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作为犯】：见死不救案，冷漠该不该算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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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原文  

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2011年发生的小悦悦事件？2011年10月13日，2岁的小悦悦被两车相继碾压，7分钟内，18名路人路过但都视而不见，漠然而去，最后一名拾荒阿姨陈贤妹上前施以援手，但不幸的是因为伤情严重，小悦悦于2011年10月21日，抢救无效离世。

小悦悦事件引发网友热议，当时还有人大代表提出议案，希望刑法增设“见死不救罪”，试图借助法律匡扶摇摇欲坠的社会道德。作为法律学者，我深知法律无力提升民众的道德水平，但是法律至少应当有所作为。

类似小悦悦这样的见死不救的事件你也许见到的不少，关于这样的案件，有人说，冷漠成了这个社会的绝症；还有人说：雪崩发生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那么，见死不救到底该不该定罪呢？法律需如何应对“见死不救”呢？在讨论这个话题之前，你首先需要了解一个法律原则，那就是“不作为犯”原则。

所谓不作为犯就是如果你负有作为义务，那么你不履行这种义务就可能构成犯罪。这种作为义务可以是来源于法律的规定，比如夫妻之间互有抚养义务这是法律规定的，如果你不履行夫妻间的抚养义务，那么你就触犯了法律中的“不作为犯”原则。

当然，这种作为义务也可能来源于你的先前行为，也就是说当你的行为导致他人的利益处于危险之中，你就有排除危险的义务，举个例子，张三不小心把李四撞到在地，李四动不了，张三就有扶起李四的义务，如果张三没有救助李四，李四当晚被冻死，张三就构成犯罪。

但如果他人利益受损的危险不是你造成的，那你对就没有救助他人的法律义务。比如一个女的说，你如果不同意和我结婚，我就死在你面前，你没说话，结果她在你面前自杀，从法律的角度来说，你没有救助义务。你救她只是道德义务，而不是法律义务。相信你还记得我们之前所说的，法律只是对人最低的道德要求。

这就与我们今天讨乱的话题息息相关了，因为对于特定群体之间的“见死不救”，比如父母之于孩子，又如丈夫之于妻子，再如警察之于伤者，这自然都属于犯罪，触犯了法律中的“不作为犯”原则，并没有太大的争议。

而我们今天说的见死不救，显然既非拥有法定义务的父母夫妻之类的，也不是先前导致他人利益受损的人士，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路人甲。类似小悦悦事件中的陌生人，他们和伤者之间并不存在这些特定的关系，法律是否应该增加一个规定，规定陌生人对伤者是否应该有救助义务呢？

其实这个问题，历史上早就有相关的讨论，最经典的例子就出自于《圣经》。这给大家普及一个小知识，其实《圣经》下隐藏着如今众多西方重要法律制度的起源，毕竟法律的一个重要源头就是宗教。

曾经有一个犹太的律法师想找耶稣的麻烦，假装请教耶稣问题，他问“爱邻舍如同自己”中的“邻舍”指的是谁？

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不幸落在了强盗手中。强盗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

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惟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

第二天，这个撒玛利亚人拿出二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请你照应他，超出的费用，我回来一定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当然是怜悯他的。

其实，我们都知道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是死对头，而祭司是犹太人中的宗教领袖，利未人则是宗教得精英，但是最后施以援手却是为他们所极为不耻的外邦。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在二战期间，一个中国士兵倒在地上，国军将领从旁边经过、爱国学生也经行此地，但都没有救他，最后他被一名敌军的人救了。这个故事会不会让你震惊。

当然关于这个故事也有一部分人有不同的看法，因为经过考证，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的路途的确非常危险，匪徒出没频繁，也有许多“专业碰瓷”。所以，一部分人认为祭司和利未人着急赶路，没有救助同胞其实也情有可原。

无论如何，在这个典故中，有两个法律中极为重要的立法风格是不能忽略的，那就是“坏撒玛利亚人法”和“好撒玛利亚人法”。

所谓“坏撒玛利亚人法”，就是要求公民在他人遭遇人身严重危害的时候，如果施以援手对自己没有损害，就应该积极救助，否则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这种立法最早出现在十九世纪的葡萄牙，随后的一百年，至少为包括德国、法国在内的十五个欧洲国家的刑法典所采纳。而在美国五十个州，当前只有明尼苏达、威斯康辛、佛蒙特少数几个州规定了这种法律。当时，促使美国出现这类立法的一个著名案例是发生在纽约的邱园案。

