先秦时代的思想家来说,孔子、孟子都是母亲带大,缺少父爱。有人讽刺说儒家知识分子总想依傍世俗的权力,把世俗权力包括一些权势者想象成精神上的父亲靠一靠。但是老子对父母的追思让他能够既关注宏大的问题,就是中国文化说的远取诸物,又能关注我们自身的身体问题,就是中国文化所说的“近取诸身”。所以老子的思考当中会有那么多以身体为比喻的哲言、格言,道家、道教传下来也就是要从身体出发走向世界。用后来中国人总结的说法,解决儒家是治世的,佛家是治心的,道家是治身体的。当然因为我在写老子传的最初状态是在流浪状态里面写成的,当时大的结构已经固定下来了,所以有不少材料没有放进去。比如春秋时代先民的山水经验,比如秦始皇修直道(有古代的高速公路),在没有修直道之前、没有修高速公路之前,人们的行走,人们对山川地理的认知跟后来人是不太一样的。老子出关跟当时的精英心理都不一样,因为当时华夏人的眼光是盯着东方和盯着南方,很少有人对西方感兴趣。其实包括我们现代人也是,很少有人对西部中国有兴趣,大家游山玩水、工作、生活,说起来都愿意到东部、到南方去,很少有人去西边。所以老子晚年毅然选择西出中国,到陕西那边去。这肯定跟当时人的山水经验有关系,这种山水经验在一个大的修行人眼中或者大的智慧人眼中又不太一样。当然我们今天也看得到老子生活的轨迹基本上是在三代的望都县附近,也就是当时中国农业文化的中心地带,东西方的中心地带。但是老子也好,包括比尔·波特在《空谷幽兰》提到的人物也好,他们对山水的感觉和认同,肯定跟我们普通人是不太一样的。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是争论老子故里,河南省的鹿邑是大家基本上都承认的。还有一个争论说老子出生在安徽的涡阳,在涡阳发现了春秋战国时代的一口陶井。井在中国文明史上有着非常大的意象,是传统中国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经验。其实现代也是,不少农村地带人们生活的一个重要物资,我们更能相信老子时代,井也是财富的象征之一。像我们研究《易经》,井卦是64卦之一。所以井卦也好,井水也好,井的意象应该是先秦人或者中国人的一个重要意象。但是很可惜,在《老子传》里我没有把这样的意象写进去。就像我们今天每个人都有几项最重要的生活资料,比如是手机,可能电脑、银行卡都不算了,手机、汽车算,手机、汽车可以解决很多问题,解决吃饭,解决交通,解决住宿,这些问题都可以,有手机和汽车这两个重要的生活资料就可以。
老子时代有哪些最重要的生活资料?我觉得其中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井,因为井水比河水、比堰塘的水要干净、要清澈,更适合人们饮用。除了井以外还有文字,还有礼乐,还有天干地支,还有当时的历法。这是最最重要的生活资料。这些东西,在写《老子传》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烂熟于心的,应该把它做成老子生活的重要背景,是他心智活动的背景。
所以,要写《老子传》,从这些方面来讲,相关材料是非常非常多的。我做的就是把这些背景材料、把《道德经》的经文还有老子的身世和生平进行有效的连接。我们今天的视野比古人要开阔得多,关于这一点我会在经学、史学视野的不同一节会讲到。所以我写《老子传》可以写很多内容,也希望能够让读者身临其境,能够理解老子的人生和老子的这种思考方式。
说到我跟老子的缘分,我第一次对老子有印象是大学时抄《道德经》,班上也一个同学抄《道德经》。在当时那种新诗和新文化思潮主导一切的时候,能够抄《道德经》在我看来是非常新鲜的,所以我也抄了几段。但是我不太感兴趣。后来工作,我们也都有了年轻人的那种忧伤,年轻时候追寻社会关怀和终极关怀,从自怜自爱到世界的关怀,逐渐发现佛法跟老子都有相通之处。比如老子当过国家图书馆兼档案馆的馆长,伪造了自己的履历,他写自己的履历是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楚、苦、厉、曲”这几个字都不是那么happy、快乐、平和的,都是意味着艰难、痛苦,意味着严酷。这个跟佛法所讲的人生苦谛相通,其实也跟我们年轻时代或年轻人的心理苦难经验是相通的。
