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业》（下）：美国汉学经典之作，大清帝国开国史

十七世纪危机剧变，八旗铁骑为何能入主中原

点击进入喜马讲书频道页>>>

听书笔记 

新的敌人：清王朝在南方的敌人，正是明朝的残余势力。其实，在崇祯末年，李自成还没有打进北京的时候，就有大臣提出放弃北京，南迁南京的计划，但这个计划被崇祯放弃了。不过，南京行政班底，在那时就已经在着手成立新政府的准备，以备不测。到了1644年，北京被攻破了，崇祯也自缢而死。以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为代表的一批高级官员，立刻号召天下，起义勤王。

重建正统的努力：这批官员很快就开始了重建明王朝的努力，他们一边派人去淮河流域联络江北地方的豪强，笼络他们的私人军队；一边尽可能争取防御李自成势力南侵的一批明朝将领，他们手握重兵。

混乱的朝局：有四名将领：他们分别是刘泽清、黄得功、刘良佐、高杰。这些人各自统领着十几万的军队，军纪涣散，所以江南的地方官员很不待见他们。有的官员，比如在运河重镇淮安的巡抚路振飞，就组织周边地区操练部队，他这么做，既是为了抵抗李自成的势力进城，同时也是为了防备这四位将领前来夺取扬州。

皇位争夺战：崇祯皇帝的太子朱慈烺，在战火中下落不明，比较有实力竞争皇位的，是明朝的两个藩王，他们分别是福王朱由崧和潞王朱常淓。其中，福王品行、才能较差，但血缘距离皇室比较近，是万历皇帝的孙子；潞王品行较好，但血缘较远。围绕皇位问题，朝中大臣分为了两派，福王因为获得了军事实力强劲的将领支持，在权臣马士英的运作下，最终登上了皇位，这就是弘光皇帝。

党争重演：东林党人和复社成员，开始共同攻击权相马士英。马士英拥立福王有功，但是他身边又有一些魏忠贤的余党，按照崇祯皇帝的定例，这些人是不能再出现在政坛上的，但在南明小朝廷里，他们却很得势，当时的清流，和魏忠贤的阉党，大都有血海深仇，于是他们写文章贴布告，制造舆论，希望打击马士英，这样一来，也就连带着动摇了弘光帝的合法性。

北伐：史可法能文能武，为官清廉，在南明朝廷里声望很高，他在江北总督军事，吸引了大量人才聚集到扬州。但是到底要怎么北伐，北伐的对象到底是谁呢？到底是李自成的残部，还是入主北京的满洲人？还没等史可法有所行动，清朝就棋先一招，占据了主动。

江南檄文：1644年7月，多尔衮向江南百姓发出檄文，在文中，他表露出善意，除了鼓动暗示官员、百姓投降外，他还提议，在可能的情况下，可以与南明和平共处。读了檄文后，南明朝廷开始考虑承认清政权的对等地位，不再把他们看作必须消灭的敌人了。毕竟，覆灭了明朝的农民军，比来自东北的女真军队威胁更大，而且也可能更好对付。

南北合议：经过史可法同意，南明派遣使臣北上谈判，他们的策略，是绕开和清王朝直接谈判，而是尝试说服吴三桂回归南明，共同抵抗农民军，并以割地赠礼为条件，说服清军退回关外，同时在黄河一线的商丘、徐州布置防务，有备无患。

谈判的结果：吴三桂拒绝接受南明政权的任何封爵，充当使臣的左懋第被杀，副使陈洪范，作为清朝的密探，则被放回南京。1644年11月，清军集结军队，分山东、河南两路南下发起进攻。由于清军是所有人的敌人，他们要同时应对南明军队、农民军和地方豪强，漫长的战线上，清军推进得很吃力。

南明防线瓦解： 1645年正月，就在封堵清军渡过黄河的关键时机，镇守睢州的南明将领许定国，与清廷互通声气，诱杀了和他关系不和的高杰，率领着几万军队投降清朝。高杰的军队，是黄河防线的主力，他一死，小朝廷在河南商丘一带，一下失去了屏障，史可法立即向朝廷建议，派遣将领接管高杰的军队，可是掌权的马士英，担心史可法做大，不利自己揽权，于是任凭这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四散离去。

