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医患纠纷：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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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我们讲的这个话题比较复杂，我们要讲医患关系。

医患矛盾如今的比较尖锐的，而且是以比较极端的方式表现出来了。根据中国医师协会2014年《医患关系调研报告》显示：将近80%的医师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保护，认为当前医师执业环境“较差”和“极为恶劣”的人很多。北京医师协会对北京市71家二级以上医院的统计表明：近3年共发生殴打医务人员事件502起，致伤、致残90人。

我查到，2014年最高法院公布的暴力伤医杀医案件就有155件。这还是事儿闹大了，涉及到刑律的。那些医院里摆灵堂，带着一群医闹来回胡折腾的还不算。至于推推搡搡，攻击谩骂更是没法计算了，根本统计不过来。

我们印象里，医患矛盾的快速上升是近些年的事儿，过去似乎很少听说。很多人比较羡慕古代，你看古代似乎医患关系就不像现在这么尖锐。还有人觉得中医和患者之间的关系还是很和谐的。真的是这样吗？这可就说来话长了。

医患关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医患关系里面“医”指医务人员，除了医生外，还包括护士、医疗技术人员和医院管理人员等；“患”也不仅仅指病人，还包括与患者有关联的亲属、监护人和单位组织代表等等。狭义上的医患关系主要指医生与病人的关系。

古代的时间是很漫长的，每个阶段的医患关系也是不一样的，笼统的说有点不合适。大致上讲，我国古代的医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为国家和朝廷服务的，比如说太医院里的太医。还有一大类就是民间医生。为什么要分开说呢？因为服务对象不一样，高低尊卑关系完全不是一码事。

官医由国家和政府供养，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医学分科，这种模式产生于西周时期，到战国时演变为太医令，秦汉以来随着帝国制度的成型、皇帝确立了至尊的地位，所以也就出现专门侍奉帝王将相的御医。到两汉时期，这套模式已经非常成熟了，以后虽然有朝代更替，但是官方医学机构这种模式没多少变化，历朝历代都设有太医院，主要为皇上他们家服务。所以医生们说好听了是政府的官员。实际上是皇上他们家的奴才。皇上找你，你敢不来吗？我不去，我脑袋疼。是啊，皇上一生气，你脑袋不疼了，你该脖子疼了。随叫随到还不算，“君饮臣药先尝之”，总有刁民想害朕，确保安全是第一位的。所以，有人把这种医患关系叫做“应招型医患关系”

太医院的级别不高，明清时代也不过就是5品官的级别。现在的国家卫生医疗部门级别就高得多，因为现代的医疗卫生主管部门是要对全民的健康和医疗负责的。古代老百姓的健康是没人管的，自己对自己负责。没有什么国家的统一政策。所以这就为民间医生提供了大量的机会。

春秋晚期，周王室的衰微，周王室那会儿连个吉祥物都不如了。官府医生流落民间，私人有机会学习医学知识，古代的文献记录上大致也是这个时代开始出现自由行医的民间医生，民间的医生逐渐形成一个阶层一个行业。民间医生属于手艺人，其实古罗马古希腊也是差不多的地位，医生和铁匠木匠没多少区别，都是凭借手艺吃饭的人，因此收钱看病是理所应当的。民间的医生们都是自由行医，多半是师徒传承或者是自学成才，自己找几本医学书籍看看，也能行医，反正没人拦着，政府对民间医生没有管理。民间医生有点鱼龙混杂。人份三六九等，民间医生其实也是分不同层次的。分为良医、名医、庸医和巫医 ，不同类医生与病人的关系差异还是蛮大的。

一个优秀的医生永远是稀缺资源。特别是有高尚的医德，而且还有高超的医术的那种良医。所谓不为良相，就为良医。这种人都是有理想有情怀，不靠医术赚钱，只为济世救人。这种顶尖的医生，一般来讲，医患关系是不会差的。但是这种顶尖人物一般人根本就遇不上，所以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所谓的名医就不一样了，这人可能医术高超，但是是靠治病来赚钱的。干什么事儿，难免有经济上的考量，而且对自己的名望也非常的在意，典型的就是名医扁鹊。古代医学文献典籍关于医生如何保护自己声誉和利益的内容很多，扁鹊“六不治”原则最典型。

