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奈保尔：殖民作家永远的身份追寻（上）

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奈保尔的代表作《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出版于半个多世纪前的1961年，它的关键词——房子，今天依然能牵动我们的心。对于小说主人公毕司沃斯先生来说，房子不仅仅是一个遮风挡雨的住所，更是他拥有独立身份和尊严的至高无上的证明。

为什么说这部小说融入了奈保尔的自身经历？

1932年，奈保尔出生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一个印度婆罗门移民家庭。特立尼达是个位于加勒比海的落后、闭塞的岛国，面积不及上海的十分之一。它之前是西班牙殖民地，但是1797年，英国舰队挫败西班牙，占领了这个岛国，从此便不断地输送印度和非洲人口来此。奈保尔家族也就是在这时，以契约劳工的身份从印度来到特立尼达。奈保尔从小阅读大量英国文学作品，11岁就确立了当作家的梦想，以及去英国实现梦想的决心。后来奈保尔如愿考上了牛津大学，毕业后也成了一名作家，一生创作了三十多部作品，荣获布克奖、诺贝尔文学奖等各项荣誉，还被英国女王封为爵士。奈保尔似乎实现了作家梦；但是，无论在特立尼达、印度还是英国，他始终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异乡人，这种无所依傍的漂泊感一直持续到2018年去世。在英国，奈保尔曾饱受颠沛流离之苦，几乎一度被贫穷和歧视推入绝境。他曾经尝试过开煤气自杀，结果因煤气不够没有成功。在寻求身份的艰难岁月中，对房子的渴求也成为奈保尔难解的情结。奈保尔曾声称：“在我所有的作品中，《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是最贴近我的一部。”评论界也把这部小说视为奈保尔最成功的小说，将其归入英国20世界百佳小说的榜单。

为什么小说又被成为家庭传记和移民史诗？

小说将近五十万字，奈保尔以史诗般的规模描写了毕司沃斯先生平庸、忙碌、辛酸而悲伤的一生，具有鲜明的家庭传记色彩与移民史诗风格。

主人公毕司沃斯先生，是特立尼达首府西班牙港《卫报》的新闻编辑，一生最大的梦想就是拥有自己的房子。为什么呢？与作者奈保尔一样，毕司沃斯先生是个印度移民，他虽然属于婆罗门种姓，是贵族阶层，但是他生于贫寒家庭，自结婚后一直住在属于妻子图尔斯家族的房子里。他曾经自己尝试建造木头房子，但是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他终于拥有了自己的房子，也为此背上了繁重的债务。

小说开始从头叙述毕司沃斯先生为房子而奋斗的一生，为了便于讲述，我们以他结婚入赘图尔斯家族和进入《卫报》当记者为界，将主人公的生命历程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毕司沃斯先生童年和青年成长的经历。在写童年阶段时，奈保尔的笔触带着拉丁美洲式的魔幻色彩。毕司沃斯先生出生于特立尼达一个有着浓厚印度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的乡村社区，他的出生充满了不祥之兆：胎位不正，生在半夜时分，还长着六指。

毕司沃斯先生违反禁令偷偷溜到水边玩耍，结果不小心让邻居家的牛犊淹死在水塘里，他吓得躲了起来；大家到处寻他不见，都以为他也掉到水塘里了，父亲便下塘寻找儿子，结果不幸淹死了。父亲的死，让毕司沃斯家从此失去了家庭支柱，他们频繁遭受村里人的欺侮，母亲最后不得已把房子和地都卖给了邻居，然后搬家到邻近的波各迪斯小镇，投靠姐姐塔拉生活。

这次搬离是毕司沃斯先生人生的第一次转折，也是他第一次意识到“房子”的重要意义。而作为移民者，毕司沃斯先生家园的丧失，也展现出了更深层次的意蕴。小说写道：“毕司沃斯先生离开了这个他唯一有权力的房子。在以后的三十五年里，他像个流浪者一样到处辗转，却没有一处他可以称之为家。”

由于毕司沃斯先生的婆罗门身份，在姨妈塔拉家特殊的宗教仪式中，他作为婆罗门时可以登堂人室，享受高种性的上等人应该享受的尊贵身份，姨妈还安排他到梵学家杰拉姆家里学习，希望他也能成为一个婆罗门学者。然而毕司沃斯先生对印度语和经文也毫无兴趣，最终因为不小心玷污了圣树，而被粗暴地逐出师门。

