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中国近代外交史第一书

了解近代外交史的必读书，依档案作实证研究，全面诠释“北洋修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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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书笔记 

不平等条约：列强通过这些条约获得了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权、租界等特权，中国国家主权遭受严重侵害。据统计，从1842年到1949年，中国历届政府同西方列强共签订不平等条约达745个。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在殖民主义的历史上可说是绝无仅有。

不平等条约承载了太多的辛酸记忆。因此，从条约签订那一刻起，就不断受到中国民众的抨击和抵制。“废除不平等条约”成为近代中国反对殖民侵略最迫切的诉求。

和激荡人心的“废除不平等条约”相比，北洋修约史则显得波澜不惊。它主要指中华民国成立后，从1912年到1928年，北洋政府依据国际，以和平谈判为主要方式，同各条约国进行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外交努力。

可是，长久以来，北洋修约史却不被人重视， 这和当时激进的政治语境有关。进入20世纪后，中国民族主义高涨，尤其是经历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废除不平等条约”，成为最具号召力和鼓舞人心的政治口号。它希望通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来彻底解决近代积累下来的一切问题。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愿景，这迎合了当时激进的社会风潮和民众的心理。

本书要揭示的，正是以往被忽视的北洋政府外交史。北洋政府通过艰难的外交谈判，希望实现中国的外交自主，并取得了重大突破和进展，在近代外交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第一阶段，从1912年到1918年。

这是近代中国重要的转折时期，帝制终结，民国成立。中国外交开始萌发平等互惠的修约观念。

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还有后来的北洋政府，为了获得列强的承认，宣布继承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让它们继续生效。

不过，在承认旧条约的同时，北洋政府专门设置了外交部条约研究会，开始萌发平等互惠的订约观念。当时的政府内阁就做出决议，要求不再签订清政府模式的条约，不再让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最惠国待遇这样的不平等条目，出现在条约之中，也就是说，今后不再签订不平等条约。

这时期北京政府取得最大外交成果，是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依据国际法，取消了德国和奥匈帝国在华的特权，收回了天津和汉口的德租界。这是中国近代首次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在外交上主动出击，是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个创举。

第二阶段，从1919年到1925年。

北洋政府在两个重要的国际会议上，主动提出修改不平等条约，并为修约寻求国际法的依据。

第一次会议，是一战后的巴黎和会。作为战胜国，北洋政府派出了一支52人的代表团参会，这是中国第一次以胜利者的姿态参加的重要国际会议。

会议将参会国划分为三等，第一等的是5个强国，英、法、美、日、意，各有5个代表席位；第二等国家各有3个席位；第三等是一些新成立、新独立的国家，各国只有2个代表席位。中国是弱国，被划分为第三等国家，这样中国5名代表不能全部出席会议，只能轮流替换。这明显的歧视深深刺痛了顾维钧，他决心拼尽所能，为中国争取更多的合法权益，努力展示外交新形象。

这次会议上，中国最关注的问题，是收回德国在山东一切特权，既然中国和德国在一战中敌对，那么为什么不像收回天津租界那样，在宣战时收回山东呢？原来，在对德宣战之后，同为协约国的日本，乘机出兵山东与德国交战，接手了德国在山东的利益。

由于时间仓促，北洋政府并未对山东问题有明确指示。顾维钧凭借敏锐的外交洞察力，事先就草拟了一份方案，将山东问题列在首项，为阐明中国的外交立场作了充分准备。西方列强为了平衡利益，最终仍然把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消息传来，举国愤慨，国内爆发了五四运动。顾维钧忍无可忍，和代表团成员一致商定，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

1919年6月28日，当《凡尔赛合约》签约仪式在凡尔赛宫举行时，中国代表用空椅子来强烈抗议会议的不公正。最终，中国成为27个参会国中唯一拒绝签字的国家。

巴黎和会上，中国虽然未能收回山东，但这是近代中国外交由被动走向主动的重要转折。

到了第二次会议，也就是1921年底的华盛顿会议，列强为调整远东太平洋地区的秩序，再次聚首。对中国外交而言，它是解决巴黎和会遗留的山东问题悬案的机遇。中国代表团首先向大会提出十项原则中，最重要的是第一项原则，即“各国尊重并遵守中国领土完整及行政独立原则”。这是中国参加本次会议基本的外交原则。由于准备充分，在华盛顿会议上，中国外交代表团大放异彩，在外交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1、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基础诞生了。代表团在会议上提出的废除各国在华特权的议案，除租借地问题外，都以签署条约、协议书的形式形成了文件，1922年2月6日，美国、英国、日本、法国等8个国家，与中国签署了《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这就是九国公约，其中，“尊重中国主权与独立、及土地与行政的完整”的词句，也列入了条约文本，这是中国进一步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基础。