首先，骄恣不论于理的不治，啥意思？就是狂妄且不讲理的没法治。课本上都学过《扁鹊见蔡桓侯》这都是太史公司马迁记录下来的，蔡桓侯听他的吗？压根不听嘛。扁鹊后来不就跑了嘛，爱死你就死去吧。

第二是轻身重财，不治。要钱不要命，您买二斤人参吧，救命要紧啊！病人就是不干，舍不得花钱，这也没法治。

第三是衣食不能适，不治。啥意思？就是吃不饱穿不暖嘛。这种情况归根到底就是穷病。穷病，大夫肯定没法治。

第四是稀里糊涂的搞不清楚啥毛病，这个也不给治。你倒好，浑身上下脑袋疼，满肚子牙疼。您另请高明吧，没法治。

第五就是病得太重，古代也没有打点滴也没有鼻饲管。你要连东西都咽不下去，怎么吃药啊？没治，回家预备棺材吧。治得了病，治不了命。

第六就是信鬼神的不治，这完全不是一个系统的。出了事儿算大夫头上还是算神仙头上？大夫过来一看，这位脖子上挂着念珠，脑门儿上贴着一道灵符。左手拿着十字架，右手拿着桃木剑。大夫扭头就走。

所以，对于这种名医来讲，他们完全没必要再这些病人身上花时间花精力，这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儿。弄不好还要拉低自己的治愈率，砸了自己的招牌。名医之所以成为名医，选择病人很重要。在当时，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古代的医生其实不算多，名医就更少了，大部分都是庸医。还有一些跳大神的，根本就算不上的医生，他们也从事医疗活动，但是这已经不算是医患纠纷了，一般也没人敢于质疑神灵对吧。主要的医患纠纷都发生在病人和庸医之间。大多数的医生都所谓的庸医，纯粹为了赚钱，但是医术却稀松平常，优势在于价钱便宜量又足。所以，古代患者碰上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选择医生。

毕竟，那时候没有医院，现在的大医院，比如三甲医院，大家基本上都相信这里的医生水平都很不错。有了质量认证，打包一起选，这就减少了很多选择上的不确定性。古代没有啊，病患必须一个个去挑，哪个灵哪个不灵呢？苏东坡对此颇有感慨，当官的士大夫把医生请来，也不告诉人家病情，先让人家号脉，然后看看医生能不能猜出完整的病情。其实就是考一考医生，看水平如何。苏轼觉得这简直是作死的行为。望闻问切，你怎么能只考搭脉呢？他请医生看病，倒是毫不隐瞒，但是他也要察言观色看看医生的反应。古代文人，多多少少看过一点医书，也不是彻底的外行。苏东坡不过是换了个考察医生的办法罢了。

所以，我们对很多古代的故事也就能理解了。苏州有个医生姓曹，在当地的名气不小，外号“曹仙儿”，开价极高，没钱的就别想请动他了，这位也是个见钱眼开的。一位颇有名望的老先生尚未出嫁的女儿病了。派仆人去请这位曹大夫，仆人穷啊，不喜欢这个曹大夫看不起穷人的态度，于是就骗了曹大夫，说这位小姐是怀孕了。

曹大夫去了以后，隔着帘子给人家号脉，马上就向人家老爷子道喜，您要当外公了。老头吓了一跳，还没嫁人呢？哪儿来的孩子？顿时对医生的水平起了疑心。第二天让自己的儿子藏在帘子后边，让这位曹大夫继续号脉，结果曹大夫还说是“有喜了”。这位名医马上露馅儿了，结果被人家一顿暴打。还被灌了一嘴的粪水，这可真的是“满嘴喷粪”了。