这次被驱逐事件，可以视为毕司沃斯先生第二次人生转折，他的身份意识慢慢觉醒，他希望拥有自己的独立空间，拥有一套独立的房子。

之后，毕司沃斯先生进入了成年阶段，他迎来了生命的第二阶段——步入婚姻。他在朋友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份画广告牌的工作，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印刷体书写优势。也正是这份工作，使他来到了堪称豪门的图尔斯家族，并遇见了后来的妻子莎玛。毕司沃斯先生得以入赘图尔斯家族，一方面在于他婆罗门种姓的印度移民身份。

成了上门女婿后，毕司沃斯先生迷失在庞大的图尔斯家族中。他和妻子莎玛住在一个阳台隔成的长形小屋中，他因贫穷而被指责，人人都说，“你来到这个家时，你所拥有的东西还不够挂满一根一英寸的钉子”，人人都觉得他应该对图尔斯家族感恩戴德。毕司沃斯先生在家中没有任何权力，孩子的名字都是图尔斯家族的人取的，他甚至无法为自己的孩子买一件与众不同的玩具，因为姐妹们的嫉妒，妻子莎玛不得不把他为女儿买的昂贵的玩具房子砸烂。他的生活总是由图尔斯家族安排：先是安排他成为一家店铺的小店主，然后又安排他成为甘蔗种植园的工头。在拥挤、喧哗的大宅子中，司沃斯先生无足轻重，他既没有个人或小家庭的空间，更得不到身份的认同和尊重。

为了抗拒无时不在的被吞没的感觉，毕司沃斯先生时常和家庭成员发生冲突，但是，每一次都以他的失败结束。他越来越强烈地想要出逃，想要摆脱这个大家庭的控制，寻求自己的立身之处。于是，建立一处自己的房子，成了他的人生目标。为此，他带着一家人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迁居，无数次做着拥有自己的房子的美梦。

毕司沃斯先生为房子奋斗的一生进入第三阶段——他来到西班牙港，之后他将在锡金街度过生命的最后十五年。毕司沃斯先生凭借画广告牌的手艺和阅读的积累，进入《特立尼达卫报》做记者，这自然是一份再理想不过的工作。他很快把妻子玛莎、四个孩于一家六口接到西班牙港，不过依然没有自己的房子，住的是图尔斯家在西班牙港的房产。由于记者事业的成功起步，毕司沃斯先生找回了一些自信，他怀着对新生活的热忱对住所进行了改造：砌花园，种玫瑰，挖水塘种莲花，还买了一些家具。后来他自己找了一块地皮，建了一所和绿谷差不多的房子，不幸是的，房子毁于一场大火。毕司沃斯先生又随全家搬到了西班牙港的房子里，他和家族矛盾丛生，特别是当他冲撞了图尔斯太太的小儿子奥华德，冲突变得更加激烈。

伴随着房子梦想的一次次破灭，毕司沃斯在工作上也渐渐失势。他觉得再也不能在图尔斯家住下去，他拼命四处寻找房子，准备贷款买房子。此时，一位法务官文书自愿将自己的一幢房子低价出让给他。毕司沃斯求房心切，他毫不犹豫地花光一生的积蓄、加上贷款3000美元将房子买厂来。但是当他带着一家六口搬进新居时，才发现房子质量低劣。

虽然这座住宅不甚完美，但是不管怎样，最后他终于拥有了自己的房子了，哪怕是在这最后的岁月里。小说写道，“在被疾病和绝望折磨的数月里，他一次又一次地觉得，住在自己的房子里，拥有自己的房子，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从小，他就从一个陌生人的屋子迁移到另一个陌生人的家，从小他就不断遭到指责。而现在，每天晚上关上门窗，除了自己家里的声音，他听不见任何喧嚣；他自由自在地穿梭在自己的房间和庭院之间。”

就这样，毕司沃斯先生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只是背下了繁重的贷款。为了偿还贷款，毕司沃斯先生不得不超负荷加班加点工作，终因心脏病突发而猝死在这座还没付完贷款的房子里。小说以毕司沃斯先生的葬礼结尾，之后，“莎玛和孩子们回到空空的房子里”。

毕司沃斯先生的故事是一个移民者追求尊严与身份的悲喜剧？

就像书中写的，当他们搬到新房子里时，妻子莎玛离开她的母亲和姐妹们，对毕司沃斯先生和孩子萌生了一种新的忠诚，这简直是和拥有自己的房子一样是天大的胜利。锡金街的住宅，让他真正属于自己的空间，但是很不幸，他并没有时间享受这种自由和安定的喜悦，就英年早逝了。

