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精制版12】艾朗诺：《红楼梦》| 红楼一梦，盛世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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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

作者: 【清】 曹雪芹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文文稿

你好，我们今天的节目请到的是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的终身教授艾朗诺。他将从一个西方汉学家的独特视角，为我们解读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

我是艾朗诺，是斯坦福大学中国古典文学专业的教授。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对象是一个差不多横跨了两千多年的文学传统。我今天要讲的《红楼梦》，可以说是这个悠久的文学传统中最好的一部小说。说它“最好”，这不是我个人的看法。在中文世界中，这几乎是一个共识，你很难找到有力的反对意见。

一个忠实的洋人粉丝

1949年10月1日，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上宣布中华人民国内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台下山呼万岁的人群中，站着一个好奇的英国年轻人。他当时是北京大学的留学生，正师从著名学者、《红楼梦》研究专家俞平伯学习中文。这位年轻人名叫大卫-霍克思。这一年他二十六岁。他所不知道的是，历史将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把他和他的老师俞平伯、以及台上那位看似遥不可及的领袖联系在一起。也将由他来影响一部中国伟大古典名著在世界文学史中的命运。

这部伟大的古典文学名著，也是把这些人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就是《红楼梦》。众所周知，毛泽东在四大名著中对《红楼梦》有特别的偏爱，认为这是中国古典小说中最好的一部作品。虽然是虚构的小说，却可以当做严肃的历史来读。霍克思的老师俞平伯是公认的“红学”专家，他最为人所知的成就，便是考证出《红楼梦》前八十回为曹雪芹所作，后四十回为高鹗续作。而霍克思本人，则是现在流传最广、享誉最高的《红楼梦》英译本的主要译者。霍克思自1951年返回英国以后，便一直在牛津大学读书、任教，是战后西方最重要的汉学家之一。

而在今天的节目中为我们讲述《红楼梦》及其历代“知音”的故事的艾朗诺教授，也与《红楼梦》有着不解之缘。生于四十年代的艾朗诺，在他刚刚对中国文学和文化萌生了兴趣的年轻时代，领他入门的，就是当代汉语文学界著名的作家、《红楼梦》的忠实读者与知音，白先勇先生。白先勇教给艾朗诺的，不是普通的中文，而是《红楼梦》里的中文；以及那个用 或精致典雅、或生鲜泼辣的语言世界构建出的、晚期中华帝国的一曲盛世悲歌，一个红楼将倾前的繁华大梦。

《红楼梦》的写作背景是17世纪晚期到18世纪中叶满清帝国的首都北京。整本小说围绕着贾府的故事展开。贾家是京城一个富裕的精英贵族家庭，人口众多，家族势力庞大。这部长达120回的小说描述了贾府的生活和兴衰，在故事的结尾，贾家因为卷入了与皇族和朝廷的政治斗争而被抄家，最终破败衰亡。

我们对这部小说的作者曹雪芹其实知之甚少。我们并不知道他确切的生平，只知道这个故事大概与他的亲身经历有关。曹雪芹出身于康乾盛世中一个显赫的家族，他的父辈和祖父辈都是朝廷的高官，拥有世袭的爵位。曹雪芹本人并不是朝廷官员，而且曹家到了他这一辈，家道也已经中落。他年少时大概经历过和书中类似的抄家场面，对这些可怕的场景有着历历在目的记忆。《红楼梦》应该是参考了曹雪芹真实的个人经历，但同时也有想象和虚构的成分。

在英语世界中，许多人都知道毛泽东是《红楼梦》的忠实读者。据说他曾把这部长达120回的长篇小说从头到尾读过好几遍。而帮助《红楼梦》走出中国、走向世界的，是牛津大学的教授大卫-霍克思。霍克思从一九七十年代开始翻译《红楼梦》，整个翻译过程历时将近二十年。为了专心翻译，霍克思甚至在此期间主动从牛津大学退休。可以说，这是一部倾注了他真爱的译著。这一版的英译《红楼梦》后来收入了企鹅出版集团著名的“企鹅古典系列”（Penguin Classics），多年来一版再版，长盛不衰。