曹大夫最后没辙，跪在那儿哇哇直哭，仍然被人家剃掉了胡子，拿笔在脸上一顿乱花。出了门儿大家都是奇怪，怎么这模样儿了？蓝脸的窦尔敦盗御马啊？曹大夫别提多狼狈了，名医的招牌算是砸了。

你看，这医患矛盾不就来了嘛。病人因为对医生不信任，经常是找多位医生看病，这个看出来的结果不满意，那就换一个。汉学家克里斯托弗·卡伦在研究小说《金瓶梅》的时候发现，中国古代的病患有频繁更换医生的行为，似乎在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他称之为在寻找「魔术子弹」。

病人不信任医生，医生也不信任病人。《笑林广记》里边记录了27个有关医疗的笑话。其中有一个坑医生的笑话是这样的：有个人拉肚子，没钱付诊金，他对医生说，你帮我治好了，我请你吃饭，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儿、晾肉、香肠儿、什锦苏盘、熏鸡白肚儿、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大夫还真同意了，给他开药，他吃完肚子好了，想赖账，对医生说我还是拉肚子。按说这事就赖过去了，哪知道这个医生太较真儿，专门等他上厕所的时候去检查粪便，一看全是干货的，大夫火儿一下就上来了，把这个病人骂了一顿，原文是：“撒了这样好粪，如何还不请我？”

还有一个大夫，拍胸脯打包票，你给钱吧，给钱就只能治好。结果病人还是死了。病人的家属想想咽不下这口气。派了个仆人去骂医生一顿。仆人回来以后，家属问骂了没有，仆人回答排队没排上。你想象门口有多少人等着去骂这位大夫。

你看，古代大部分医患矛盾都是这么私了的，官府不管嘛。到了唐朝，《唐律》之中有对医疗事故的专门的条文。病人拿着大夫开的药方子去抓药。要是故意不按照药方配药，造成死人的，关2年半。没死造成伤残的，按照故意伤害论处。即便是没造成后果，杖60。大棒子抡起来，还是要打60下。但是，唐律可不管开方子，开方子开成什么样都行。

《大明律》在处理医患纠纷时亮点不少，如违规的医生“不许行医”，此即现代所谓吊销行医资格证，处理事故的时候，“责令别医辨验”，这“别医”就是其他医生，相当于现代医疗事故的第三方鉴定。要出出现严重医疗事故，医生是有可能被砍头的。

但是，大家也知道，古代的法律执行是不严的，而且大家对打官司都很忌讳，大部分还是私了的。双方维持着一种非常脆弱的平衡，对医生的道德要求并不高。病人选择医生仍然有太多的信息不对称，这个医生医术究竟如何，没人知道。只能看名气大不大，收的钱多不多。这也就给了医生作秀的机会。某位医生刚刚开业，根本没什么流量。于是他就花钱买了一顶轿子，总是坐着轿子往热闹处去，轿子后边大灯笼挂着，上边写着“虞山于多一医室”。说白了就是人肉蹭流量。

经过一番折腾，终于有点名气了，那可是来之不易哦。病人过来了，大夫一看，快不行了。您另请高明，这样这个病人肯定不是死在自己的手上，不会留下不良记录。名医的人设还是要维持的。一般的病人，开药也尽量开和缓的药。你开点儿虎狼之药，病人吃死了怎么办？

太医院的御医们最是小心谨慎，轻易不敢开“虎狼之药”。俗话说“翰林院的文章，太医院的药方”，都是平淡无奇，四平八稳的东西。即便如此，太医们还是战战兢兢的。唐懿宗时期，同昌公主得了重病，皇帝马上让太医韩宗绍、康仲殷医治，结果没能挽回公主的性命。唐懿宗一生气，把韩宗绍和康仲殷推出去开刀问斩，然后收捕两家亲属三百多口人，交给京兆尹治罪。后来，太医李玄伯给唐懿宗吃丹药，导致唐懿宗背上生疽，李玄伯与炼丹的方士都被处死。太医是个高危职业。朱元璋驾崩，继位的朱允炆把太医院的参与诊治的太医杀了个干净。

