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经济学家最应该学习的是伽利略

您好，欢迎收听我的经济学课，上一次课再次批判实验经济学，指出火车票黄牛党这个实验表面看推翻了机会成本，其实它所涉及的现象恰恰都是要用机会成本才能正确地解释。

有一本所谓的经济学流行书叫《怪诞行为学》，里面举了《经济学人》这本刊物曾有奇葩定价的例子，然后又引出一个使用类似定价方式的经济学实验。那个实验我一看就知道是错得一塌糊涂，包括书里对《经济学人》的奇葩定价的解释也全是错的。为什么错？这就作为思考题留给大家。我给一个提示：现实中存在着竞争对手，这个局限条件对书里所说的定价行为非常关键，但实验永远无法模拟出这个只会存在于社会里的关键局限，所以有关的实验一定是错的，怎么改都没得救。

总之，自然科学可以做实验，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是不能做实验的。在这方面，其实经济学家更应该学习的是早期的自然科学家，虽然他们也做实验，但因为当时的技术水平很落后，往往没法有足够好的实验室条件，他们也得开动脑筋想办法，才能巧妙地做验证。这里举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物理学理论在历史上是怎么做事实验证的例子，那就是自由落体理论。

众所周知，物理学在这个理论上最初是犯了大错的。亚里斯多德错误地认为，物体下落的速度与它的质量有关，越重的物体下落得越快，反之则越慢。后来是伽利略推翻了这个错误观点。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其实早在伽利略之前，就已经有人怀疑这个观点是错的，但进行的不是事实验证，而是逻辑验证，物理学上又称为“思维实验”。质疑者是这样推理的：如果亚里斯多德是对的，那么假设现在有一大一小两个球，大球的下落速度应该比较快，小球的下落速度应该比较慢。用一根质量轻得可以忽略不计的棍子把这两个球连结成一个整体，这个整体的质量比大球和小球各自都要更重，那么它的下落速度就应该是最快的。然而，既然大球单独下落时，速度比小球单独下落时要快，它们连结成一个整体后，大球的下落速度理应被小球拖慢了，而小球的下落速度则理应被大球拉快了。也就是说，这个整体的下落速度应该介乎于大球与小球之间才对。但这不就跟前面所推导出来的整体的下落速度应该是三者中最快的结论矛盾了吗？因此，亚里斯多德认为物体下落的速度与其质量是正相关的观点是错的。

这个推翻亚里斯多德的思维实验是不是精彩绝伦，令人拍案叫绝？什么叫好的验证，什么叫逻辑之美，这就是啊！

但最终推翻亚里斯多德的，还是事实验证，而不是逻辑验证。那么我们来看伽利略当年是怎么用事实来验证自由落体理论的。据说，伽利略是跑到比萨斜塔上，扔下两个质量不同的球，然后看见它们同时着地，于是就验证了这个理论。这是不折不扣的传说，大家不要相信。为什么？因为在地球这种环境里，从比萨斜塔那么高的地方扔两个球下来，摩擦力的干扰是非常严重的，绝不可能让两个球同时着地。自由落体的“自由”是指什么意思？是指除了重力之外，物体在下降过程中没有受到任何其它力的显著影响，所以摩擦力、风力等等都属于其它因素，要控制为不变。大家开动脑筋想一下，要怎样才能成功地控制摩擦力这些其它因素不变呢？一个最直截了当的办法就是在真空中做验证。但怎么能有真空环境呢？到太空、月球去呗。但是显然，在伽利略的时代，人类根本不可能有足够的技术水平跑到太空、月球去啊。那么退一步，在地球上人为地营造一个没有空气的环境，就是搞一个真空实验室吧。但还是这个问题：在伽利略的时代，人类的技术水平根本没法支持科学家获得这样的实验室条件啊。您看，其实自然科学家也受到很多约束，也不是他想怎样做实验就能怎样做实验的。

那是不是要等到人类的技术水平发展到能建造真空实验室或飞出外太空登陆月球的时候，才能验证自由落体理论呢？哥白尼的日心说提出的金星有没有盈亏现象这个验证条件就真的是只能一直等到高倍数的望远镜发明出来之后才成功地得到验证。但自由落体理论的事实验证要幸运得多，因为它遇到了伽利略这个伟大的科学家。他的伟大之处，正是在于他在当时人类的技术水平还非常落后的情况下，通过发挥他的智慧成功地解决了问题，用聪明绝顶的脑子就替代了以漫长的时间等候技术进步，更替代了即使有技术也得付出非常昂贵的实验成本。

到底伽利略是怎么做到在地球的自然环境下也能验证自由落体理论呢？大家在中学上物理课学习自由落体理论时做的那个实验，就是他当年做的实验：让同一个球从不同倾斜度的光滑木板构成的斜坡滚下去。用的是同一个球，这就跟第一季的课程里我推翻那个号称需求定律在医疗行业失效的实验时指出，要让实验参与者看同一个医生是一样的逻辑。如果看的是不同的医生，不管你怎么告诉实验参与者是质量一样的医生，其实他就是不相信，以价定质的策略还是使得医生质量这个其它因素发生了变化。但如果看的是同一个医生，实验参与者就相信医疗质量是一样的了。同样的道理，伽利略用同一个球，而不是用不同的球，就是为了确保即使受到摩擦力的干扰，也是一样的摩擦力。木板刨得很光滑，已经是尽可能地消除摩擦力的影响，但无可避免还是会有一些。但因为是施加在同一个球上，有摩擦力也基本是大小一样的。但边际分析法要求局限条件要变化，同一个球怎么做验证呢？正如同一个医生看病是确保了医疗质量一样，但怎么验证价格不同对病人的选择行为的影响呢？那就给病人设置不同的收费方案。伽利略则通过改变斜坡的倾斜度来改变同一个球分解到垂直方向的质量。