扬州覆灭：1645年5月，清军打到了扬州城下。清朝给史可法寄来了一封劝降信，信中写到，南明朝廷的合法性，是不存在的。清朝为国家剿灭了颠覆明朝的李自成，如果你史可法是仁义君子的话，就应该投靠清朝，这才是精忠报国。与其尊奉昏君奸臣当道的小朝廷、讨个忠义的名声，不如为了国家和百姓考虑，灵活变通一下。

这个论调，在1644年天下大乱的局面下大行其道，清军在很多地方用这个办法，劝降了不少汉人力量。不过，史可法毅然拒绝了投降。扬州还是被清军攻陷了，它遭遇了一场极为惨烈的屠杀，有几十万人死于这场灾难。史可法本人被俘后，拒绝为清廷说降江南势力，最终被处死，但他得到了来自满汉双方的尊重，成了后世忠正的楷模。

弘光朝廷灭亡：扬州失陷，南京北边再无障碍，南京很快失陷，弘光帝在出逃后被捕，不久他被送往北京软禁起来，直到1646年才因为密谋造反的罪名，被处死。钱谦益等南明高级官员，带着官员百姓迎接清军指挥官入城。

投降官员的心理：投降，对他们自己来说并非没有牺牲，这些人牺牲小我的名节，保全了百姓，让江南免遭战火。

案例：南明的礼部尚书钱谦益，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他热衷帮助清廷招抚江南的势力。为此，他不仅向攻入南京的豫亲王多铎，提供了一份承担江南安抚使工作的推荐名单，还组织投降的南明官员，去联络地方绅士领袖。这些官员向乡绅承诺，投降可以确保地方太平，但他们要保证百姓的归顺，还要交出当地的赋税户口档案。

很快，江南的士绅就投入了清廷的怀抱，与异族展开了合作，当然合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们有合作的愿望，但当清廷做的过火的时候，士绅们可能从合作者变成反对者。

合作的原因：维护地方安定；

合作的逆转：剃发令

1645年7月，多尔衮颁布了剃发令，要求所有人按照女真人的习惯，把头发剃掉，只扎一个辫子。这条命令引起了江南社会的强烈反感，官员认为这是对儒家文化的亵渎，百姓认为剃发的耻辱，简直和阉割一样。

很明显，在剃发令面前，所有汉人的文化尊严都被冒犯了，江南的士绅和普通百姓站到了一起，反抗清朝的统治。苏州、太仓、昆山等地的士绅，带头杀了清廷派来的官员，起兵反清。这一股浪潮，一直持续到了1645年年末，清军牢牢掌握了江南的主要中心城市，才算结束。

清军平定江南，夺取南明核心地区的过程，某种程度上来说，清廷的所作所为，一个词可以概括，就是军事征服。他们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控制江南，说到底，还是对手太弱的缘故。

南进中的中的政治变化：

清军入关后，摆在多尔衮面前的政治问题有三个：

第一，是如何调和女真统治集团和汉族官僚的关系；

第二，是如何避免女真贵族之间的冲突；

第三，是如何避免出现类似晚明的党争。多尔衮的施政方略、政治制度建设，基本是围绕这几个问题来设定的。

第一项重大举措，是改革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院制度。议政王大臣会议创立于努尔哈赤时期，由满洲亲贵组成，是皇帝的咨询机构，军政事务都要经过这个会议。而内院呢，主要负责文书工作，设有满、汉大学士，相当于皇帝的秘书顾问。随着清朝征服地区的扩大，越来越多的事务需要处理，多尔衮下令，分事情的轻重缓急，大部分奏章，由六部代为呈报；重要的军政事务，直接呈报内院。这些调整，明确了各个部门的职责，提高了效率，最重要的，是极大加强了内院的地位。多尔衮通过增强内院和六部的地位，削弱了议政王大臣会议，把它排挤出权力的中枢，变成听命于自己的一个办事机构。

第二项举措，是平衡官僚中的南北之争。在多尔衮摄政期间，朝廷中的汉人势力，延续明代的遗风，分成了南北两个集团，被称作南北两党。其中，冯铨是北党集团的成员，陈名夏是南党的首领。为了平衡南北之争，多尔衮同时支持南北双方的首领，保持均势。陈名夏被授予了吏部侍郎的职位，负责选官。冯铨担任礼部尚书、内院大学士，由他一手策划操办了顺治在北京的登基典礼。

