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尚书丨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意到民意的转换

正文

如果大家去读商代的历史，大家会发现这样一个情况：商代人的整个精神状态，和他的整个文化状况，社会治理的状态，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重鬼。如果大家读《竹书纪年》、读《尚书》啊等等，他里边都会有一些明确的记载，商代的领导人特别重视天命，就他的政治的合法性，什么事情该做不该做，他听谁的启示呢，实际上是听天命、听鬼神的启示。所以，在商代就有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卜筮。

大家知道这个甲骨文，其中很多都是用来卜筮的叫卦辞、卜辞，通过牛的骨和龟壳的骨，烧一烧，根据那个裂纹的走向来判断这个事的吉凶。这种现象的出现，他体现了什么？就是当时在整个商朝，社会在管理的过程中，领导人不是通过自己的智慧去做判断，而是听命于鬼神，通过一个神秘的启示来找到事情该不该做的那个依据。大家知道殉葬制度最开始就来自于商代。人死了以后，和死者关系好的，或者他亲近的仆人和佣人一起来殉葬来陪葬。孔子对陪葬制度有一个什么说法呢，他的原话叫“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不要说拿着活人去陪葬，你就是用那个陶俑，就是用土烧制的那个小土人去做陪葬，叫象征性的陪葬。孔子说，想出这个主意的人，他都应该断子绝孙。孔子是非常讨厌。但实际上在商代的时候，这个情况很流行，商代的整个社会状况，他重视鬼神。他认为人死了以后，有一个鬼神的世界。这种理念，或者这种认知，他就会死了以后，希望在生前陪伴他，伺候他的人，也能陪伴他，所以这个询葬制度是很自然的。

大家知道纣王，史料记载，这个人残暴，草菅人命，荒淫，而且他不听别人的劝解，你包括他亲近的人，比干向他劝谏的时候，比干剖心，他的行为也应该说劣迹斑斑。但是他并不认为自己劣迹斑斑，而且还信心满满，为什么呢？就因为商代的统治者认为我的统治来自于天命，来自于鬼神。所以，老百姓骂不骂我，别人指责不指责我，大臣批评不批评我，对不起，我不必去听，因为我的合法性，我的正当性，我的整个权利来自于天命和鬼神。

大家也读《尚书》的一篇文章，叫《泰誓》。《泰誓》是武王伐纣的时候，武王的政治动员，和政治的宣讲，里边记载商纣的一句话，叫做“吾有民有命”。“吾”那就指商纣，商纣认为，我拥有天下的老百姓。谁给的这个权利？“有命”老天给我的权利。一句话，我统治天下，我管理天下，我不必要看老百姓的脸色，我也不用看大臣的劝谏，因为我这个都是老天给的，叫“吾有民有命”。

你这个王当得好不好，谁来裁判？一个政权好不好，谁来裁判呢？如果你认为你的整个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于天命，来自于鬼神，它没有一个客观的依据，它更多的是要靠那个王他本人的主观意志来表达这个事情。这个时候，他的错误就很难去纠正。大家知道，武王伐纣这个事情就出现了。这个时候在中国的整个社会脉络里，面临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如果说商纣是代表天的，代表鬼神的。我们就要问，武王你有什么资格带领当时中国西部的那些部落，去推翻纣，你的你行动的依据是什么？你推翻纣的合法性的理论是什么？因为人家纣说了人家代表天呢，人家代表鬼神呢，你武王去伐纣有没有合法性。

朋友们，任何一项重大的政治活动，合法性的理由一定要充足。如果说你的合法性得不到很好的解释，你这场活动是没有正当性的，是不会得到社会各界支持的。周武王就对天命观做了重大的调整。这个调整契合了大禹治水所体现的民族精神，什么精神？就是一个人的命运，要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不是简单地听命于人之外的神秘力量。中国文化的源头，我们有这种认识，但是很显然经过商代的时候，中国人又走了一个弯路，这个弯路就是整个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于天命，来自于鬼神，那么武王伐纣的时候怎么来向天下解释：我伐纣是对的，我做的是好的，我做的是应该得到人民群众支持的。