一天深夜，一位名叫科迪·吉洛维斯的女子被刺伤，躺在路上奄奄一息，拼命地向周围的邻居呼救，呼叫了半个多小时，周边的38个住户，居然全都无动于衷，甚至连个报警电话也没有人拨打，大家从窗户上看到一切，听到了一切，却眼睁睁的看着邻居惨死街头。

随后，美国有个别州出台了相应的法案，要求公民在类似情况下必须履行一定的救助义务。比如遇到像杀人、强奸等恶性刑事案件，如果无力制止，至少应该报警，如果无动于衷就可能构成犯罪。

但事实上，这种见死不救的犯罪仍属于轻罪，处理通常是点到为止，以佛蒙特州为例，触犯这条罪名，也只不过罚金100美金。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陆的立法，比如法国对此行为的处刑，最高可达5年监禁。

那什么是“好撒玛利亚人法”呢？“好撒玛利亚人法”一般常见于英语国家，好撒玛利亚人法就是刚才提到的圣经故事中的好撒玛利亚人。这种法律并不强迫人行善，但是要为行善着创造积极的条件，免除行善的后顾之忧。

这种法也被称为自愿者保护法，它主要是通过法律来鼓励善举，免除见义勇为者的后顾之忧，如果一个人本着善意无偿施救他人，在救助过程中，即使出了纰漏，也不应承担责任。比如在医生偶遇路人心脏病突发，医生可能会担心如果救治失败会惹上麻烦，该法就可以消除医生的顾虑，让他放心行善。

从社会效果来看，“好撒玛利亚人法”明显要强于“坏撒玛利亚人法”，鼓励人行善比强迫人行善要容易得多。

那么，你也许会问，到底该不该设立死不救罪呢？我认为不因该，否则就会混淆法律和道德的界限，使惩罚失去必要的约束。因为如果规定见死不救罪，那么小悦悦案那些冷漠的路人是否构成犯罪呢？岂不是所有看客、所有路人都要受刑事追究，总不能说谁离伤者最近，谁就应该履行救助义务，如果这样，定罪量刑岂不成了抓阄式的司法儿戏。

法律不可能激进地改变社会现实，唤起人们的道德意识也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在很多制度都不健全的情况下，贸然在法律中设立见死不救罪，它又能有多少作为？别的不说，单说医疗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就会使得相当一部分人放弃行善的念头，好心把伤者送到医院，昂贵的治疗费谁出？让医院一律发扬公益之心，救死扶伤可能不太现实。

重建道德，要靠各种制度的齐头并进，法律能做得其实非常有限。法律只是对人的最低道德要求，它不可能也不应该强人所难。我们不可能期待每个人都能像康德哲学所提倡的那样，不计利害遵守道德戒律。虽然这伟大的教导时常萦绕我心：道德本来就不教导我们如何使自己幸福，而是教导我们如何使自己无愧于幸福。

在当前的背景下，法律所能做的，只能是尽量的减少善行人的后顾之忧，鼓励而不是强迫见义勇为，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的“好撒玛利亚人法”值得借鉴。我们的法律亟待为人们行善创造积极的条件。

比如，对于司法实践中屡见不鲜的救人反被诬陷案，对于诬陷者，法律必须严惩。刑法规定了敲诈勒索罪，救人被讹，完全符合该罪的构成要件。此罪的成立有两种情况，一是数额较大，一是多次敲诈。司法解释规定的数额较大标准是2000-5000元之间，各地根据情况在此幅度内确定具体的标准。

同时司法解释也规定，在特殊的情况下，如造成严重后果的，数额可以减半计算。救人被讹，一般都应认定为造成严重后果，数额应当减半计算。即便敲诈未果，也应该以犯罪未遂对待。对于专业讹诈者，法律还规定了多次敲诈，只要两年内三次敲诈，无论数额大小，都可以犯罪论处。

遗憾的是，在司法实践中，很少看到讹人者以敲诈勒索论处的案例，不知是媒体刻意回避报道这类案件，还是这类案件根本就不会进入司法程序。

回到我们之前讨论的不作为犯原则，显然法律没有必要增加规定见死不救罪，强迫路人救助他人。毕竟法律是对人最低的道德要求，除非你在法律对他人负有特定的义务，比如你是被害人的父母、配偶，或者你导致他人处于危险之中，你才有法律上的救助义务。

法律不能强人所难，但是法律要创造人行善的积极条件，免除人们行善的后顾之忧，不能让做了好事的人寒心。

总之，期待我们的法律能够为善行创造积极的条件，让人心中日渐麻木的坚冰被融化，让我们能够看到重新燃烧的人心。今天就讲到这里，关于见死不救你有什么更好的制度吗？可以分享在评论处于大家讨论，谢谢你的收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