所以不管老子是不是伪造他自己的档案,我觉得他这么填报档案就是对自己一生悲苦的发现和认同。就像孔子在晚年对自己一生的总结是“大过”一样,所以说了一句话,“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他跟老子的发现认同是不太一样的,孔子在早年和中年的时候也有困苦的时候,比如也陈蔡之困厄,但是他在那种困境当中是很坚定地相信自己是能实现自己的抱负,或者相信自己能力的。但是等他学了《易经》之后才发现自己的一生是有一个大过意向的。
老子一生的发现和认同,其实是楚国家苦县厉乡曲仁里,就是一个楚苦状态。我年轻的时候看到老子这一段自认,非常为他的智慧所折服。说到苦,我们文化史上,比如当代的陈寅恪先生也是很少说苦难的,但是我们都知道陈先生的一生是悲情的一生,所以我们看陈寅恪的诗文里,讲得很多的甚至讲得最多的就是眼泪,其实也是苦。一个思想者能够发现并认同苦是很了不起的。当然至于是否延展开来,比如说转换成发现并认同罪那又是一回事。有一年我到广东治病遇到了一个年轻朋友,这个年轻朋友说他十来岁的时候去读《道德经》,先读的是“德经”,结果发现这本德经是静坐呼吸的指导法门,所以他从此喜欢上读《道德经》,而且他为此有几年静坐修行,身体非常好,这让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也是跟老子结缘的一个故事。
当然后来的事儿可能也不少人知道,比如我的第一本畅销书就叫《非常道》,这本书是王俊秀先生给我命名的。很多人喜欢我这本书,喜欢《非常道》,显然是跟老子有关联的。其实也就是我自己引申《非常道》材料的后面没有说话,我只是用材料在说话。这个跟《道德经》也有某种相通之处。就是《道德经》说了很多的话,但基本上很少自己站出来说,或者很少说自己。
还有一点是我12年前写博客的时候写过这样一段话:“朋友说,我写博客比较从容。其实我知道自己并不全然如此,实际上我更多地以为是骑青牛出关前的人。而到了后来,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像电影《泰坦尼克号》船上的那几个音乐家,满船人都在逃难时,他们回到了自己的位置,极力地正常的演奏,我的演奏就是恢复汉语的某种能力。”这段话在去年我的公众号上告别《周易》时引用了,我当时我还很感慨地说,这次重读十几年的旧闻,有些惊讶后来写作《老子传》早有伏笔了。很多人不理解我从一个启蒙知识分子突然转身抛给大家的是一本老子传,是让人很惊讶这其中的转折。但是如果捋清楚我的读书和社会生活,就会发现我跟老子的缘分是很深的。
我出版了《非常道》之后,很多朋友对我是有期待的,希望看到我下一本书也能有意思。我其实也出版过一本有意思的书,是在《非常道》之后出的,叫《类人孩——<动物庄园>另类解读》,是用苏联的历史文化,用西方的启蒙哲学等文史哲的常识来注解《动物庄园》这本小说。这本书是跟何忠洲先生合作的。我当时想到还可以来注解《阿Q正传》、注解《美丽新世界》这些小说。但很可惜的是,《类人孩——<动物庄园>另类解读》这本书出版后很快就被叫停了,就跟前年我北大校友武志红先生出版的《巨婴国》也被叫停一样。武志红先生也好,我也好,我们都是从不同的角度看到了国民个体的人格问题。当然,我自己也有期待,那就是我要写出一两本对自己有用的书。所以我到云南住的两年时间,一直在读书,也在寻找写作上的突破。而且在我到云南之前我还跟作家长风先生一起办过一个网站,叫“中国四书网”。“中国四书网”是开使用一二百字的格式上传材料。在办“中国四书网”的时候,我还是系统地整理先秦哲学。不用说,《道德经》是其中很重要的一块,所以我说我跟老子的缘分是非常深的。而且在云南读书期间,我基本上读的也是先秦的都是,比如考古天文学、易经、老子、孔子、诸子哲学,我读的比较杂。在云南读书的时候,北京出版了一本号称上百万册的畅销书,叫《中国不高兴》。当时我住在云南巍宝山长春洞的道观,朋友就打电话是《中国不高兴》这本书里面专门设了一节内容在批,而且朋友把网页发给看了,那一节的内容叫“警惕余世存式的知识精英主导一个国家的精神品质”,标题很吓人,但我一看内容就笑了,因为他们说我是民族虚无主义,这其实完全是驴头不对马嘴,批我批不到点上。