2、巴黎和会上悬而未决的山东问题，终于解决了。1922年2月4日，中国和日本签订了《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日本不得不把德国旧租借地胶州交还中国，并且从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撤军，这样山东的主权总算收了回来。

总的来看，在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上，北洋政府能够首次向列强宣示，要全面修改不平等条约，取消列强在华特权，某种程度上，真的是“弱国只能靠外交”，这是中国在无实力后盾的外交谈判中，一点一点把主权艰难地谈回来。除了这两次与列强的博弈，这一时期，北洋政府还利用国际关系的变化，签订了两份平等条约。

一份是1921年5月，和德国签订的《中德协约》。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平等的新条约，是第一次而且是唯一一次，以战胜国身份取得战争赔款的条约，获得了8400多万元的赔偿。

另一份，是和苏俄签订的条约。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主动向中国表示，愿意废除俄中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1924年签订的《中苏协定》，让苏俄成为近代第一个主动放弃在华特权的国家。

北洋外交的第三阶段，也是北洋政府外交的重头戏。这段时期，从1925年开始，一直到1928年被国民政府取代。

1925年5月30日，上海各界群众在租界举行集会，强烈抗议日本纱厂镇压中国工人运动。英国巡捕竟向人群开枪射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中国的民族主义开始高涨，社会各界强烈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呼声此起彼伏。

北洋政府借此机会，以民意为后盾，要求和列强集体修改不平等条约，但受到阻挠和拖延。作为应对，北洋政府决定改变外交策略，根据国际法原则，采取“到期修约”外交方针，先和条约期限届满的国家谈判，寻求重点出击，各个击破。

到了1926年，即将到期的条约，就有三个，分别涉及到法国、日本、比利时三个国家。

中比条约的处理：

《中比条约》，是清政府与比利时两国在1865年11月2日于北京签署，1866年10月2日由两国政府批准生效。比利时通过这个条约，获得了领事裁判权、协议关税权，设立租界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一系列殖民特权。

条约规定十年期满修约，但每隔十年只有比利时有权提议修约。1926年，《中比条约》第六次届临十年期满。

在条约期满的半年前，北洋外交部照会比利时驻华公使，宣称中国政府决定终止旧条约，并愿重新谈判，签订平等互惠的新条约，建议用剩下来的六个月的时间，进行新约的谈判。比利时很快作出答复，同意签订新约，但坚持要中国政府保证在谈判期间，旧条约继续有效。考虑到比利时可能采用拖延的办法，造成旧条约继续生效的既成事实，中国方面没有同意比方的要求，双方僵持不下。

当时的比利时，没有震慑中国的军事实力，于是转而寻求英美的支持干涉。在英国的干预下，比利时威胁中方，若要到期废约，将上诉到海牙国际法庭。甚至恫吓中国，在特殊情况下，比利时将以《辛丑条约》和《华盛顿条约》签字国资格恢复旧条约的效力，包括向中国派驻军队、继续要求中国支付赔款等等事项。

此时，北洋政府内阁改组，顾维钧任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他采取灵活务实的外交政策，顶住西方列强的压力，和比利时进行最后的交涉。

条约期满的第二天，顾维钧同比利时公使华洛斯进行最后的较量，这是近代中国外交史上著名的外交谈判，双方唇枪舌剑，谈判长达四小时之久。一番较量下来，华洛斯惨败，但仍然蛮横的拒绝限期修约。

面对比利时的无理拖延，顾维钧当机立断，决定改变外交方针，将“到期修约”扩充为“期满作废”。1926年11月6日，北洋政府终于放大招，发布了由顾维钧起草宣言，宣布终止《中比条约》。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单方面宣布终止不平等条约。