嘉靖21年，嘉靖皇帝差点被十几个宫女给勒死，皇后带着一帮人大呼小叫的，没了主意。倒是工部尚书兼太医院使许绅沉着镇定，连下虎狼之药，终于把嘉靖皇帝的命给救回来了。嘉靖皇帝当然是给许绅加官进爵嘛。但是没几天许绅就病了，一病不起。许绅知道，别看当时镇定自若，其实内心想想就后怕。没多久，许绅就死了，纯粹是后怕吓死的。

所以说，太医院的太医和民间医生完全是两种职业，不能放在一起讨论。李时珍当了几年御医，也辞官跑回湖北老家了。可能是淡泊名利，也可能是压力太大，不安全啊。

民间的医生甩锅的本事是一流的，比如要遵守极其严苛的禁忌。比如要非常离奇的药引子，原配的蟋蟀一对。这上哪儿找去啊？

当然，在民间碰上医闹，估计也不安全。那年头就有医闹？没错，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哦。

1875年，上海一个铁匠的老婆患了疯癫病，请了医生来治病，结果病人不治身亡。死者家属当然不干了。第二天把医生骗到家，用铁链子把医生缩在死人腿上。这事儿后来还是当地的地保出来调解，医生出了20块大洋当赔偿。这才把事儿了了。

还有个医生，治死了张家的产妇，不得已，把自己的大女儿赔给人家当媳妇。不了两个月后，他又把李家的媳妇治死了。也是孕妇生孩，大出血止不住。李家虽然很穷，但是却是个大族，人丁兴旺，叫了几十号人过来把医生家给为了个水泄不通。医生当时吓傻了，磕头如捣蒜。最后把二女儿赔出去了。这位大夫以后还是改行算了，家里的孩子不够他赔的。

《笑林广记》上也有一则类似的笑话：一位医生给别家儿子看病，结果孩子死了，于是经协商之后把自己的儿子过继给了病家作为赔偿。治死一个，那就赔你一个。过了一阵子，他又把别家的仆人给治死了，只好又把自己的仆人抵出去了。没过几天，又有人来请他给自己的老婆看病，这个医生无奈的对自己的老婆说：淘气，这家想必看上你了!

你以为这是个冷笑话，这还真的不是笑话。1879年，苏州的一位儿科医生，就是因为治死了别家的孩子，为了防止人家来闹，把自己的儿子过继给了别人。

总之，古代皇家太医院的医患关系其实是主奴关系，是不平等的。民间的医患关系是个买卖关系。医生治病救人不是义务，不是出于人道考量。尽管有孙思邈那样提倡“大医精诚”的杰出的医生，但是不是主流。所以那时候的医患关系和现在的医患关系其实是不一样的。

真正的文化冲击出现在近代，也就是鸦片战争以后，大量外国人进入中国。这一时期，西方医学界也在经历一场变革，那就是医疗变成了一个专业。首选体现在形成了职业伦理和职业道德规范，医学生入校，都要念希波克拉底誓言。医学领域的游戏规则是医生们自己制定的。职业共同体利益意识与专业伦理规范的形成之间的互动，逐步使医生组织成为一个具有专业特征的群体，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医学职业的社会地位，医学职业完成了迈向专业化的第一步 。

医学走向专业化的第二步得益于欧美国家正规的，专门化医学教育的发展，医学教育标准的确立。那些受过高等医学教育的医生一下就和传统师父带徒弟模式培养出来的医生拉开了差距。现代的医学教育可以批量制造高水平的医生，供应量比以前充足多了。既然供应量充足，那么就必须有准入门槛，医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当的。行医是要执照的，这种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把不合格的医生排除在医疗职业之外。经过不断的淘汰和筛选，整个行业的形象在不断的提升。医生逐渐成了社会上受到尊敬的专业人士。