武王对政权的合法性，做了一个非常大的调整，《泰誓》里边记载的就是，武王在伐纣之前，对整个军队和官员的政治动员。武王说：“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这个“矜”就是怜悯、爱惜的意思。“天矜于民”，武王呢，也没有否定天命，他认为天是爱惜老百姓、照顾老百姓的，“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也就是说老百姓对什么不满意，老天就不满意；老百姓想干什么样的事，老天就支持老百姓干。这句话，实际上由商代的重天命重鬼神，一下子就转向了对老百姓意愿喜好的转向。一句话，老天想的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敢说垄断天意。所以武王说，老天的意思究竟是什么，那就得看老百姓，老百姓讨厌什么，天讨厌什么，老百姓想追求什么，天就支持老百姓追求什么，叫“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在《泰誓》里面还有更明确的说法，叫“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这个意志，天对问题的看法，通过老百姓的看法表现出来，老百姓对什么满意，对什么不满意，其实就代表了老天的想法。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当武王伐纣做政治动员的时候，用这些话清晰表达出来的时候，整个商朝的重天命重鬼神的观念，到了武王这里就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老天的意志就来自于老百姓那里。那么，商纣王荒淫无道，残害百姓，诛杀大臣，民怨沸腾。老百姓对你不满意了，那就意味着老天对你不满意。所以这个时候，武王伐纣取代他，建立一个新王朝，就具备了正当性和合法性。所以商周之际，是整个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和中国的政治思想史一个转折的时期。

那么应该说武王伐纣这一件事，就是武王所做出的天命到民意的转换。一句话，天命反映在老百姓这里，老百姓喜欢什么老百姓支持什么，是反映天意的，老百姓想推翻谁，老百姓厌恶谁，也是代表天意的。这样，中国的整个政治文化就由民意来代替了天意，而且做了一个巧妙的转换，就是民意和天意是一体的。我们听人民的声音，做顺乎民心的事，就是在顺应天命，在顺应天意。

注意，武王不仅很好地解释了自己这次伐纣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而且对今后的中国的整个政治生活和政治的合法性奠定了基础，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那么这个影响呢，我们可以做一点深度的剖析，经过武王伐纣以后呢，中国政治体系的坐标发生变化了，变化就是，今后中国传统的政治生活，要推出任何一个政策的时候，看看老百姓支持不支持，老百姓答应不答应，如果民怨沸腾了，统治者要深刻的检讨，甚至某些时候推翻你都是正当的，比如汉武帝，大家知道这是一个丰功伟绩的伟大的帝王，但是晚年他也认识到，频繁地用兵实际上是把整个大汉的盛世给拖累了。应该说，汉武帝用兵是对的，但是过于用兵带来的，整个多少年的积蓄其实是给消耗尽了。老百姓的怨气，老百姓生活的苦难已经开始显现出来，这个时候在历史上发生事儿，叫轮台罪己诏。就是汉武帝自己下罪己诏，就是武帝向天下的老百姓道歉，说自己频繁用兵，把整个国库给耗尽了，致使老百姓的生活苦难甚至出现了背景离乡的局面，武帝本人非常自责。作为一个帝王，不管你多伟大，你折腾老百姓了，你让老百姓不舒服了，老百姓对你不满意了，你就得下罪己诏。所以大家发现，武王伐纣之后确立的整个政治的合法性，他应该是奠定了整个几千年传统政治的基本格局。