其实在霍克思之前不是没有人翻译《红楼梦》。但那些译本要么是节选本，要么翻译得不够精当。霍克思的译本没有任何遗漏，每一个字都译得明明白白，是质量绝对上乘的译著。我常常告诉我的学生，当他们读到这个英译本时，他们手上拿的，其实是两部伟大的作品，一部是曹雪芹的原著，一部是霍克思的英译。

事实上，无论是长期致力于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古典文化的霍克思，还是在当今美国的大学课堂上向新世纪的年轻人讲解《红楼梦》的艾朗诺教授，他们都或多或少是在以“旁观者”的角度来阅读、观察这部诞生于十八世纪中国的小说，是在世界近现代史的大背景中理解这部书中所呈现的社会图景和众生百态。

盛世中的黑暗

这些《红楼梦》的异代知音和异国知音们都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同一个现象，那就是《红楼梦》对自己所处的时代的批判与超越。

曹雪芹是乾隆皇帝的同龄人，两人只相差四岁。曹雪芹的曾祖母是康熙皇帝的乳母，其祖父曹寅年少时也曾入宫担任侍读，是康熙最宠信的人之一。在康熙皇帝的照拂下，曹家一直把持着“江宁织造”的肥缺，也因此成为江南巨富。康熙皇帝六次南巡，有四次都由曹寅接驾。曹家可以说是“康乾盛世”最好的见证者和亲历者。

然而这部成书于乾隆盛世的小说，它所关注的，却不是盛世的景象，而是繁华的皮相之下无处不在的腐败堕落，社会不公，以及不堪入目的人性之恶。盛世的光芒与盛世中的黑洞形成了触目惊心的对比。

中国学者曾有过一个观点，这点我也很赞同。他们说要是晚一百多年，这部小说根本不可能写出来，因为一百多年之后，中国正处于义和团运动时期，正处于被欧洲列强半殖民的时期。民族自豪感与民族自信即便没有消失殆尽，也减损了一大半。但在《红楼梦》的故事里，你丝毫看不到这种痕迹。

那真的一个鼎盛的时代。从康熙到乾隆，中国社会大部分核心地区经历了差不多一百年和平繁荣的局面。儒家一整套体面的价值观似乎完美而恒定地贯彻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上。此时的中华帝国正处于一个巅峰，她根本意识不到世界上还存在着其它先进的文明与文化。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十九世纪。当西方国家以对手的姿态带着更先进的科学技术叩开了中国的大门，原本那个不可一世的大清帝国才开始感受到了威胁。

但十八世纪的中国的确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最强盛、最有威望、物质最丰富的国家。与此同时，也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社会。《红楼梦》所描写的，就是这样一个河清海晏、歌舞升平、有着稳定的传统价值观的时代。它用恢弘而细腻的笔触，全方位地呈现出了这个盛世社会的丰富肌理。

它的主角虽然是王公贵族、公子小姐，但围绕在这些主角周围的，是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从贩夫走卒到和尚道士，从寒酸的远房亲戚到“家生子”的仆役丫鬟，《红楼梦》给了这些人充分的关注和生动的刻画。事实上，贾府的大丫鬟们在这部书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她们虽然是下人，但却经常帮主子们出主意，参与重大事情的决策。

在《红楼梦》所呈现出的丰富的社会肌理中，诚然有莺歌燕舞、欢声笑语，但给历代读者留下更深刻印象的，却是这太平盛世的“背面”。而集中体现了这个阴暗的“背面”的，是《红楼梦》中那个“大人的世界”。

艾朗诺教授认为，《红楼梦》总体而言有两条故事线。一是宝玉与宝钗、黛玉之间的爱情故事，这可以说是一个相对纯洁的“少年人的世界”。因为这些住在大观园的少男少女们出场时大概只有十三四岁，故事结束时也不过十八九岁。另一条大的线索则是贾府的兴衰和贾府上下数百人的命运。这是一个更现实、也更复杂黑暗的“大人的世界”。