我一直认为，最值得经济学家学习的自然科学家是伽利略，而他最值得学习的地方就是怎么巧妙地做事实验证。他做的实验都充满了智慧，是真正意义上的脑洞大开。如果说伽利略那个时代的自然科学家是没有足够发达的技术水平来做直截了当的实验，所以只能技术不够、脑洞来凑；那么对经济学家来说，则是因为研究对象是人，而且是人的社会属性，就是没法做实验室验证，无论技术水平如何发达都只能在社会这个自然而真实的环境里做验证。困难就是怎么在社会的环境里仍然能成功地控制其它因素不变呢？社会一直在自行运作着，不会为了迁就你做验证而停下来或被控制住某些因素不变，所以你得像伽利略那样想些巧妙的方法。

好，转了这么大一个圈其实是想说，像非典那样的特殊事件正是刚好能符合我们想验证是机会成本而非历史成本决定生产者的定价行为所需要的控制其它因素的情况。这是什么意思呢？您有没有发现，这个机会成本决定生产者定价行为的观点，其实跟自由落体理论大有相似之处？为什么从亚里斯多德一直到伽利略之前那么长的时间里，绝大部分人都错误地认定物体下落速度与其质量成正比呢？是因为在地球的自然环境下，物体下落的运动状态同时受到重力与摩擦力这两个局限条件的影响，导致人们看不清重力对物体下落速度的影响是与质量无关的。要看清重力这个单一因素的影响，就必须设法排除摩擦力的干扰。类似地，为什么在机会成本的概念出现之前，绝大部分人都错误地认定历史成本是成本呢？是因为在通常的情况下，信息费用都比较高，虽然人们其实是根据机会成本做选择，包括生产者的定价决策，但信息费用高这个局限条件导致人们会先根据历史成本来推测机会成本，再根据机会成本做选择。可是从表面来看，生产者非常重视会计工作，详细地记录历史成本，好像他们是根据历史成本来定价的。要看清楚真正直接地决定生产者定价的因素，就必须设法排除信息费用的干扰。信息费用在这里不是很类似于摩擦力吗？第一季的课程解释为什么人们不会在局限条件一发生变化就立即调整行为，貌似处于非均衡状态，其实是因为频频地调整行为是有交易费用的，那里也说过交易费用有时很类似于摩擦力，而信息费用也是交易费用的一种。

既然用历史成本来估算机会成本只发生在信息费用很高的情况下，那就要想办法把信息费用控制为0。正如验证自由落体理论时，要想办法把摩擦力控制为0一样。伽利略时代没有真空实验室，没法简单地将摩擦力变成0。这正如在社会的环境里，一般情况下信息费用不可能为0。伽利略开动脑筋想出巧妙的方式控制摩擦力，而经济学家则要睁大眼睛在社会里寻找到信息费用真的降到0的特殊情况，非典正是这种信息费用降到0的特殊情况：非典时媒体天天大肆报道口罩的预防功能，所以地球人都知道了，口罩的使用价值肯定是上升了，需求肯定是增加的，关于这一点已经没有任何信息费用可言。果然，这时生产者马上就抛弃了历史成本。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在事实验证方面的这个重大区别，很难说是谁比谁更有利。说自然科学更有利，是因为它能在实验室里人为制造出把不同的局限条件分开来的验证环境，从而容易地控制其它因素不变。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却没法做实验室验证。但经济学是有实验室的，那就是眼前的这个大千世界！经济学不用搞实验室，直接观察真实世界，在里面找啊找，一直找到局限条件能够满足需要的那些极端例子，就可以了。也就是说，经济学做事实验证，很便宜！

众所周知，自然科学的研究现在越来越花钱，就是因为实验室设备非常昂贵。像近年来争议很大的中国应不应该建设大型对撞机来推进高能物理学的研究，就是因为成本高得令人咋舌，出成果却差不多是小概率事件，作为这一行的权威人士的杨振宁就是以性价比太差的理由表示强烈反对。他虽然不是学经济学的，却有着非常清晰的经济学思维，他明显是用经济学来下判断的。自然科学家中有那么好的经济学直觉的大师级人物，我作为以经济学为专业的后辈要对杨老表示佩服得五体投地！要知道爱因斯坦的物理学自然是第一流的，但他的经济学直觉却明显是糟糕透顶。另外，自然科学需要投入的研究人才也越来越多，一篇学术论文往往署名无数，诺贝尔奖要不是限定最多只能同时三人获奖，恐怕也要奖一个团队才算合理。

总之，自然科学发展到今天，已经到了不仅要非常有才（人才的才），还得非常有财（财力的财），早就不复当年牛顿、伽利略那样一个人单打独斗就能一手创立不世出之功业的孤胆英雄的时代。

但，经济学，还可以！因为经济学的事实验证不需要实验室，不需要昂贵的实验设备，只需要一双“洞明世事皆学问”的慧眼。越是真正符合科学要求的经济学，越是不需要什么团队，仍是能诞生出一人大师的思想界！这，其实是经济学的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