秦朝末年农民起义的时候，有很多口号，通过这些口号你都知道这个政治人物，他的高度是不一样的，大家知道陈胜吴广的口号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那言外之意，王侯将相别人可以当，自己也可以当，这个口号听起来仿佛鼓舞人心，这个口号是没有高度，这个口号也是很自私的，他并没有真正去为人民着想。也就是说，我这次起来为天下的黎民讨一个公道，要为天下的人去鼓与呼，没有这个。他只是告诉别人，别人能当官老子也能干，别人能享福，我也能享福，这和陈胜吴广的认识有关系，所以这种只追求自己的所谓的福祉，为自己的升官，为自己的富贵去打拼，这种口号，应该说感召力是比较差的。我们在读《史记》刘邦的本纪的时候，我们发现刘邦常说的一句话，叫“天下苦秦久矣”。他这句话的意思是我刘邦之所以起来反对残暴的秦朝，是因为天下的老百姓在秦朝的那种严酷的法律面前被折磨的太苦了。看到老百姓受苦，我刘邦受不了，我刘邦要为天下的黎民百姓求一个安乐，求一个公道。大家一听就知道了刘邦的这个口号，非常清楚地就反映了人家政治的合法性就来自于替人民说话，替人民出头，替人民去鼓呼，而且不是为了自己当个皇帝，为自己的利益打拼，和为天下的黎民求公道，为天下的黎民去打拼，应该说格局要差得很多。

后来李渊起兵，在讨伐檄文里面，李渊也非常清楚地就提出来，就是我为什么要起兵，就是因为隋炀帝他折腾老百姓，他到处大建工程，他诛杀忠臣等等，这种行为导致的民怨沸腾。李渊很清楚地告诉黎民百姓，我要替你们求一个公道。所以你看，李渊他的整个政治的合法性也来自于我要替人民出头。

后来朱元璋提出的口号很清楚，叫“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大家知道朱元璋反对的是元朝，这个口号实际上也反映了当时中原地区老百姓的心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元朝他在控制中国以后呢，实际上，有一个等级制度，等级出现以后，尤其是宋代原来的老百姓，对元代的这套制度是非常不满意的，对他的这个民族歧视和种族歧视尤其是不满意的。

我说到这里以后，大家要注意，就是武王伐纣这一件事实际上是实现了整个中国政治制度的轮换，实现了中国政治制度合法性的一个很好的转换，由原来商朝的重鬼重天命，而转向了重视老百姓的意志和老百姓的看法，这个在中国的政治思想里边叫民本思想。那么一旦说到民本思想的时候，在当前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就是有人对民本批评得比较厉害，认为民本的程度没有民主的思想程度高，认为在这个民主的时代，提民本是没有必要的等等。就这种观点我们在学术讨论中间，在大家读文章的时候，都能体现到。

在这个地方，我想给大家做一点说明。这个民主，核心思想就是社会的主人是人民。每一个人都能参与国家的公共管理。这个民主就意味着国家的公权力，不是被某一部分人，或者某一类人所把控，国家的公权力是每一个人的。实际上就是可以表达为人民去当家做主，人民主体，是这样一种思想。而民本呢，他讲的是权力运作的时候，他的价值导向指向谁。一句话，你价值导向是为官员服务的，那我们就可以理解为官本，就是我这个权利就是为当官的人服务的，那么如果说我这个权力运作是给老百姓服务的，那么就叫民本。

大家发现没有，这个民本和民主的思想，是在不同层面的概念，那我问大家，权力是来自于人民的，那公务员这个群体掌握了国家公权力，掌握了人民让渡的权力，那么他应该给谁服务呢？大家想想，不光是在中国，你放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权力是来自于人民的，那么权力的运作，它的价值指向是为谁服务，是为少数的官员服务，还是应该给老百姓服务呢？结论是非常清楚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老是去讽刺民本，或者批评民本，并不是那么准确的。所以呢，我觉得我们每一个掌握了公权力的人，你在每一个政治决策的时候，你的导向是不是有利于人民的利益，包括眼前利益、长远利益，有利于人民的福祉，这应该是国家公权力运作的一个根本指向。所以民本思想在今天仍然是非常有价值的。

我们通过武王伐纣的记载，中国几千年政治文化的背后的那个价值导向和合法性的理论依据在哪里，我们都应该很清楚了。重视人民的感受，重视人民的尊严，重视人民的利益，中国几千年以来，一脉相承的这种价值导向，对今天乃至对将来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