《红楼梦》最为人所知的主题，是在贾府兴衰命运的大背景下，主人公贾宝玉与其姨表和姑表姐妹之间的爱情故事。在传统中国社会，姑表或姨表的表兄弟姐妹之间是可以结亲的，哪怕是最亲近的表兄妹或者表姐弟，只要彼此不是同一个姓氏，就可以结婚。比如薛宝钗的母亲是宝玉的亲姨妈，而林黛玉的母亲是宝玉的亲姑妈。但宝钗和黛玉都不姓贾，她们就可以嫁给宝玉。《红楼梦》最关键的一条故事脉络，就是看这些女孩子中间，谁最终会成为宝玉的夫人。

但在贾府的兴衰与宝玉的婚事这两条线中，贾府的命运其实是更大的一条故事线。宝、钗、黛的爱情故事只是镶嵌在这个大的故事框架中的一条情节的副线。年轻的读者们或许会被浪漫的爱情故事所吸引，同情书中那些注定要遭遇悲剧命运的可爱的少男少女们，但成熟的读者们会更多地关注书中描绘的那个“大人”的世界，也会欣赏作者在呈现这个现实世界时的坦诚。

《红楼梦》里这个“大人”的世界，处在繁华盛世的“背面”。这里有各式各样的权钱交易，腐败随处可见。人们通奸、撒谎，无恶不作。在家庭内部，父权制度、包办婚姻、愚孝观念和男尊女卑的思想造成了很多年轻人的悲剧。宝玉是个极聪明但也很令人头疼的问题少年，而和他发生故事的那些女孩们，却几乎无一不颖悟聪慧，惹人怜爱。但她们也几乎无一例外，都被家中的父母或祖父母包办了婚姻，而且都是非常不幸的婚姻。

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悲剧同样是封建家长独裁的结果。宝玉最终被骗与宝钗成亲，黛玉饮恨而终，宝玉也心灰意冷，遁入空门。在传统中国的大家庭中，像宝玉这样身份的人出家，其实与自杀也没什么两样了。这是相当冷酷无情，也很恐怖的一个世界。所以《红楼梦》里的爱情悲剧绝不只是关于几个青少年的风花雪月和无病呻吟，它的本质是封建家长们对孩子们年轻生命的摧毁。

冰雪聪慧的女孩子们

除了对传统父权和家长制的批判，《红楼梦》还挑战了封建社会另一个非常基本的价值观：男尊女卑。作为一部十八世纪的小说，它对女性的才能、魅力、情感与价值给予了无比真诚的、直白热烈的肯定。在艾朗诺教授看来，这几乎已经可以称之为一种“女性主义”（Feminist）的立场。这一点，曹雪芹在他的自序中说得最为明白：

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推了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於我之上。何我堂堂之鬚眉，曾不若彼裙釵哉！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之大無可奈何之日也！當此時，則自欲將已往所賴，上賴天恩，下承祖德，錦衣紈絝之時、飫甘饜美肥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負師兄規訓之德，已至今日一事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記，以告普天下人。我之罪固不能免，然閨閣中本自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其短，則一併使其泯滅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当我老了，回首往事，我为自己的庸庸碌碌、一事无成感到羞愧。但我年少时那些琼闺绣阁中的朋友，她们的才能、见识、甚至品行都居于我之上，我不能以自己的潦倒失败为借口，让她们那曾经美好纯洁的生命泯灭不闻。因此我要把这些事都写下来，让天下人都能认识这些天地间的灵秀。

