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再次给予实验经济学一万点暴击！

您好，欢迎收听我的经济学课，上一次课通过非典的真实例子分析了生产者的定价是根据机会成本、而非历史成本。最后又举了张五常卖二手镜头的真人真事，说明根据历史成本估算机会成本来定价是有出错的风险的。

张五常自己就是个大经济学家，深知历史成本不是成本，那为什么他卖二手镜头时不先去调查一下市面上的价格呢？因为调查这些信息是要花费时间精力的，这就是信息费用。一方面，上一次课也说了，我们使用的大部分物品都只会贬值、不会升值，一般没什么必要去查一下价格是否不降反升了。另一方面调查这些物品的现行市价也比较困难。这就跟股票很不一样，股票完全有可能现行价格高于买入价，要调查它的现行价格也只需看一下股票市场，信息费用要低得多。相比之下，普通商品可不像股票市场那样天天有报价给你看。

我们可以用一个数字例子来模拟出售二手镜头在不同局限条件下的不同选择。简单起见，假设没有折旧，原价是500元。那么其实有两个选择：选择A很简单，就是直接根据历史成本来定价，那就还是500元，不用再减去折旧。所以A的收入就是500元。选择B比较复杂，是先调查一下现在的市场价格再定价。没有调查之前，估计有1%的可能性镜头在这些年来升值为1000元。升值的可能性是很低的，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所以将概率定为1%。另外99%的绝大部分的可能性是镜头的价格没有变化。去调查市场的现行价格要花费时间精力，假设这个信息费用是10元。那么B的收入是多少呢？

要特别注意的是不能把1000元直接当成是B的收入，因为1000元的概率只有1%，没有调查之前是不知道镜头的现价是多少的。现在是A和B两个选择摆在面前，要考虑选哪一个。都还没选定呢，更加没有去做调查。如果已经调查出现价是1000元，那就是已经选了B，1000元是确定的，不是有1%概率的可能性了。那要怎么算B的收入呢？大家在中学数学里应该学过数学期望，它就是用来解决这类问题的。没有调查之前，我们猜测镜头有可能升值，也有可能没升值，要按照各种可能的概率来计算数学期望。所以B的收入是1000×1%＋500×99%－10。因为升值到1000元的可能性是1%，没升值、还是500元的可能性是99%，各种可能的价格乘以各自的概率，这就是数学期望的计算公式。还要减去花费时间精力跑到市场去做调查的信息费用10元。这么一算，B的收入是495元。

所以你当然是选A，也就是根据历史成本来定价。这是很理性的选择。但张五常遇到的情况是那1%的小概率事件发生了，镜头竟然真的升值了！中国有一句俗话说的也是这种情况：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一万是那99%的大概率事件，万一就是那1%的小概率事件。张五常是刚好撞上了那万一的小概率事件，于是亏了。他不是因为非理性而吃亏，而是没想到小概率事件真的发生了。试想一下，如果没有信息费用，人如同上帝一样全知全能，不用猜就立即知道镜头是升值还是贬值，1000元是确定的，不是有1%的可能性的小概率事件，不必计算数学期望，怎么可能还选A、根据历史成本去定价呢？第一季的课程在讲解自私假设时就强调过了，人做出错误决策并不是非理性，而是不知道，是信息费用干扰了人的选择。

让我们继续设想各种不同的局限条件，顺便也是示范一下怎么运用边际分析法。如果这个要出售的二手物品不是照相机镜头这么一种比较普通的商品，而是个古董。那么显然，当初买回来的时候，就是预期古董要升值的，再转卖出去的时候肯定不会再简单地根据历史成本来定价为500元。古董属于升值的可能性很高的物品，所以我们将升值的可能性从1%调整为50%，其实这个概率对古董来说算低的了，已经是很保守的估计了。那么维持原价不变的可能性就相应地从99%下降为50%，其它都不变。这时再算一下B的收入，1000×50%＋500×50%－10﹦740元。这时还会用历史成本来定价吗？绝对不会！这样就能非常清楚地看到，人其实是根据机会成本来定价的，只不过如果信息费用比较高，又预期物品升值的可能性只是很小的概率，才会用历史成本来估算机会成本。

再举一个例子。不说古董这么特殊的物品，就以手机为例吧。手机也是基本上只会贬值、不会升值的，但是比较高档的手机，比如苹果手机，它虽然不升值，但比较保值。而且，现在因为有了互联网，要调查二手手机的价格，信息费用并不高，不用像1970年代的张五常在美国要调查照相机镜头的价格得亲自跑去专门卖镜头的市场，只需要上网一查。所以现在人们卖出二手手机时，都会先查一下现行的价格，再也不会选择A、用历史成本定价了。

所以您看，局限条件变化，人的行为就变了。很明显，不是非理性，也不是历史成本决定人的行为，绝对是机会成本决定人的行为，只不过它的信息费用一般比较高，因此导致人们常常用历史成本来估算它。这就可以得出结论：只要信息费用足够低，人就不会用历史成本去估算机会成本，这时人是根据机会成本而绝非历史成本来进行选择的本质就会清楚地表现出来。

