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公益组织的痛点与反思

【青年领袖之声 - 全球公共卫生挑战与机遇】系列节目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青年领袖，全球联合之路United Way Worldwide中国首席代表 袁家凯 为您带来“公益、慈善等非营利组织透明度及有效性”。

以下内容根据录音整理：

1. 欢迎大家收听世界经济论坛“青年领袖之声”，“全球公共卫生挑战与机遇”系列节目。此次，我们邀请到了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青年领袖袁家凯，就公益、慈善等非营利组织透明度及有效性与大家展开讨论。欢迎您的到来，请您跟大家打个招呼。

我是袁家凯，是全球联合之路United Way Worldwide的中国首席代表，联合之路是一家有130多年历史的美国非赢利组织，关注领域为儿童教育，健康与就业培训。在加入联合之路之前，我也曾服务过中国本土的基金会组织，包括2009年在汶川地震后参与红十字会李连杰壹基金的各项灾后重建工作，以及2010年带领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进行玉树地震后的灾后重建工作。

在处理突入其来的紧急公共卫生问题的挑战下，公共领域和商业领域在各自所擅长的领域均作出了及时反应和贡献，同时非赢利组织在大型疫情中所担任的角色和分工也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我希望能够从公众媒体观察到热点现象背后，从NGO行业现状、生态环境、发展限制等议题跟大家做些分享。

2. 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您能给我们分析一下您观察到的NGO组织的运行情况吗？

一名普通捐赠人的最大诉求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捐款或物资以最低成本给到最需要的地方，并给予实时信息反馈。这个天经地义的诉求，在灾难疫情应对的落地执行过程中，却往往会遇到极大的挑战。国家对于非盈利组织的行政经费比例有非常严格的要求，因此在常规情况下，NGO组织的人员配置，用于能力建设的资金都是一项老大难问题，一个人员配置不足，不能进行必要培训的低配基础体系，一旦遇到灾情疫情，涌入大量的社会捐款物资的时候，后果会怎样不言而喻。

这里我举一组数据，2018年武汉市慈善会全年筹集款物2900万元，但在疫情期间，武汉市慈善总会自1月23日开始，截止2月2日12时，10天内共接收社会捐款共计30.2亿元，为2018年全年募集款物总量的100多倍，且应对疫情最艰苦的时期还遭遇中国传统春节的长假期。

除了突发状况下超大负荷运转的行动预案以外，透明高效需要NGO组织有长期吸引优秀人才的渠道，留住人才并提供不断提供在职培训的机制。相比成熟商业机构，大多NGO组织无论是在薪酬体系，职业规划，还是未来发展机会等方面都尚不具备充分的竞争力，我们需要更多创新的方法来打破优秀人才进入NGO行业的壁垒，使得非赢利工作成为更吸引年轻人的职业选择。

3. 就您的观察，在这次抗疫的过程中， NGO组织所起的作用是什么？

非赢利组织有非常多的种类，从资金来源上分，从公众募集资金的我们称之为公募基金会，如中国扶贫基金会，李连杰壹基金等。从私人或者企业定向募集资金的为非公募基金会。这两类基金会因为资金来源不同，在资金使用上也有不同的法规限制，公募基金会每年的公益支出必须不低于上年收入的70%，而非公募基金会支出则不能低于上一年余额资金的8%。资金来源不同，使用比例不同，使得公募基金会更倾向于专注公众易于接受，解释成本低，容易衡量具体产出的全能型公益项目，如希望工程，母亲水窖等。而非公募基金会因为捐赠人的特定偏好，因此遍更有机会专注于某一领域，并且敢于投入在短期内无法保证产出的前瞻性公益项目。

盖茨基金会在疫情从疫情暴发之初便与中国的相关伙伴取得联系、保持密切沟通，并承诺投入最高1亿美元赠款，用于加强病例发现、隔离和治疗，保护弱势人群以及加速开发疫苗、药物和诊断方法，支持全球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如此迅速的反应速度，盖茨基金会中国的高素养专业团队固然起了关键性作用，但盖茨基金会常年在传染病防控领域的经验与积累同样重要。

另外一个案例是世界健康基金会在1月31日首批筹集了22万只3M一次性医用口罩(N95型)，一次性医用防护服10758套，医用手套28万副。这批救援物资通过中国红十字会捐赠给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世界健康基金会武汉团队对接物资发放，追踪和督导。迅速反应的背后是世界健康基金会与武汉大学近二十年的合作，双方联合办学培养本科硕士护理人才。

相比于盖茨基金会在疾病防治，疫情应对领域的专业，中国大部分的知名全能型非盈利组织便很难在第一时间形成针对疫情走势的判断，从而迅速制定应对策略来发动资源。在几次地震救灾后形成的与民政体系的协作机制，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应对疫情关键时刻复制到卫建委挂帅的工作班子中去。随着NGO行业的不断发展，一定会有更多深耕某一专注领域的优秀NGO组织出现。

4. 就像您刚才说的，一些非盈利组织的快速反应能力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那么您觉得，这次疫情暴露的整个领域生态的短板又在哪里呢？

相比于此次疫情中受质疑的红会系统，以及姗姗来迟的大型NGO组织。一名普通的武汉快递小哥汪勇，却因为接送医务人员，联络餐厅为医务人员解决饮食，并代购生活必需品而登上了纽约时报。这个巨大反差暴露出非盈利行业“最后一公里”的另一个短板。具备大额资金号召调动能力的知名基金会们都需要在地的小非赢利组织来完成落地执行，但在全国维持一个庞大的落地网络对于任何一家基金会而言都是成本巨大，且日常管理积极复杂的工作。中国纯资助型基金会数量仍在少数，缺乏上游资金，NGO行业生态中重要组成部分的草根组织嗷嗷待哺，生存状况艰难。

5. 您能总结一下这次疫情给整个公益和慈善领域带来的启示吗？

丁香医生可以几天就上线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实时动态地图，但背后是高昂的信息化开发及维护的投入。与商业机构相比，NGO整体行业的基础建设投入相差甚远。在募捐产品设计上，眼泪指数高的项目非常容易获得捐赠人的同情，但类似从业人员的培训，信息化系统的开发等合理支出却很难获得捐赠人的垂青，更有甚者，行政经费零成本曾经成为了少数基金会的品牌宣传战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基础建设投入不足严重正在影响NGO行业的健康发展。

除了自身进行基础建设以外，NGO组织还可以积极拓展依托企业核心业务的战略合作。世界健康基金会捐赠武汉的医疗物资，就是通过UPS的快递专机免费援助从美国空运至中国。深圳市猛犸公益基金会则通过华大基因的支持，向日本国立传染病研究所捐赠一批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再以武汉红会为例，面对因为疫情爆发而激增的物资入库和分发需求，九州通医药物流公司介入，采用了信息化的管理系统与流程机制，极大提升了物资管理的效率。普华永道则在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合作发布的“机遇之城2020“报告基础上，将增加与韧性城市有关的专题研究报告作为特刊内容，对中国城市如何增加韧性，推动可持续发展进行探讨。

2008年汶川地震作为中国民间NGO发展的元年已经过去12年，非赢利行业虽然蓬勃发展，普通民众参与热情升温，但在行业一片向好的背后，仍需要应对一系列的结构性挑战。

十分感谢袁家凯给大家带来的分享。欢迎您订阅本专辑，访问世界经济论坛的官方微信、微博和中文官网，使用“战略情报”工具，探索追踪有关“全球健康”的更多战略洞察和背景情报。感谢大家的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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