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吕思勉原文/上古史第二章/太古的文化和社会

吕思勉先生原文：

太古的社会情形毕竟如何？古书所载有说得极文明的，亦有说得极野蛮的。说得极野蛮的如《管子》的《君臣篇》等是。说得极文明的则如《礼记·礼运篇》孔子论大同之语是。二说果孰是？我说都是也，都有所据。

人类的天性，本来是爱好和平的。惟生活不足，则不能无争。而生活所资，食为尤亟。所以社会生计的舒蹙，可以其取得食物的方法定之。搜集和渔猎时代，食物均苦不足。游牧时代，生活虽稍宽裕，而其人性好杀伐，往往以侵掠为事。只有农业时代，生计宽裕；而其所做的事业，又极和平，所以能产生较高的文化。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别，未有夫妇妃pei匹之合，兽处群居，以力相征。于是智者诈愚，强者凌弱，老幼孤独不得其所。

古代的农业社会，大约是各各独立，彼此之间，不甚相往来的。老子所说：“郅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所想象的就是此等社会。惟其如此，故其内部的组织，极为安和。孔子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ju能，讲信修睦。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所慨慕的，也就是此等社会。内部的组织，既然安和如此，其相互之间，自然没有斗争。这就是孔子所谓“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这就是所谓“大同”。假使人类的社会，都能如此，人口增加了，交通便利了，徐徐的扩大联合起来，再谋合理的组织，岂不是个黄金世界？而无如其不能。有爱平和的，就有爱侵掠的。相遇之时，就免不了战斗。战斗既起，则有征服人的，有被征服于人的。征服者掌握政权，不事生产，成为治人而食于人的阶级。被征服的，则反之而成为食人而治于人的阶级。而前此合理的组织，就渐次破坏了。合理的组织既变，则无复为公众服务，而同时亦即受公众保障的精神。人人各营其私，而贫富亦分等级。自由平等之风，渐成往事了。

人与人之间，时起冲突，乃不得不靠礼乐刑政等来调和，来维持。社会风气，遂日趋浇薄了。先秦诸子，所以慨叹末俗，怀想古初，都是以此等变迁，为其背景。然而去古未远，古代的良法美意，究竟还破坏未尽。社会的风气，也还未十分浇漓。在上者，亦未至十分骄侈。虽不能无待于刑政，而刑政也还能修明。这便是孔子所谓小康。大约孔子所慨想的大同之世，总在神农以前，而阶级之治，则起于黄帝以后。《商君书·画策篇》说：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可见炎黄之为治，是迥然不同的。而二者之不同，却给我们以农耕之民好平和，游牧之民好战斗的暗示。

以上所说，是社会组织的变迁。至于物质文明，则总是逐渐进步的。衣食住进化的情形。大约从生食进化到熟食，在燧人之世。我国的房屋，是以土木二者合成的。土工原于穴居，木工则原于巢居。构木为巢，据《韩非子》说，是在有巢氏之世。其人似尚在黄帝以前。至于能建造栋宇，则大约已在五帝之世。所以《易·系辞传》把“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叙在黄帝、尧、舜之后了。《易·系辞传》又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周正义》说：以前衣皮，其制短小。今衣丝麻布帛；所作衣裳，其制长大，故云垂衣裳。这就是《礼运》所说以麻丝易羽皮之事。

此外《易·系辞传》所说后世圣人所做的事，还有：刳kū木为舟，剡yǎn木为楫、服牛乘马，引重致远、“重门击柝tuò，以待暴客”、“断木为杵，掘地为臼”、“弦木为弧，剡木为矢”以及“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各项。这后世圣人，或说即蒙上黄帝、尧、舜而言，或说不然，现亦无从断定。但这许多事物的进化，大略都在五帝之世，则似乎可信的。

玉凤/商代妇好墓出土，玉龙/红山文化，玉玦形龙/龙山文化，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玉笄：龙山文化西朱封遗址，约公元前2500-2000年，中国考古博物馆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