于是，曹雪芹便把他的这种羞愧、把他对年少时代那些惹人怜爱又令人敬佩的女性朋友的怀念倾注到了《红楼梦》的角色塑造中。他借着宝玉的口，说“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在宝玉的眼中，追逐“经济仕途”的男子不过是些须眉浊物、国贼禄鬼。他宁愿作一个世人眼中的“痴人”、“呆子”，只混在“脂粉堆”里。因为只有在这里，他才看得到天地“钟灵毓秀”之德，也只有这些女孩们，才是这个污秽不堪的世界中惟一的“洁净清白”之身。换言之，“男尊女卑”的社会法则在《红楼梦》里被反转了过来，变成了“女尊男卑”。

读完小说之后，最令读者们念念不忘的，就是书里那些年轻姑娘们的聪慧，她们熠熠闪光的才情和悟性。整本书从头到尾，这些女孩们都表现得比男子们更机敏、伶俐，甚至更纯洁、健康，更令人钦佩。如果你去看《红楼梦》之后中国作家笔下的女孩子的形象，你会发现她们其实受了《红楼梦》很大的影响。

很显然，曹雪芹是捕捉到了这些少女们在她们生命中这个独特的年龄阶段的一些特质。她们是如此无忧无虑，如此冰雪聪明，她们还没有被社会所裹挟，尚未体会到成年女性所受的种种束缚。你要知道，这是在十八世纪的中国，这是一个奉行“男尊女卑”的父权社会。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曹雪芹塑造了这样一批比男孩更聪明的女孩子的形象。这其实是相当出人意料的，也是非常反传统的。

《红楼梦》和社会革命

当然，腐败通奸也好，家长独裁或男尊女卑也罢，这些原本不是《红楼梦》的时代所独有的社会现象。但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在《红楼梦》之前，从来没有一部小说以如此严苛的目光审视过一个社会的弊端，而且还是一个“盛世”的弊端。正如我前面所说，这的的确确是一个“盛世”，这个社会有充分的理由为自己感到骄傲。然而，《红楼梦》却径直地刺入了这个社会的软肋，撕开了它那些堂而皇之、大行其道的社会价值观的体面外衣，让你看到人们为此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

所以，《红楼梦》绝不是那种可以聊作消遣的小说，它是对社会阴暗面的“控诉”。它丝毫没有回避社会问题的意思，相反，它以极大的勇气、以无比坦诚地态度直面并且呈现了中国社会特有的这些问题。若是问为什么三百多年来中国读者一直都喜欢《红楼梦》，我觉得那就是因为它的坦率。

《红楼梦》中这种坦率的批判精神在一百多年之后的中国革命者中引起了共鸣。立志要打破旧传统、建立新世界的共产党人，在《红楼梦》中看到了这部伟大作品超越时代的潜力。

《红楼梦》于1750年前后完成。直到160多年后，也就是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才结束了封建帝制。之后又过了十年，中国共产党建立，开始共产主义运动。毛泽东等中共早期领导人对中国的旧传统即便不是全盘否定，也是持尖锐的批判态度，《红楼梦》自然受到他们的推崇。这部小说如此超前，超越了时代150年乃至180年。

毛泽东本人就非常喜欢这部小说。我猜他喜欢这部小说的原因之一，或许是书中对人物心理的细致入微的刻画。《红楼梦》写人，既写“人前”的一面，也写“人后”的一面。我们可以看到人们的算计，他们的阴谋，他们做的各种各样偷偷摸摸的小动作。如果你想全面地了解人性——不只是了解光明的一面，也想了解阴暗的一面，那么《红楼梦》会是一部很好的教科书。

中共领导人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开始呼吁社会改良，革除社会弊病。1949执政以后，便开始按照他们理想中的蓝图建设新中国。中国政府在五六十年代落实了许多促进平权的政策，如挑战封建家长制的权威，推行男女平等，反对愚孝等等。这些都构成了中共社会改造的重要内容。而这些观念在《红楼梦》里都有体现。所以曹雪芹是遥遥领先于自己的时代的。

本节目由喜马拉雅制作播出。本节目中文版由哈佛大学博士杜豫白撰稿、编译，由郝志录制，魔嘉天娱制作。英文版由Zachary Davis, Galen Beebe制作。感谢收听，我们下次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