政府明令废止中比条约，在国际外交界引起强烈震动。也为外交自主开了一个好的先例。1927年，中国和西班牙签订的《中西天津条约》即将到期。中国政府照会西班牙驻华使馆，希望在平等互惠原则上改订新约。但西班牙主张修约只限于商务税率方面的条款，其余条款一律不变。北京政府则主张全部废止，另订新约。双方难以协调，谈判无果。最后，北京政府就依据废除《中比条约》的成例，在1927年11月10日自行宣布废止《中西条约》。

废止《中比条约》和《中西条约》是中国外交史上的杰作，开创中国外交自主的先河，对后来修约、废约产生重大影响。

从北洋修约历史的三个阶段，可以看出，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北洋政府根据国际法，有理、有利、有节地完成了一系列谈判，扭转了晚清时期糟糕透顶的外交局面。

北洋修约成功的因素

1、国际格局变化：民国成立后不久，一战爆发，这场战争，让世界政治格局重新洗牌。战后，通过武力威胁弱国，已不再是外交的主流，在解决国际冲突时，国际法和公理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尊重，世界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公理战胜强权”为外交谈判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外交开始变得对弱国有利了。那么，为什么这样的环境下，北洋政府可以提出修订条约了呢？

在这里，我要介绍一个非常著名的外交术语，就是“情势变迁”原则。

“情势变迁原则”，是一项古老的国际习惯法。简单地说，就是时过境迁原则。这个原则认为，签订条约时，缔结国是以某些根本情势的继续存在为前提的，一旦这种根本情势发生变化，缔约国就可以根据该条款废除条约。情势变迁原则”在西方有强大的传统基础，西方人一般都愿意恪守这种原则。

一战后，中国政府早已经不是清政府，建立了共和国，在形式上已经是文明国家，而且还站到了获胜的协约国一边，这个情势变化相当大。中国方面也就有意识地运用情势变迁这一原则，在巴黎和华盛顿的会议上主动提出，不平等条约属于历史遗留问题，应当解决。

2、靠灵活的外交策略。刚开始，北洋政府要求和所有列强“集体谈判，总体修约”，但这种急功求利的做法效果并不明显，反而受到列强的集体抵制。

北洋政府随后做出重大调整和改变，确立了“到期修约，期满作废”的外交方针，由全面出击到各个击破，趁旧约满期之机，宣布失效，另订平等新约，果然在外交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和显著成果。

3、拥有世界一流的职业外交家团队。

中国的职业外交家，诞生在辛亥前后，以欧美留学生为主体。这些人多出生于书香世家或传教士家庭，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有丰富的外交履历。他们中的杰出代表，除了以上所说的顾维钧、施肈基、王宠惠等人，还有陆征祥和颜惠庆。

外交部的相对独立：1912年3月30日，陆征祥成为第一届内阁的外交总长。陆当时在国外，向大总统袁世凯提出三项就职条件：一、任命擅长英文的人为外交次长；二、保证外交人员专业化，不得向外交部荐人；三、外交部相对独立，总统不得任意干涉外交部内务。袁全部同意后，陆征祥才回国就职。这些原则对民国前半期的外交行动，影响深远。

陆征祥上任后，决心按照西方国家外交部的模式，来改组外交部。制定新的外交部组织法，将驻外使、领馆改为专业机构，从事外交的人员为职业外交官。他还要求所有外交官员必须学会一门外语，外交官选拔，全国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由于陆征祥体弱多病，经常请假。实际主持外交部工作的，就是外交次长颜惠庆。

当时的职业外交家相对比较独立，超然于政党和派系之争。虽然北洋时期政局纷乱，政府运转经常停摆，但是外交方面却是平稳推进，对比鲜明。以至于当时各路军阀，对外交家集团都比较尊重。大总统曹锟曾说过：“外交咱不懂，一切听少川的。”少川就是顾维钧。北洋末代元首张作霖虽出身土匪，却非常尊重外交人才，一般不过分干涉外交事务，这样一来，外交总长就有了更多的自主空间，在制定外交政策时有更多的主动权。

解读 | 王雷

播音 | 张煜

策划编辑 | 袁博

音频编辑 | 陈子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