但是，冯铨曾经被魏忠贤收为义子，是阉党的一员，名声极差。1645年10月，有8位大臣上书弹劾冯铨，指责他行为不端，应该处死。多尔衮把这看作朋党死灰复燃的征兆，警告各位大臣，他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于是冯铨依然担任要职，党争的苗头暂时被多尔衮压制了。

第三项举措，是平衡满汉官员势力，打造满汉两头政治。多尔衮非常注重培养满人高官，例如，他仰仗兄弟多铎南征北战；册封努尔哈赤的三位孙子为亲王，派遣他们参与了几乎所有的重大战役；精通满汉文学的刚林、祁充格担任大学士等重要职位。

他同样安排汉族官员担任要职，也同意了陈名夏提出的，恢复明朝每三年一次的官员考绩、禁止满人官员粗暴对待汉官的提议，尽量在满汉官员之间取得平衡。但尽管如此，多尔衮对待汉官，心中总是有些提防。一方面，像洪承畴、钱谦益这些人，地位都是明朝给的，是不是真的靠得住，他不放心，但为清朝建立典章制度，把统治推向全国，又离不开他们这样的人作为桥梁。

多尔衮的一系列施政方略，巩固清朝的统治，也提高了自己的威望，他的地位仅次于皇帝，没有人能向他挑战。这一局面，一直维持到1650年12月，多尔衮病逝。

1651年2月，顺治皇帝亲政。开始清除多尔衮的影响。为他命令议政王大臣会议，直接向他上奏，并把内院搬到了更靠近内宫的位置，亲自处理军国要务。他利用恩典、大赦，笼络了一批被多尔衮贬斥的满洲贵族，联合他们扳倒了多尔衮留下的党羽。

一年以后，为了彻底清除多尔衮的势力和威望，顺治怂恿大臣清算多尔衮生前的罪过，并下诏公开多尔衮独断专行的罪过，刚林、祁充格等多尔衮的亲信被严惩。小皇帝现在羽翼丰满，可以施展自己的抱负了。

在顺治亲政时期，朝廷中有几个明显的政治风向。

第一大举措，是建立崭新的官僚体系。顺治的目标，是让官僚机构足够廉洁高效。在亲政不久后，顺治首先罢免了一批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的官员，提拔了陈名夏、洪承畴、陈之遴等有才干的官员，对他们委以重任。

其次，是表彰了一批明朝末年为明朝殉难的忠臣。顺治这个举动的意义，在是为了重建官员的道德，鼓励报国、忠君的品格，扭转明末以来，官员见风使舵，但求自保的风气。

最后，也是最最重要的，是整治朋党。顺治认为，党争的根源既有朝廷中的满汉之分、地区之别，也有地方缙绅势力尾大不掉的原因。为此，顺治接受了一位汉族大臣的建议，恢复了明朝考核官员的体制，把所有人拉到一个统一的标准下考核。顺治认为，这个制度能够帮助平衡南北、满汉之间的势力。

确保最高权力能牢牢抓在自己手中。为此，他强化了内院的地位，增加了几名大学士，采取集体讨论的形式制定政策，避免某位大学士一家独大。同时，他还尝试与大学士之间，拉近私人关系。这种政治风格，甚至影响到了后来的康熙、乾隆。

顺治帝的第二大举措，是改革赋税和疏通漕运。

先说说赋税改革，由于明末的战乱，人口流散、土地撂荒，前朝留下来的统计资料，已经和实际情况完全不符，清廷在1648年恢复了旧的里甲制度，重新登记户口，重新造册安排税收份额。这样流民有何户口，荒地重新得到耕种，到1661年，登记在册的人口增加了近90%，登记土地面积比之前更是翻了一番，这大大增强了清廷的财政收入。

另一方面，是打击士绅的逃税行为，顺治修订了针对士绅的蠲免权。这个权利最早在1635年推出，当时的目的，是赢得他们对清朝的支持，但由于实施时没有限制，免税的范围越来越大，甚至影响到了政府的收入。顺治对此作出了严格的规定，把蠲免权的使用，限制到只能免除一个人的徭役，并要求地方官员给出名单，追缴士绅们拖欠的赋税。

