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 同治朝最大的政绩，和皇帝没有半毛钱关系

【背景】

同治在位期间，清朝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与英法殖民者合作的同时，对内做出了一系列调整措施，缓解了国内的紧张局势。这段历史被后世称之为“同治中兴”，计入了同治皇帝的功绩当中——可事实上，一个不到二十岁就死掉的小孩子，哪有才略带领清朝中兴？真正引导着同治在位期间的大清回光返照的，还是奕䜣、文祥、曾国藩、左宗棠这些内外大员。而他们的所谓“中兴”，在撕开那张遮羞布之后，其实也并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地方。

【正文】

自打公元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曾经自诩为“天朝上国”的大清国，就没过过一天安生日子：外有西方列强的轮番入侵，不断用枪炮和不平等条约攫取利益；内有接连不断的农民起义，规模最大的太平天国，甚至横扫了中国的半壁江山，兵锋一度直逼北京城下。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当时的两任帝王道光和咸丰，虽然也有心“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但囿于自身能力和国家实力，并没能止住清王朝崩溃的趋势。当时的很多人甚至觉得，清朝的垮台已经指日可待，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罢了。

然而在咸丰死后，清朝的国运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滑入谷底，相反还止跌回升，进入了一段被称作“同治中兴”的上升期。对于这段历史，大家想必都是不陌生的，清朝晚期大名鼎鼎的“洋务运动”，就发生在这一时期。不夸张的说，正是因为有了“同治中兴”的出现，本已岌岌可危的清朝，才能从灭亡的边缘被拉回来，继续苟延残喘到二十世纪初期。在北洋政府设馆编修的《清史稿》里，对这段历史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说“国运中兴，十年之间，盗贼划平，中外乂安”。在另外一本记述清朝典章制度的书里，甚至声称同治皇帝是能够和开创“光武中兴”时代的汉光武帝刘秀相提并论的伟大帝王。（《皇朝续文献通考》，刘锦藻）

可是我们都知道，这段被后人大吹特吹的功绩，实际上和当时在位的同治皇帝并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同治登基的时候才6岁，根本没法处理朝政，国家大事都是他的嫡母慈安、生母慈禧，和奕䜣、文祥、沈桂芬等一批高级大臣主导的。如果硬要说同治起了什么作用的话，那可能就是因为他登基的时候岁数小，两宫太后当时对权力的控制也不集中，给了奕䜣这些人在专制体制下大展拳脚的这么一个窗口期。

俗话讲，“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这恭亲王奕䜣在同治登基之前，日子过得并不如意，他哥哥咸丰虽然用他，但却并不信任他。直到1860年，英法联军打进北京，奕䜣因为被咸丰留在京城跟洋人议和，才迎来了政治生涯的转折点。在此期间，他不但把议和的事情办得非常漂亮，为自己捞到了宝贵的政治资本，还借此笼络了留在北京的一批大臣，进而在自己身边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集团。更重要的是，在列强眼中，和他们打过交道的奕䜣，要远比一直跟在咸丰旁边的肃顺等人靠谱，因此在辛酉政变除掉顾命八大臣之后，英法两国非但没什么意见，反而全力支持奕䜣。英国人在中国办的一张报纸，甚至强调称“在这个特别的关头，英国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去支持清帝国的现存政府’”。

咱们说清朝在鸦片战争之后就逐步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它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国家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都或多或少会受到殖民者的控制。政府要想办点什么事情，得不到殖民者的首肯，那就很可能惹麻烦——比如慈禧后来想废掉光绪，立端王载漪之子溥俊为帝，就招致了列强的强烈反对，甚至对后来的八国联军侵华都造成了直接影响。所以说，清朝能开展洋务运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得到了列强的认可。

和洋人打过交道的奕䜣，当然明白上面这个道理。所以他在咸丰还没死的时候，就上疏申请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接管之前由礼部和理藩院负责的对外工作。一开始，总理衙门只是主管外交及通商、关税等事务，但随着与西方联系的深入，到后来，连筑铁路、开矿、制造军火这些事儿，也都归到总理衙门负责的范围里了。可以说，总理衙门就是洋务运动前期的领导部门，因此当时也有人管它叫“洋务内阁”。担任总理大臣的这些人，也都是洋务运动的主导者，其中最出名的，就是在地方主持创办了一系列工业企业的李鸿章。

和身在朝廷中枢的奕䜣等人不同，李鸿章、曾国藩、胡林翼这些汉人大臣，因为长期在第一线战斗，对于坚船利炮的价值有着非常深刻的了解。尤其是李鸿章，当年在围剿太平天国的时候，清朝曾将美国人华尔率领的“洋枪队”划拨给他指挥，这支部队的连战连捷，对清军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李鸿章的淮军，在随后不久就开始效仿“洋枪队”购买并装备西式武器，率先走上了军事近代化的道路。

因为洋务运动在本质上是清朝官员为了挽救清朝的统治而进行的自救运动，所以出于这个目的，他们首先发展的，就是当时最急需的军事工业体系。1865年，晚清规模最大的军工厂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宣告成立，在同治年间，它是全东亚地区首屈一指的兵工厂，中国自行生产的第一款步枪、第一艘汽船，都是在这儿诞生的。与此同时，南京的金陵机器制造局、福州的福建船政局、天津的天津机器制造局等一批近代化军事工厂也先后成立，这些工厂的投入生产，让中国在短短几年间就具备了用机器生产各种军工产品的能力。

随着军工产业的发展，洋务派的大员们逐渐发现，光有机器和武器，还远不能实现他们“师夷长技以自强”的目的，因为这些工厂的水平，和西方相比依然有着很大的差距，这一点在制造成本上体现的尤为明显——江南制造局生产一支步枪的成本是17.4两白银，而外国产步枪的成本却只有10两左右。如此明显的差异，让急于一口吃成个胖子的洋务派无法忍受。为了降低成本，他们决心发展运输业、矿业、邮政、铁路等相关行业，这些行业的发展，从客观上来讲，是奠定了中国近代化工业的基础的。曾被洋务派聘用的一个法国人，在1872年这样评论洋务运动的成果，他说，“中国正在迅速地成为一个令人生畏的对手，整个官僚阶级都决心恢复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的军事力量，与1860年时的情况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

不过我们也知道，洋务运动在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了，那些用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清军，在面对侵略时，也依然是一触即溃。对于这个结局，我们的教科书上其实已经给出了非常精辟的答案：清朝的统治者，从一开始就选错了方向，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本质上就是换汤不换药。他们以为学洋人开工厂、练新军，就能够让清帝国变得和西方列强一样强大，但实际上，列强之所以成为列强，是因为他们的政治、经济制度体系已经进入了近代水平，这使得他们能够解放和发展国家的生产力。反观清朝，只把改革的对象局限在了表面，甚至在平定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运动之后，还在地方重建了传统秩序主导的行政体系，重申了朝廷对于地方士绅自治和儒家传统思想的保护。我们不能说这个选择对于清朝是错的，因为这个政权本身就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你怎么可能去要求统治者把革命的绳索往自己的脖子上套呢？

实际上，直到清王朝覆灭，那些统治者们也没有勇气自己革自己的命，他们的阶级特征，是注定要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的。这个大的趋势，无论是奕䜣、文祥这样的满族亲贵，还是曾国藩、李鸿章这样的汉族能臣，都无法违逆。至于那位还没活到二十岁就一命呜呼的同治皇帝，就算他真的能像大臣们期待的那样，成为一个传统思想下的“有道明君”，充其量也只能再给他们的大清朝多续上几年，改变不了这个腐朽政权必然灭亡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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