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 官僚主义的流弊（一）

·官僚精神·官僚主义·官吏权势
从最早的时候起，做官就是取得财富和闲暇的钥匙，因为官吏拥有最大的机会去从已经得到的东西中增加他的份额。随着他的官吏身份带来了解决人事问题和从中取利的权力。更具体地说，官吏拥有代表皇帝征发徭役，征收赋税，执法判刑和管理人民经济社会活动的权力。
从地方缙绅中出身的中国官吏们，往往把“寄生阶级”的态度带到他们的政治生活中。他们设法营私自肥而不去追求兴办企业的机会。“官僚精神”的这一面，正是现代鼓吹“企业精神”的人们所最感苦恼的。
在我看来，凡是要从历史远景中估计中国的将来，有三点是头等重要的。第一，官僚主义的古老流弊，正在埋伏以待北京庞大行政机构的士气衰落的时机。在中国，历史的官僚组织特别易于感染影响当权政府威信的长期的态度转变，这部分是由于施政大多是靠个人的，靠政府人员的性格和责任感的。一旦政权在公众中被认为是可鄙的，施政过程中的个人关系极易造成串通舞弊和贪污腐化；由于旧社会并不怎么依靠它的法制力量维持存在，所以更容易上下易手。其次，共产党中国确保人民在态度上清一色的方法——这些方法似乎是部分地为防止官僚主义流弊而认为有必要——比旧中国所能想出的任何办法更完备更彻底。在许多中国人的头脑中将大有助于极权思想的发展，甚至认为是有根据的。人口增加率是第三个而且是有决定性的考虑，这个考虑看来已把中国人无可挽回地锁在牺牲个人自由，通过清一色状态来增加生产的斗争中。人口的压力从古以来就影响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不管喜欢不喜欢，中国人直到可预见的将来不得不忍受某种性质中央集权的和专制的计划和统制。他愿意靠他在竞争中直接胜过他的同伙来发财致富，而不是依靠征服自然或更多地利用自然资源或使用改进的技术，来创造新的财富。这是因为，从很早以来，中国的经济就表现为由最大数量的人共同争取少量的自然资源，而不是去开发大陆和新的工业。中国的传统做法不是造出较好的捕鼠笼来捕捉更多的老鼠，而是向官府谋取捕鼠专利。
在这个社会里，商人不如官吏有权势。工业上的发明和对于机器的控制，一直不如官职和对于土地以及处于土地上的人力控制有利可图。思想上的个人主义，也没有像精通伟大的经典传统那样地被人重视。像我们在下面所要提到的那样，科学上有了一些发明，技术上也有所发展。但是，它们从来未曾成为一种有系统的、不断发展的知识体系而在社会上制度化下来。
·五伦为法
家庭中的身份在著名的五伦之中定为法典，这是儒家所强调的一个原则。五伦是统治者与臣民（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与朋友之间的联系。在一个讲平等的西方人看来，这种原则最突出之点是五伦中有三伦在家庭之内，而四伦是上下等级之间的关系。
·个人顺从
东方社会，不赞成个人主动性和个人进取的哲学，或者创造发明的无限可能性和个人的占有欲，而赞成身份等级的哲学，着重个人的顺从。
·保守
肤浅的西方观察家们，只看见儒家的经典，对儒家不可知论的入世思想和他们在伦理上强调人与人的关系中的正当行为产生了深刻印象。我们曾在比较广泛的意义上，把儒家思想看做是一种人生哲学，一般地把它和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一书中所美妙描述的恬静素朴品德联在一起，例如忍耐、爱和平、讲调和、守中庸、保守知足、崇拜祖先、尊敬老人和有学问的人等等，最重要的是它是一种纯熟的人文主义，以人而不以神作为宇宙的中心。这一切都不必去否定它。但是如果把儒家的这种人生观放到它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它重老而不重幼，重古而不重今，重既有的权威而不重革新，这就在事实上为社会稳定问题提供了一个历史的答案，它曾经是一切保守思想体系中最成功的一个。在两千年的大部分时间内，儒家思想曾在世界上最大的国家里成了主要的学问对象。其他还没有一个这样的政府肯在10多个世纪内把权力建筑在一个单一不变、来自一个古贤先圣的思想典范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