而且这些批判者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爱国,也不知道民族文化是什么,所以我当时没有回应,反而更专心地读我自己的书。这也导致我后来的道路就以一个启蒙知识人的身份里回答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中国的文化。有关中国经典、有关中国文化习俗的书,比如说《大时间》这本书是说易经的,还有《时间之书》,这本书是说二十四节气的书。还有先知中国,这本书是写春秋时代的那些中国先知传统的书。包括最近由人民文学出版的《微观国学》,这几本书都还比较受混合,受读者的认可,我觉得就在于我对中国的文化还算是有一定的了解。而且也有自己的一些研究心得。所以我在云南读书,当然其中也有波折。比如说到了2009年的夏天就有几个月的时间在云南、贵州、浙江一带流浪。在贵州一个朋友家里的时候,我发现了德国作家黑塞写的《悉达多》,我当时如获至宝地去读了。《悉达多》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不到10万字,翻译得很美。我后来才知道黑塞是获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他的书,无论是《荒原狼》还是《玻璃球》更加有名,这本《悉达多》也很有名,在英美国家,这本书也是很多大学生的参考读物。它出版快一百年了,西方大学生一直把它当作精神信仰的读物在读。我读《悉达多》的时候,立马想到我可以动笔来写中国的圣贤,也马上想到其实可以先写老子。所以在个人旅游流浪的路上又开始抄写《道德经》,开始搜罗材料。而且我还准备回北京把相关材料查找完整后动笔写。但是我在路上抄第二遍、第三遍的时候,就到的浙江杭州下面的宁安。在宁安的乡下,我突然想没有必要等材料完备一些再动笔,就开始动笔写得了。所以在宁安的乡下,半个月的时间里,以一天两章的速度向前推进。当时的写作状况是,每天朋友的太太做好饭之后就喊我去吃饭,因为那是一片竹林,你们应该也都知道浙江农村有很多房子,农民盖的房子都是相当于独栋别墅,有两层、三层的楼房,有院子,有菜园等等。所以我当时就有一个独立的休息和写作房间,基本上朋友太太做好饭就喊我去吃饭。吃完饭以后就回到屋子里写书。上午、下午加起来写作的时间是每天有四五个小时,其他时间包括傍晚的时候就跟朋友一起散散步。这样连续工作了半个月左右,27章《老子传》的初稿子就写完了。当时的那种感觉特别好,有如神助一样。如果不坐在屋子里面写书或者写一章的话,当时就很难受,反而写完一章的感觉非常愉快。
当时能够把《道德经》81章的内容全部安放到书中,那种感觉更是非常非常开心的。比如说有的内容,像老子为什么对兵法、对军事、对战争有那么深刻的理解,所以有的人说《道德经》是一个兵法。这不仅仅是因为老子看过历史档案,听过炎黄征战以来的这些历史传说,还亲眼目睹过战争的开启、战争的结局。所以这方面关于战争的思考就放在当时的战争背景下,如此就更顺理成章了。
老子虽然说过“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但其实老子更偏重于阴柔,偏重于母权和女权。这个其实也是跟刚才我们讲他的身世背景、思考性人格,用今天话可能是闷骚型人格,包括跟他对男女理想的爱情有关联。所以我觉得在他心理活动当中,就把他对于道、对于阴阳的内容放在他的这些思考当中,大家理解起来可能也就更加顺理成章。
我当时虽然没有把《道德经》进行分类处理,但是我在写《老子传》的时候,《道德经》在我眼里已经不是一个很抽象、符号性的东西,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是每一段经文后面、每一段哲言后面都有老子时代的人物、风俗生活习惯,包括当时大的事件烘托。所以我写《老子传》基本上做到了把《道德经》一个一个非常抽象的东西还原到具体生活当中,具体的历史时代当中去。也就是说,真正的经典不是抽象叙事,而是一个历史叙事,是一种生活叙事。