这个结论是得到事实验证的。我们回头看上一次课举的非典例子。非典爆发，各种媒体天天大肆报道口罩的预防能力，口罩供应商要知道他涨价到10元也能卖得出去的信息费用，这时基本跌到0！在这种很特殊的局限条件下，完全没有了信息费用的干扰，生产者立即坚决地抛弃历史成本，直接就用机会成本来定价。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顺便再讲一下第一季的课程里已经批判过的实验经济学的问题。第一季的课程里解释了，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有共通之处，但也有一些重大的区别，其中一个就是第三部曲的事实验证不能用实验室验证。原因有两方面：其一，是人有自我意志，不像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物，是没有自我意志的。自然科学用实验室手段控制其它因素不变，物会乖乖地接受控制。但社会科学试图用实验室手段控制人的其它因素不变，人却往往不受控制，导致做实验的人以为已经控制了其它因素不变，其实还是变了，却不自知！这一点在人们选择医生时会以价定质的实验中就表现得很明显。其二，是社会科学研究人的社会属性，相关的局限条件也是社会性的，将它们从社会的环境中抽离出来放到实验室里，往往会在不知不觉之间将它们的社会性也抽走了，导致这些局限条件严重失真，已经不是原本的事实，而是变成了所谓的“脏数据”。

第一季的课程里提到的火车票黄牛党的实验就有这个问题。您还记得这个实验的内容吗？当年我读硕士的老师就是在讲解机会成本这个概念时给我们做这个实验的。他来自香港，上完课都要坐火车回香港，有一次他在将要发车前遇到一个黄牛，票面金额是200元。他让我们代入他的角色，写下会向黄牛开价多少买票。大部分同学写了200元，老师表示这个实验结果是推翻了机会成本的概念的。因为一旦过了发车时间，这张火车票就一文不值，所以及时将它卖出的机会成本是0，我们的开价只要略高于0就行了。那200元是历史成本，不是成本啊，我们为什么要出价200元呢？他的解释是：这证明了人们还是很在乎“公平”、“正义”这些理念，很关心他人的利益。虽然知道黄牛党的机会成本是0，但考虑到他之前是以200元的价格买进这张票的，我们不想他血本无归那么惨，所以还是向他开出了这个刚好能弥补其历史成本的价格。

当时我就觉得这老师的解释非常不靠谱，但水平有限，想不到怎么驳倒他。直到多年后我自己当上了老师，有一次在课间休息时听到学生聊天怎么在演唱会将要开场前才去找黄牛党买票、以远低于票面的便宜价格就能进场的省钱心得，一下子令我醍醐灌顶，明白到这个实验结论早就被真实世界的现象反复地推翻了不知道多少次了。没道理人们只同情火车票黄牛党，却不同情演唱会黄牛党。而新闻偶尔会有农民种植的农产品因为价格跌得太厉害，连运出去的费用都负担不起，只能直接在地头以低至几分钱的价格甩卖的报道，那就更没道理人们居然同情黄牛党还远胜于同情农民伯伯了。

但为什么人们面对火车票黄牛党时不压价到低过票面金额呢？肯定不是出于什么同情心，一定还是要从机会成本下手来找原因。发现错误是容易的，找到正确答案可就难得多了。我花了更多的时间才终于破案：火车票黄牛党其实是铁道部的家养黄牛，过了发车时间之后，火车票完全可以按票面价格退票，所以火车票不能及时卖出去的机会成本根本不是0，而就是200元！跟火车票黄牛党打交道打得多的人，即使不懂经济学，不知道什么叫机会成本，但只要有过多次经验，发现压价到200元以下是不能成交的，自然再也不会试图向火车票黄牛党压价，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个生活经验，虽然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演唱会黄牛党是可以压价的，但一般也没法压到略高于0这么便宜的地步，这也是因为那些黄牛党其实也是官方票房的家养黄牛，官方会按每张票给一定的保底收入，卖不出的票也是可以退的，领回事先约定的那份保底收入，于是那个保底收入就构成了黄牛党的机会成本，再怎么降价都绝不会降到那个金额以下。只有农民伯伯真的是机会成本近于0，所以能压价到几分钱这种几乎是血本无归的程度。

所以，您看到了，表面看同是黄牛党，火车票还是演唱会的情况相近却仍然很不一样，跟农民伯伯的情况就更是大不一样。家养黄牛都是有主人给兜底的，所以机会成本都不会跌到近于0那么惨，农民伯伯却是自力更生，血本无归是完全有可能的。这些局限条件各不相同，影响重大，那个黄牛党实验哪里有将这些存在于真实世界的社会性的局限放进来呢？实验结果大错特错，是不足为奇的。更重要的是，一旦把这些社会性的局限条件都看清楚了之后，其实已经没必要再做实验了，结论呼之欲出，做实验就是多此一举。所以实验室的验证方式对经济学而言，性价比非常差。一方面是一不小心很容易就会做错实验，另一方面如果小心翼翼地一一避开那些陷阱，将关键的局限条件、要控制不变的其它因素都搞得清清楚楚，结论差不多已经是水落石出，根本就不需要再做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