医生的地位提高了，和病人之间的专业差距拉大了，医患关系也就不一样了。一种新的理想型的医患关系出现在了大家的脑海之中。那就是秉持职业操守，充满同情心的医生和充分信任的病患。这是一对完美的组合。

这种医患关系和我国古代的医患关系显然不是一码事。而且西方现代医学在进入我国的时候伴随着国家民族利益之间的冲突，东西方文化冲突。还有两种不同医学观念的冲突，这全都搅合到一起去了。这下就闹出了大事儿。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法国传教士大量来到中国。在天津建立了一个望海楼教堂。神父修女其实也是好心。当时中国重男轻女思想很严重，经常看到被抛弃的女婴。于是望海楼教堂就建了一个育婴堂，有些人就把捡到弃婴送到育婴堂来。修女们犯下了第一个错误，那就是她们居然给钱。这等于是在收购婴儿。这一下事儿就闹大了，好市井流氓就为换几个钱，到处去搜罗甚至拐卖儿童。修女们也不知道这些孩子的到底健康还是不健康，也无法分辨孩子的来源是不是合法。她们是照单全收，这是在为上帝刷业绩嘛，当然干的很卖力。结果碰上闹传染病，婴儿本就体质不佳，一下死了好几十。

没办法，修女们就花钱找人把这些夭折的孩子拉出去埋掉。修女们犯下了第二个错误，她们没有监督埋葬婴儿的尸体。这些孩子埋的太浅了。夜里被野狗翻出来吃掉了，只剩下一些残肢。周围的普通老百姓看在眼里，简直是触目惊心。流言也传越邪乎，说是洋人拿孩子做药，有人趴在教堂窗户上看见玻璃罐子里有人眼睛，其实那不是人眼睛，是大蒜，反正就这么以讹传讹，最后一发不可收拾。1870年6月21日，老百姓把望海楼教堂围了个水泄不通，天津教案爆发。

后来，洋人们慢慢学乖了，文化冲突真的是一件麻烦事。西医开始传入中国的时候，都是极力避免闹出人命的。

1901年，刚好是美国耶鲁大学200周年校庆。一批耶鲁大学的学生在校方支持下，成立了雅礼会。雅礼会来自于“耶鲁”的谐音。但是又暗合诗经中的句子。这个协会专注于在教育领域和中国合作。1905年夏天，年仅29岁的美国医师爱德华·胡美受雅礼会之邀，拉家带口来到长沙，建立了湖南第一所西医院——雅礼医院。这就是现在大名鼎鼎的湘雅医院的前身。

胡美的第一个住院病人病危，医院的华人司务周师傅跪着求胡美，赶快把病人送回家。作为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毕业生，胡美怎么都想不通。医生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病人来到医院，医生就承担着救死扶伤的责任。周师傅说，他明白胡美的想法，但是医院要是死了人，过去所做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

胡美在雅礼医院的第一次手术也是病人主动上门的。当时能接受西医的人不算多，而且是签署了同意书的。这在中国也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居然用文书来告知可能的风险和责任。但是，这个病人最后还是死在了医院里。整个医院如临大敌一般，生怕发生群体事件。专门请长沙巡抚派兵保护。另一方面，送了患者家属一口上好的棺材并且致歉。不得不说，人家危机公关的能力还是很不错的。

好在患者的父亲通情达理，亲自登门道谢，按理说事先签订了文书，本来没有医院的什么责任。您还破费，送了一口棺材。从此开始，胡美不再害怕有人死在医院了。病人从挂号开始，就是一个标准的契约关系。过去是医生去病人家里看病，病人是主场。现在倒过来了，病人是在客场。过去是人际关系，是买卖，但是引入契约关系以后，这就需要依法行医了。必然引起管理方式的变革。

现代医学的引入，医院的兴起。对沿海的开放城市的冲击还是不小的，特别是江浙沪包邮区这一片。传统的中医也坐不住了，因为已经有人开始拒绝中医，比如说吴汝纶。严复翻译《天演论》还是请他作的序。他主持的莲池书院特聘了英文和日文教师。而且作为科举的受益者，他主张废除科举制。他到死也不肯接受中医治疗，他代表当时一大批人的观念。