我写《老子传》的初稿虽然很快,但时隔半年之后,也就是到了2010年的春天,我再次回到云南大理的时候才开始修改,而且修改《老子传》花费的功夫比初稿的时候花费的功夫要大得多,前后改了六七遍才出版。然后又时隔七年之久,去年又花了一个月时间大改了一次,增补了三万字左右的内容。
很多人可能都知道,我们有一个著名的主持人白岩松。白岩松老师有一个修行秘诀,就是常年在研读《道德经》。当然他这两年也基本上没有避讳,也开始在一些场合讲《道德经》。他那天拿到的《老子传》跟我讲,说写《老子传》只能虚虚实实。但是说实话,如果我以前那个版本是虚的成分要多一点,那么我觉得新的修订版就增加了很多很实的内容。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老子见孔子第二面的时候,就给孔子说了几句劝勉的话,那几句劝勉的话说穿了,是劝孔子不要锋芒太露。很多人不之知道老子为什么要这么讲。我的《老子传》就把这段补充进来了。当时孔子到首都参观、考察,年轻气盛。所以在参观考察或者跟人聊天探讨的时候,说了不少大话,像《论语》里面还有孔子教育还有其他的,可以看得出来孔子年轻时候是说过很多大话的。这跟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出了校门就觉得周围人不行一样,好像周围人既没有学问也没有才华,既不勇敢也不优秀,而且大家都很犬儒。孔子在首都说的玖,其实是传到老子耳朵里面去了,因为老子很喜欢孔子,所以在送别孔子的时候送的是话语,也就是我们现在民间说的老人送人以话,他要孔子低调一点。这个跟孔子后来认可颜回那样老师低调的学生有相似性的。所以我说在《老子传》里面把当时的实际情况讲出来,老子生命中的很多事情就可能更能够让我们觉得于情于理,而且让我们觉得好像就在身边发生的,是我们能够理解的。
庄子讲过一则故事,老子晚年的时候,曾经在孔子面前秀什么叫“呆若木鸡”。老子很明确地跟孔子说,当时老子刚刚洗完头发,然后在孔子面前一下子凝神静气,整个身子很木的,好像魂不在身上一样。孔子觉得这个场面很奇怪,就问老子。老子说,他是在游心于物之初,也就是说他的心已经游到万物本原之初那儿去了。这个其实有道家修行的经验,而且我觉得,孔子后来应该接受了老子传的心法,所以儒家也是讲那种密法的、讲心法的。而且晨星正倚(音),讲静坐。这些人生的体验包括后来朱熹、王阳明一再强调半日读书半日静坐,我觉得都是从孔子、老子那儿得到的人生经验。
总之,这些东西算是我写《老子传》的缘起。从读者来看,这个写法还算是比较成功的,因为我接触过几个读者,其中至少有两个人都在几年时间之内读了六遍到七遍,而且在书上批注得密密麻麻。有一年我去北大做讲座,遇到一个在北大读研的朋友拿出《老子传》,上面至少有四五遍字迹的样子。这样的读者真实很难得。
这本《老子传》的文体也是比较特殊的,可能在传记史上也算是独一无二,因为我用了“我”还有“老子”两种主语叙述老子的生平事迹,叙述他的心理活动。大家都知道中国词汇的“老子”是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混合的一个词。我写作的时候就利用了这个混合,写《老子传》的时候绝没有或者绝不在文本中用里二人你、第三人称他来衬托、掺杂进来,为了不破坏第一人称的统一性。从这个角度看,本书完全可以看成是老子写的自传。这也就涉及到《老子传》文本的问题。很多人觉得这个不太好分类,有的人以为我写的是大历史散文,有的人以为我写的是历史穿越类的小说。当然你说历史穿越是可以的,但我这本《老子传》肯定不是小说。还有80后的诗人说这是一本老子的生命信仰的传记。这个说法我比较认同,大家也知道,中国把佛法引进来后,佛教给汉语世界贡献了很多词汇和思想,比如“觉照”这个词,南传佛教有一个法门就是观呼吸,对自己的一呼一吸都要清清楚楚,要了然于心。这个方式其实就是一种觉照。当然觉照远远不止观鼻子、观呼吸、观身、观我们的相貌,还有观我们的心。觉照虽然是个法门,一个概念思想,但是其实它在很多文化里都有相近的词,比如中国文化的修身、反省,还有西方文化的反思。