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 孙殿英的盗墓，影响了中国政局近二十年

【背景】

虽然孙殿英通过行贿的方式，让东陵盗案最终不了了之，但这并不代表这件事情就此便可以画上句号。“发si人财”的行为，在其他人眼中可能最多也就是不齿，但在满清的遗老遗少眼里，却是不共戴天之仇。

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对孙殿英的仇恨尤为深切，可是彼时已经寓居天津的溥仪，是没什么能力报复孙殿英的。就在他悲愤交加的时候，日本人恰逢其时伸出了“援手”，于是本就心怀不轨的溥仪，干脆“借坡下驴”，心安理得做起了汉奸——孙殿英或许也没想到，他的盗墓之举，居然间接影响了中国接下来十余年的政局。

【正文】

在民国年间，“盗墓”可不像现在这样是个重罪。在那个年代，不光有许多四处流窜作案的“摸金校尉”，还有像孙殿英这样亦兵亦匪的大盗墓贼。就在孙殿英盗掘清东陵的前两年，一个名叫刘振华的军阀就曾借着主政陕西的机会，盗掘过包括秦始皇陵在内的多座陵寝；而在孙殿英东陵盗宝之后，1935年，冯玉祥的爱将宋哲元，也曾派人到保定涞水，将怡亲王允祥墓中的珍宝洗劫一空。由此可见，盗掘帝王将相的陵墓，在当时不但常见，而且并不是个什么值得举国关注的事情。

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说孙殿英盗掘清东陵一事，对中国接下来近二十年的政局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呢？这就要说到清东陵盗案的特殊性了。

首先，清东陵的墓主，是清朝的帝王后妃，而清朝交出统治权，距离盗案发生时也不过才过去了十几年，虽说爱新觉罗家作为统治者，把中国带入了深渊，遭人唾弃，但忠于清皇室的遗老遗少还是很多的。

其次，清东陵的地位和其它的皇陵不同。我们并不是说清东陵就比别的皇陵高一等，而是指根据清帝逊位时签署的《清室优待条件》，清朝的皇室宗庙和陵寝，不但要受到民国的妥善保护，其香火祭祀也不能中断。这就跟古代政治讲究的“二王三恪”是一个道理，是新政权延续前朝正统性的标志。即便是1924年溥仪被驱逐出紫禁城后，这一条也依然得到了民国政府的保证。

正因如此，当孙殿英堂而皇之在清东陵刨坟掘墓的消息传出时，才会引起国内外舆论的巨大反响——对清皇室的祖坟进行保护，这可是你民国政府白纸黑字写在文件里的，现在出了这么档子事儿，到底是政府的公信力不行呢，还是你对自己军队的控制力不行？

这要放到正常的政府身上，对于孙殿英这件事情，那肯定是要严加查办，给社会和清朝遗老们一个满意的交代的，因为这关系到一个政府的脸面问题。可是这民国政府，它自打成立到被推翻，就没正常过几天！尤其是1928年的夏天，南京国民政府刚把张作霖赶出关外，在河北地区的统治百废待兴，而孙殿英的部队，正是他们不可或缺的一支关键力量。再加上孙殿英善于见风使舵，给蒋介石、阎锡山等人送出了大量的贿赂，因此地方政府秉着“不因为清朝的死人而得罪活着的孙殿英”这样一条荒唐的原则，使孙殿英逃脱了罪责。

当这个消息传到正在天津寓居的溥仪和满清的遗老遗少们耳朵里时，他们既感到震惊，又十分愤怒。因为在得知盗案之后，这些人就分别向蒋介石、阎锡山发出了通电，要求严惩孙殿英，并且赔款修缮清东陵。他们本以为这件事不难搞定，因为外国人对于东陵盗案也十分关注，如果不给溥仪等人一个满意的交代，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一定会被列强谴责，甚至失去他们的支持。但事实证明，他们的想法太乐观了，一个对于列强没有利用价值的小朝廷，又有谁会真的为他们争取利益呢？