但是，与其他文学作品中的边缘人不同的是，在卑微和漂泊的命运中，毕司沃斯先生始终怀有一个坚定的梦想：拥有独立的房屋，建构自己的身份和尊严。这种信念和追求伴随着他的整个一生。毕司沃斯的人生史，就是他为了拥有自己的房子的奋斗史。

为什么说小说展现出奈保尔对于印度社群归属的担忧？

小说中，图尔斯家族从特立尼达搬到西班牙港，已经展现出印度移民群体性的衰落。在特立尼达，印度移民社会是分裂的，按宗教、民族、种姓划分的各移民集团之间缺乏认同，同当地的其他民族更是很难归化。这种现象在印度移民人数占多数比重的地方，如特立尼达，特别突出。20世纪上半叶，特立尼阿达印度移民在异国他乡的奋斗，是充满着困惑和无奈的。西印度群岛契约劳工及其后代，毕司沃斯的奋斗和遭遇，他们希望建造一所属于自己的、自由支配的、有主人翁感觉的房子的追求，正是这一艰难旅程的侧影。作为毕司沃斯对立面的图尔斯家族，其实与毕司沃斯先生同样面临着身份归属的危机。哈努曼大宅的名称，正是来源于《罗摩衍那》中令印度人民无限尊崇的英雄。 

奈保尔如何分析印度社会衰落的原因？

首先，奈保尔将批判的笔触指向殖民者。奈保尔本人出身于印度婆罗门贵族，但却生活在落后、闭塞的殖民地特立尼达；而在印度，他又被认为是特立尼达人，无法找到自己的民族之根；在英国伦敦，他是遭受歧视、艰难求生的印度人。在这三地不同历史文化的撕扯当中，奈保尔也陷入寻求身份的长久的苦闷和艰难之中。而这一切，都是建立于殖民历史背景之中。特立尼达和印度都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当殖民地在上世纪获得独立身份，却仍然摆脱不了殖民国家对他们的评判，摆脱不了作为第三世界国家被裁判和审视的地位，更摆脱不了文明延续被摧毁的残酷现状。

奈保尔不仅批判殖民主义，对于第三世界国家，奈保尔展开的批判更加毫不留情。在被奈保尔称为“半吊子社会”的国家中，比如特立尼达，印度移民常常会谈论要不要回到印度家乡，但是谁也没有真正动身，大家都懒于改变现状，懒于去开创和行动。他在《印度三部曲》中写道，印度是个早已被挫败的国家，这个国家唯一的希望在于更迅速的衰败。对于特立尼达，他同样认为，这是个价值观彻底错乱、人人活得卑微的小地方。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奈保尔虽然被归为后殖民作家，但是他并没有因外界对于一个殖民地作家的期待而改变自己的立场。他的批判锋芒不仅仅针对殖民主义，甚至更强烈地落在殖民地人民的身上。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奈保尔书写了特立尼达的混乱、丑陋，后来他在其《印度三部曲》中大谈印度的贫穷、喧嚣和盲目，在批判的同时，奈保尔亦不乏深度的探索和思考，他说，20世纪后期的印度，其独立的含义远不止是英国人的离开，更需要印度政府和人民做到真正的独立。

作为双重的文化移民，奈保尔既不属于殖民地印度、特立尼达，也不属于宗主国英国，他在这个印度-特立尼达-英国的文化三角中的身份寻求，正应了德国哲学家阿多诺的话，即，对于一个没有故乡的人来说，写作成为居住之地。

在200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仪式上，瑞典文学院曾这样评价奈保尔说：“他将极具洞察力的叙述与不为世俗左右的探索融为一体，让我们从被扭曲的历史中探寻真相。”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阅读奈保尔，不仅是走进殖民地人民的思想和感情世界，也是对现代人的文化困境的审视。毕司沃斯先生的家园寻求，也正是奈保尔自己的身份追问，对于他们来说，移民的遭遇让他们更迫切地想抓住一砖一瓦，以安放自己、保护自己、证明自己。

这也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的生存困境。即使我们不是被殖民者，但是移民、无家可归的境遇依然困扰着我们。我们依然在寻求认同和尊严的漫漫长路上跋涉前行，我们依然不惜押上自己的一切，去获得这种空间占有和身份证明的笃定感。毋庸置疑，人类始终在经历人生的某种一致性：殖民地人民并不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异类，他们的痛苦离我们并不遥远；而像奈保尔这样的后殖民作家，与和平世界的我们一样，在背井离乡、在陌生城市打拼，在不被接受、无法得到认同时，这种生命和尊严的寻求，将是人们面临的永恒的身份追问。

作者：（英）V.S.奈保尔

今日解读：不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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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编辑：左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