比如苏格拉底就说过:不经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也就是说,让自己实实处处的处于觉照之中,处于修身之中,反省之中,处于反思之中,那么究竟应该怎么实践呢?我觉得我写《老子传》其实是提供了一个答案。我从第一句话开始(第一句话其实也不是我的话),“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这句话放在《老子传》的开篇也是内心的一个独白。从记事开始,老子这个人就一直生活在这种觉照之中,生活在内心不断地对话、独白、思考当中。所以老子看着虽然很木讷,不爱表达,但他有大量的心理活动。而且我们相信,像轴心时代的先贤、圣贤,从释迦摩尼到苏格拉底,到柏拉图、到孔子,他们其实都生活在觉照、生活在反思的境界里。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老子传》是一本信仰的传记。如果用一句佛法的话,“未觉悟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只是凡夫俗子。但是在觉照里,尤其是在觉悟后,我们每个人都是老子,是孔子,是耶稣,是佛陀。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很多人说你用第一人称来写《老子传》,是不是把自己的内心活动放进去了?其实我自己的内心活动,如果我没有觉照、没有反思的话,那只是凡夫俗子的内心活动。但是一旦经过觉照、反思,那其实就是老子的内心活动,就是佛陀,就是孔子、耶稣的内心活动。所以我也希望这本书能够给一些读者朋友提供一些做人做事的信念、信心,就是让我们明白,我们只要生活在觉照当中、生活在反思中,就能够跟这些圣贤对话,或者说我们就能够有这些圣贤的智慧和大视野。
下面的时间不多,我简单说一点,就是经学和史学视野的不同。当下的国学热和信仰热有经学、史学的差异。比如我就遇到过读经的朋友明确表示想读孔子的书,不能读哪些人的孔子。注解孔子也只能用儒家内部的仪礼来注解。这个其实就是一种经学的态度。当然,也有人在呼唤这种经学的回归。经学的态度其实跟信仰仪式、形式化态度是差不多的,都有一种归一和归化的信仰情怀,所以用经学的态度来看经典是不能怀疑、不能讨论的,只能去背诵、贯彻落实,去崇拜去信仰,去传播,把它当做福音来传播。这是一种经学的视野或者经学的态度。但是历史视野和历史态度是不太一样的。就像我们今天站在时代的高度能了解老子的很多生活和内心的展开,也能理解《道德经》里的历史内涵。而且当代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是当代中国学者的视野超越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尤其是对先秦哲学或者经学的理解,我觉得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历史化。比如我知道的《易经》,在孔子以来的中国人心目当中,《易经》的经文几乎一字不能更改,都需要认真学习、需要领悟、需要参悟。但是今天的中国学者其实已经破译了《易经》的成书过程,而且告诉我们《易经》的成书过程依然是历史的结果,告诉我们《易经》有哪些经文、哪些条目是尧舜时代的,有哪些经文是夏朝的,有哪些经文是商朝的,还有先天八卦转向后天八卦,跟大禹时代的大洪水是什么关系。这些历史知识可以说是孔子以来基本都没有想过的。我的工作是在信仰情怀的基础上进行历史的说明,希望能够平视经典,能够跟古人对话,让中国的经典能够参与当代社会的生活。用我在《时间之书》里的结论,就是孔子对当代人的告诫和建议是让我们采用这种公历时间享用各国产品,保留中国元素,怀抱人类的情怀。