最后，就是规范地方政府的财政了。顺治采纳了大臣魏象枢建议，要求各省建立详细完整的开支统计，每年整理上报中央审核。这既方便了政府审计核算收支，也方便发现哪个省财政紧张，方便及时划拨资源支持地方。

改革完政府财政，接下来就是整理水利漕运的问题了，作为一个农业国家，水利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从元代开始，打通了杭州到北京的京杭大运河，每年都有大量的物资运往北方，作为军需和赈灾之用。这个事情，顺治皇帝当然也不能怠慢。

他在六部之外，设立了管理河道的专门官员，也就是河道总督，这个人总领运河水利的事务。有了这个专人办专事的局面，庞大的水利工程修整起来，到了十八世纪，黄河有60年再没有发生过大水灾，周边百姓受益无穷。

顺治亲政时期的满汉关系。

首先，顺治不允许汉人官僚在文化上主导朝廷，如果说多尔衮对待汉族大臣，是带有防范的有限信任，那顺治无疑是更加强化了这个倾向。其中一件事情，就和恢复明朝的典章制度有关。顺治皇帝，在一定程度上按照明朝官僚机构的做法，改进了朝廷的机构设置，他甚至在公开场合，采用汉族皇帝的装扮，佩戴了传统的衮和冕，这套装束，在秦汉时期特别突出，秦始皇、汉武帝的肖像图里，穿戴的就是这一套礼服。

顺治的这些举动，让明朝的遗臣，错误地以为清朝已经完全汉化，所以有人就提出了比较冒失的建议，当时，官员李呈祥建议，裁撤所有衙门的满官，专用汉官，陈名夏也建议恢复明朝的服饰、衣冠风俗。毫无疑问，这些建议根本不可能被采纳，于是，李呈祥被流放沈阳，陈名夏被政敌以重罪弹劾，不久后被顺治下令绞死。后世但凡遇到满汉关系的棘手问题，“首崇满洲”，也就是先以满洲的风俗、价值和利益为先的做法，就是在这时确定的。

其次，随着统治范围的扩大，皇帝不得不把越来越多的要职，授予汉族大臣，尤其是那些投降时间早、功勋卓著的汉人。例如，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这些人都受封藩王，同时还有不少省份的巡抚，也都由汉军旗人出任。

这其中，真的游离了顺治帝控制范围的，只有吴三桂这样手握一方军政大权的汉人藩王，果不其然，顺治去世后十几年，三藩之乱爆发。战争几乎波及了半个中国，历时八年才得以平定。而且吴三桂他们打出的旗号，依然是恢复汉人江山，但这一次，大多数的汉人选择了站在朝廷这边。

三藩得不到人们支持的原因：

第一，清政府给了迷茫的知识分子一个出路。明朝的士绅，在清廷做官，总归是很别扭的一件事情，但是完全放任他们归隐山林，不受控制也很麻烦，为此，到了康熙年间，朝廷熟悉了汉人的心理，皇帝举办了博学鸿儒的考试，选拔学问好有气节的人，作为皇帝的文学侍从，同时，也请这些人出来主持《明史》等大型书籍的编纂，但又绝对不授予他们实际的官职，这样一来，朝廷顺利地接纳了这批迷茫的知识分子，他们也因此给予了朝廷信任和尊重；

第二，是许多文人士子，和投降的明朝大臣，完成了他们在明朝没能实现的改革意愿，达成自己治国的理想。清朝的政治谈不上清明，但朝廷预防党争，确实让政治大环境好了不少，每个人当官，不需要像明末那样，必须选择党派阵营，这让很多人有了施展自己的机会。从合法性来说，难道抱残守缺，忠于明朝就一定是对的吗？

第三，是清朝倡导忠、孝等观念，这些观念超脱了单纯的王朝更替，是儒家文化倡导的主流价值，清王朝采纳科举制度，皇帝本人和皇子们，也要阅读四书五经，久而久之，高层彻底驾驭了这套理念。这样一来，忠于明朝的道德包袱就不存在了。

解读 | 刘昊

播音 | 张煜

策划编辑 | 袁博

音频编辑 | 陈子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