吴汝纶是比较激进的，也还有比较中庸的。觉得全盘废除中医是不行的。但是学习人家西医好的地方还是可以的，比如资格考试。1907年，端方主持了中医的资格考试，不过仅限于两江总督的管辖地界，连续搞了两届。后来因为战乱没有继续下去。再后来，大清就亡了。

民国是个转型期，从古代的王朝国家转变成现代民族国家。这个转型期的确是够乱的，中医尤其混乱。科举考试早就停了，一大帮儒生转行行医，还有前清的官员也没了工作，比如通判、县丞、贡生、举人，干脆当医生吧。明清以来，中医知识已经逐渐社会化了，很多人都能有个一知半解，就连太后老佛爷都能给自己开药方呢。所以当时的医疗环境空前的混乱。内务部下属的卫生局不管事儿。真正管事儿的是各地警察局的下面卫生科。这个卫生科管扫大街、管屠宰牛羊、管打防疫针，管发放行医资格。

沿海地区的大城市开始普及现代医学，出名的医院也开始越来越多，但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还是不行。当时的中西关系是倒过来的，中医看不了的，请西医过来看。西医大夫询问病情，因为中医概念已经普及化了，病人一张嘴就能冒出“上火”这类的词，要么就说有“湿气”，弄得西医大夫也是一头雾水。西医所说的话，病人还是将信将疑。这两边的沟通实在是有问题。西医开的药，病人往往也是丢在一边不吃。等到快不行了，才送到医院去。要是侥幸好了呢，那就是命好，要是没好呢？那就是死于某某医院的某某医生之手。

当然，也有一心维护现代医学声誉的，坚持推广现代医学的，比如梁启超。梁启超当时尿血不止，到协和医院去看病。协和当时是中国最好的医院。借助X光机，很快很快查明他的膀胱和尿道一切正常，所以就怀疑是肾的问题。对于究竟是哪一只肾脏出了毛病呢？医生做了一系列左右两肾的对比试验，先是验出两肾的排泄功能左强右弱，接着进一步的化验，发现左肾排泄物“其清如水”，而右肾排泄物带血。于是医生认为尿血的原因在右肾上，与左肾无关。接受了X光透视之后，医生果然发现他的右肾有一个樱桃大的黑点。经多位专家诊断，一致认为那黑点是肿瘤，且是导致尿血症的病因。

在怀疑是癌的前提下，协和医院决定为梁启超切除右肾。主刀医生是当时的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就手术本身来说，不可谓不成功。但手术以后，血尿并没有停止，虽然有时血量很少，肉眼看不出，但化验证明，病没治好。协和医院再次检查，却查不出任何原因。4月12日，梁启超出院回家了，住院35天。

梁启超的弟弟梁启勋在报纸上发表了不满，怎么协和医院动了个手术，病却没治好，这算怎么回事儿？徐志摩、陈西滢也跟着在后边摇旗呐喊。过了几十年，传出来的消息是当时割错了肾。这事儿还闹得沸沸扬扬的。其实呢，当初确定的就是右肾，医生不会犯这个低级错误。但是没治好病倒是真的。

梁启超本人倒是在《晨报》上发表文章，公开为协和医院辩护，1926年6月2日，梁启超发表了《我的病与协和医院》，认可协和医院的治疗，文章最后写道：“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

你看这个医患关系，那真是楷模。1929年，梁启超去世，终年57岁。这一年南京政府推出了废止中医案。可惜依照南京政府的执行能力，最后还是没能执行。

进入30年代，中国领来了第一次医疗诉讼案的爆发。也就是说，很多人开始走法律途径解决医患纠纷。往往是在低级法院，病患占了优势。上诉到高级法院，往往医生一方占了优势。但是病人和医生真要打起官司，往往是死磕到底。一定要继续上诉，最后官司拖得旷日持久，谁都受不了。