关于《道德经》的当代意义,我觉得没有必要夸大。《道德经》在当代的意义跟《论语》、跟柏拉图的《理想国》、跟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在当代的意义是差不多的。但是因为《论语》、《道德经》的特殊性确实可以跟佛经、圣经一样成为人们修行的日常功课。我们不能因为修持这些经典而忘了当代人最重要的基本价值,比如说制度化、日常生活化的民主、科学、自由、安全、公正、信任等等,这些东西比我们每天去修、把经典当日课更重要。就像李泽厚说过的,不要拿《论语》或者孔子掩盖、冲淡、转移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最基本的东西。如果用我的话,除非你把《论语》和孔子拉到今天来,就像我把老子请回了春秋时代,也请回到当下中国一样。我曾经写过一篇《你们都是儒教徒,但孔子不是》的文章,我在那篇文字中说,要是孔子活在今天,他的英语可能比我们一般人都要好,他会穿皮鞋周游世界,他对世界各国的了解可能比我们一般人都要多得多。而且虽然他一生学问很多遍,比如说孔子一生的学问,从青少年时期的礼学到中年时期的仁学,到他晚年的易学,他一生的思想是有变化的。但出去活在今天,他的学问也会在变,但一定会在政治学领域里来安顿我们的世道人心。所以我们看老子也好,看《道德经》也好,必须把他拉回到当代,拉回到个体反思的状态来跟他们对话,才能够让他们的思想来照亮我们、加持我们。
最后我要谈一下老子的时空属性。时空属性是我的一个发现。当然中国文化很早就人为万物的聚散都在春秋之中,也就是说万事万物都在时间和空间当中,都有时间和空间的属性。比如说此时各自的存在就有夏天和秋天的分别,也就是说有青年和中年的分别。我们的思想其实也是有时间的烙印。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致力于西方之学,到中年之后,心性和思维上虽然认同于西学,但我研读的却是中国学问。还有我们个人给外界总体的印象,比如说有人到老了,但在别人眼里依然像春天的少年。李白是春天的,杜甫是秋天的,唐诗是夏天的,宋诗是秋天的。如果用我这个时空属性的坐标来看,真的可以把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放在时空当中。康有为曾经这么说过,“老子之学,只偷得《易经》一半”。这个说法非常有趣,我也是这两年才看到康有为的这个说法,但是他跟我写完《易经》之后对老子发现的结论是一样的,就是老子的学问只有《易经》的一半。我们知道《易经》是关于时空总体性的学问,老子的道家偷了一半,那其实非常了不起了。也就是说老子在时空的四个维度当中,占据了两个维度,也就是说我在《老子传》里讲过的,老子占据了南方和北方两个维度,占据的冬天和夏天两个时间维度。孔子虽然学问多遍,但是总体上是属于仁学,这个维度在时间上是属于春天之学,在空间上是属于东方之学。所以东方的中国其实是以孔子的儒家为主干的,这个是跟时空属性相契合的。
墨子的学问是属于秋天之学,属于西方之学。我发现这个之后,大概过了一两年,去世不久的大历史学家何必定教授(音)晚年曾在清华大学有一个讲座,是杨振宁经受给他主持的,那个讲座就是在谈墨家,何先生的核心思想是墨家给秦国建立了干部队伍,建立了组织形态,但是帮秦国一统天下之后就消亡了。这个跟近代中国革命党是一样的。比如同盟会的成立带来了辛亥革命,但辛亥革命成功后,章太炎他们都有一个说法,叫“革命功臣革命党消失”,就是要把那些革命党解散掉。所以墨家的学问属于西方之学,也帮助西方的强秦或者秦国建立了强大的组织和干部队伍。但是等他取得天下之后,墨家就式微了。所以中国的时空维度一直是缺失西方维度。然后我们从西方引进的佛法,在亚洲范围内或者在北半球范围内是南方和夏天的维度。老子的学问跟印度文化有相通之处,就是老子的学问有南方这个维度、有夏天这个维度。
我们前面说了老子对人生痛苦的揭示,其实跟佛法是通的。老子《道德经》开篇的话充满辩证法,也是跟印度文化相通,“道可道,非常道”,还有一种断句方式就是“道可,道非,常道”。这其实就是佛陀在《金刚经》里面所讲到的,“佛说,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是名般若波罗蜜”。
时空属性简单讲到这里,我的时间今天超长了。当然,对《老子传》基本做了一个简单介绍。希望大家能通过我的介绍对老子生平事迹或者对《道德经》获得一种新的看待方式。谢谢大家。
还没有评论,快来发表第一个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