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 官僚主义的流弊（二）

·手脑分家
自然，读书人也努力把他们的书法发展成为一种美术，可是一旦穿上了长衫，他们就抛弃体力劳作，认为那是另一个社会阶层的标志。中国人的生活是如此濒临生存的边缘，学问又是如此明显地成为通往经济保障的途径，以致每一儒生不得不极其珍重他的学问的标志——他的长衫，极其珍视没有时间和机会去从事体力劳动的书生生活的规矩。用双手工作的人都不是读书人。读书人因此不会遇到作坊里的工匠和需要新技术的艺徒。这种手与脑的分家与达·芬奇以后的早期欧洲科学先驱形成截然不同的对照。
·农民色彩
中国社会奠基于农民阶级。这个阶级在民间传说和风俗习惯上富于文化色彩，但是不识字，并且被排斥于政治生活以外。他们从事粮食生产，而不从事工业和贸易，生产剩余，中国就依靠它建筑了较高的文明。
·没有民族主义
这个社会的另一个特征是，没有民族主义思想作为公共生活中的动力。个人是这样地依赖他的家庭，使他简直不可能作为一个忠于国家的公民而活动。在家庭之上，皇帝是人民的主宰，但不是人民的代表，也不是他们的领袖，皇帝置身于人民和自然力量——或者叫做天道——之间，他以高尚的行为体现了他的德行，树立了楷模，在天人之内维持一种和谐。
·人治
这部分因为是皇帝和他的官吏们，是在伦理的而不是法治的基础上，在个人关系的而不是法律手续的基础上来按照孔子圣训治理国事的。因此，在中国，个人需要依靠他在等级社会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像他在家庭中所保持的那样，子对父尽孝，媳对婆尽孝，妇对夫尽顺，臣对君尽忠等等。无论在政治上，工业或商业上，个人都不能在任何地方得到法律和民权制度的保障。政府既是人治的非法治，所以它是由官僚和构成官僚的地主、读书人控制的。
·人文主义
这种不同的价值可以从中国丰富的艺术文学遗产中看出来。唐诗和宋代山水画代表了一个当时比欧洲更为光辉的社会，一种西方人还没有能够超过的美学水平。但是我们只要对中国文学艺术中的个人地位稍稍留心，就可以看出他们所处的地位不如个人在西方那么重要。简言之，中国传统所以是人文主义的，在于它关怀处于社会中的人，在于它特别重视现实世界中的人与人的关系，特别是行为的问题。中国对于人口众多的社会和家庭生活的长期经验，造成了一个公认的行为标准体系，每个农夫首先必须接受一个以竹子和蔬食（与我们的铁与肉类相反）为物质财富标准的俭朴生活。这培养了他的勤俭品德。像在多数农民社会中一样，他崇尚个人的诚实、勤恳和节俭。他的生活中特别显著的一面是强调礼节规矩。他承认社会习俗的力量，并且使他自己从属于它们。他特别敬老，尊重他的先代，服从自己的家庭。在这一切社会礼法中都有庄重的规矩。中国类型的人文主义虽然也包括对个人的关怀，但是它是从社会的角度出发的。
“面子”是件社会的事情。个人的尊严得自行为端正和它所获得的社会赞许。“丢脸”是因为不能遵守行为的准则，别人才以不赞成的眼光来对待。个人的价值并没有像在西方那样被认为是在每个人灵魂里先天存在的，它被认为是后天取得的。中国的人文主义承认某些人比旁人有更多的天赋才能——人类虽然是性善的，可是他们的才能并不平等。中国也没有灵魂不灭的理论，相反，行为端正就是能够同等级社会协调的行为，在这个社会里某些人由于他们的身份而可以宰制别人。儒家道德生活的中心的仁或仁爱，虽然是合乎逻辑的，却显然是非基督教的。它要求每个人以一种等级的方式，开始先爱自己的父亲、家庭和朋友，依次推及别人。诚然，中国的人文主义像是一种上层阶级的奢侈品。社会之中的行为端正的严密之处，对于未受教育的人们是要求不高的。这一切都意味着每个人的行为主要须按它对社会安定的贡献来判断。个人在这种情形之下并不可贵。他既不是唯一的、不朽的，也不是世界的中心。研究人类的适当对象就是人类本身。强调个人的自我表现很容易流于放纵和无政府主义，因此中国传统强调社会行为。中国人的讲调和、容忍，看得开和幽默感，对于人类本性的智慧，由于克己而获得的品德，全是整体结构——包括目标和承认——的一部分，这种结构给予每个人以他在社会中的动力。这种典章，就它对人事的关怀来说，肯定可以称作人文主义，可是它也培植了政府中的父道主义，并且容许了高度的专制主义。尽管有独裁统治的理论和办法，中国传统显然没有把国家放在人类之上。它不是国家至上主义。造成以上情形的主要原因是环境而不是理论，因为政府只是整个社会的最上一层，它只是处于表面上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