这件事情，让溥仪等人坚定了复辟、复仇的决心。为了达成这一目的，他们开始思考，如何才能掌握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如何才能找到一个愿意扶持他们的靠山。就在他们日思夜想“复辟”大业的时候，想要侵吞中国的日本人，向溥仪抛出了橄榄枝。

日本人对溥仪的“关心”，并非一日。早在1924年，冯玉祥派人将溥仪驱逐出紫禁城时，日本公使馆就曾为溥仪提供过庇护。在日本人看来，这个末代皇帝不但奇货可居，而且还没什么实力，是个非常容易利用的棋子。因此自打那时候起，心怀不轨的日本人对溥仪就多有照顾。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分裂中国、建立傀儡政权的军事基础得以奠定。为了在不向中国全面宣战的前提下，实现对东北的控制，日本关东军派人到天津，邀请溥仪回到“龙兴之地”主持大计，并称关东军愿意帮助溥仪重登皇位。得知这个消息后，溥仪恨不得拔腿就走，到东北完成他的心愿。但他的老师陈宝琛却坚决反对，认为东北局势尚不明朗，贸然从事的话，只怕“去时容易回时难”。再加上日本军政界内部对于溥仪的安排尚未达成统一意见，因此溥仪并未第一时间离开天津。

真正让溥仪下定决心的，是土肥原贤二的到访。这个“中国通”深知溥仪对于复辟的渴望，三言两语便让溥仪彻底下定了投靠日本人的决心。在土肥原贤二的帮助下，溥仪从天津的白河偷渡到了辽宁。在轮船上，溥仪和他的宠臣郑孝胥大谈特谈“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可满心欢喜的他们没想到，刚到营口，日本人就借着“保护宣统帝安全”的理由，将他们控制了起来。

后来溥仪才知道，日本人当时正忙活着筹建“东北最高行政委员会”，想要通过这个傀儡机构，在满洲建立一个所谓的“共和国”。这个消息对于溥仪而言，无异于晴天霹雳，他知道，共和政体的国家，是没有皇帝的，如此一来，他想要复辟的梦想，岂不是就落空了？到这时他才明白过劲儿来，原来日本人和他说的全是谎言，只不过是要借他的头衔，来拉拢满清的遗老遗少，将中日之间的仇恨，变成满汉之间的仇恨罢了。

想透了这一层关系后，叫苦不迭的溥仪决定，向关东军表明态度，如果日本人不同意扶植他这个傀儡皇帝，那么他就要回到天津去。为了体现他的“坚定立场”，溥仪还煞有介事的写下了十二条道理，来阐明在东北建立“大清正统”的必要性。但是，他费尽心思写的这些话，日本人连看都没看就扔在了一旁，坚持要他先出任manzhouguo的“执政”，至于复bi的事情，则留在以后再说。

为了让溥仪心甘情愿做日本人的走狗，当时在关东军担任参谋的板垣征四郎亲自出马，和溥仪就“建立满洲新国家”的问题讨论了一番。他先是慢条斯理地跟溥仪讲了一番大道理，而后直接提出要求，让溥仪接受日本人的安排。二人谈了三个多小时，始终是驴唇不对马嘴。第二天，板垣征四郎干脆连谈都不跟溥仪谈了，表示如果他不接受日本军部的要求，那么就会被视作日本的敌人。在这种赤裸裸的威胁下，溥仪等人最终答应了板垣的要求，并和他签下了秘密条约，承诺将“manzhouguo”的国防、治安、交通等命脉交由日方掌握。至此，被孙殿英的盗墓行为激起仇恨的溥仪，彻底成为了日本人的傀儡。他的“统治”不但帮助日本人加快了全面侵华的脚步，还让三千多万东北百姓陷入了十多年的黑暗岁月。虽然孙殿英盗掘东陵后逃脱了应有的惩罚，客观上讲的确为溥仪当汉奸提供了合适的理由，但后者所犯下的罪行，也绝不是一句“为祖先复仇”就能够轻轻掩盖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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