当时余云岫描述：“医事纠纷的事情，月必数起，有的是病家和医家作对，有的是流氓和医家作对，有的是官吏和医家作对，有的竟是医家和医家作对，在暗中挑拨主持。统计起来，起码有一半以上是无理取闹的。”

媒体也在其中兴风作浪的，最典型的例子是袁张玉坤控诉仁济医院胡祖贻的讼案，大量的社会团体参与其中，很大程度上是因病家有操控社会舆论超越“程序正义”的嫌疑。

当时不仅仅是对医生，对医疗机构的诉讼也开始兴起。1934年，南京中央医院就有好多次医疗纠纷。不过跟现在还是不能比的。那时候能享受现代医疗的人毕竟是少数。现在，医患纠纷发生最多的就是三甲医院。你不看看三甲医院门口排的那个长队，人多嘛，事儿就多。

有人给全国326所医院发了调查问卷。医疗纠纷发生率高达98.4％，七成以上有过激行为，医疗纠纷发生率与医院床位、住院人数和手术人次数呈正相关，三级医院的医疗纠纷多于二级医院，二级医院多于一级医院。这主要是优质资源不够导致的。另一个原因就是现代医疗是个契约服务，甚至是国家福利的一部分。在某些病人和家属的眼里，现代医学是无所不能的，花了钱就必须有个好结果。否则就无法接受。

一方面，医闹屡见不鲜，甚至杀害医生的案件也时有所闻。另一方面，在当今的医疗环境下，一旦遇到非常危重的病人，即便是医院完全有条件救治的，实行“救人为先、立刻救治”的医生比例仅仅只有15％。这是一个历史的低点。遭遇上述情况，27％的医生选择“防止病人愈后不佳引起的纠纷，把他转诊到上级医院”；57％的医生选择有保留的救治—“要救治，但是要反复和家属强调危险性，谈话录音，尽最大可能保护自己”。

病人和医生的这种紧张的关系正常吗？双方是敌人关系吗？当然不是，真正的敌人是疾病。这么敌对下去，必然是滑向双输的局面。其实从历史来看，所谓的医闹，其实还是一种民间私了的行为。跟明清时期没多少区别。但是，现代是个契约社会，一个人既然选择了医生这份职业，承担的责任是很大的。学生进了医学院，首先就是庄严宣誓，“健康所系，性命相托……”，还有那个行业一入行就宣誓啊？还是这么重的誓言啊？

所以，古代医患之间双向选择的那种灵活性不存在了。患者一方那些手段都还在，都还能用。但是医生选择病人的权利却没有了，不出问题才怪呢。

那么，怎么办？我们当然不能后退，解决问题的思路就是契约时代的问题，用契约时代的办法解决。比如依靠第三方医疗纠纷仲裁机构。当然，现代社会中的人也要有契约精神。输了就掀桌子，胡搅蛮缠，那是不行的。办法总是能想出来的，各个国家这方面经验都很多，都值得好好的研究和借鉴。比如依靠法律打官司，美国人很喜欢打官司，法官们通常在医疗纠纷里会偏向弱势群体。日本后生劳动省在建立一个新的补偿机制，无论医院是否有过失，患者和家属都能得到一定的补偿。额度由第三方决定，这笔钱肯定不是医院来掏嘛。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不到关键时刻，你都很难感觉到医务工作者的重要性。如今，我们面临着新冠肺炎疫情，无数医生护士义无反顾的走向了抗疫的第一线。他们是最美丽的逆行者。但是，我们也要明白，他们也普普通通的人，他们不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他们不能无限的承担危险与责任。希波克拉底誓言的第8个修订版本特别添加了一条：“我将重视自己的健康，生活和能力，以提供最高水准的医疗”。医生不仅仅要对患者负责，也要对自己负责。医生护士自身的健康也是很重要的。他们医治我们，我们也要守护他们对吧。这才是真正和谐的医患关系。

最后，还是要说一声，愿那些最美丽的逆行者早日归来，加油武汉！加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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