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史02 | 金寿福：拿破仑远征埃及与象形文字的破译

一、知识点卡片 

二、思维导图 

三、正文 

喜马拉雅的朋友，你好！我是金寿福。我继续带领大家了解埃及的历史。

象形文字是古埃及文明中最重要的象征之一。

古埃及历史从大约公元前3200年持续到公元前332年。公元前332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率军征服埃及，之后埃及先后受托勒密王朝、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统治。

随着罗马帝国后期基督教传入埃及，象形文字被视为异教徒的语言，借助希腊字母创造的科普特语成为信奉基督教的埃及人的新语言，作为古埃及人语言之载体的象形文字逐渐被人遗忘。象形文字的消亡意味着曾经在历史长河中持续了近三千年的古埃及文明变成了失落的文明。

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埃及考古和象形文字破译之前，欧洲人对古埃及文明的了解非常有限，概括起来只来源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个来源是古典作家对埃及的描述。希罗多德等人曾经到埃及游历，不仅记录了埃及的风土人情，而且对许多与希腊不同的政治、宗教理念和信仰进行过描述和比较，为后人了解和理解这个古老的文明留下了宝贵史料。不过他们的记述也有很多与事实不符的地方。

一方面是这些记述有其臆测的成分，另一方面是这些作家也怀有各自的政治目的。可以肯定的是，埃及对古典作家们来说是一个陌生和神奇的国家。希罗多德声称：“关于埃及本身，我打算说得详细些，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样多的令人惊异的事物，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样多的非笔墨所能形容的巨大业绩。”

“不仅是那里的气候和世界其他各地不同，河流的性质和其他任何河流的性质不同，而且居民的大部分风俗习惯也和所有其他人的风俗习惯恰恰相反。”

亚里士多德则说：“用尼罗河水煮蛋，只需要其他河水所需的一半；尼罗河的养分使得埃及妇女经常生育双胞胎，而且怀胎时间只有八个月。”

第二个来源是《旧约》中有关古埃及社会的描写。埃及被认为是以色列人曾经当牛做马的地方，法老也因此被描绘为骄奢淫欲的独裁者。我们可以在《创世记》中读到如下栩栩如生的文字：

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将近埃及，就对他妻子撒莱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及至亚伯兰到了埃及，埃及人看见那妇人极其美貌。法老的臣宰看见了她，就在法老面前夸奖她。那妇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宫去。法老因这妇人厚待亚伯兰，亚伯兰得了许多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创世记》12:10-16）

关于以色列人为何离开埃及，《旧约》的编纂者给出了如下的解释：

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对他的百姓说：“看哪，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争战的事，就连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于是埃及人派督工的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出埃及记》1:8-11）

欧洲人对古埃及认知的第三条渠道是18世纪到埃及游历的欧洲探险家们的游记。英国旅行家和人类学家波科克（R. Pococke）到埃及和西亚游历，于1745年出版了《东方和其他国家游记》，并在书中绘制了胡夫大金字塔的内部结构。

丹麦探险家诺登（F. K. Norden）于1757年出版了《埃及和努比亚游记》，等等。这些游记为欧洲人了解古埃及提供了难得的信息和珍贵的图片。

但整体上看，上述三方面信息是碎片化的，尤其是因为此时无人能够读懂象形文字，人们对古埃及文明总有盲人摸象的感觉。

应该说，古埃及文明真正进入现代人的视线，与拿破仑远征埃及密切相关。1798年，为了在庞大的英帝国的脊背上插进一把致命的匕首，拿破仑率领十万大军占领了埃及。

不同寻常的是，拿破仑招募了一百多位法国当时最杰出的东方学家、科学家、制图家，让他们记录当地的自然景观和风土人情，抄写和临摹神庙和坟墓墙壁上的文字，收集各种文物。

这些被称为“学者”的法国人回国后做了大量工作，历经近二十年时间，把成果整理出版，形成了23卷的《埃及志》，成为现今埃及学研究的珍贵资料。除此之外，拿破仑还于同一年在开罗成立了埃及研究所，并担任副主席。

在战事频繁、环境恶劣的短短三年时间里，研究所共召开了47次会议，这些工作为埃及学的诞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今天对古埃及文明拥有非常详细和相当全面的认识，这要归功于法国学者商博良。他历经数十年，终于成功解读象形文字，找到了通往古埃及这座迷宫的钥匙。

早在商博良之前，许多欧洲人为破解象形文字花费了不少心血，一些人找到了释读象形文字的关键线索，比如法国人巴泰勒米（A. Barthélemy）提出了椭圆形框里的象形文字是神和国王名字的观点。

法国人吉涅斯（C. J. de Guignès）认为圣书体文字、祭司体文字和大众体文字之间相互关联；丹麦人索伊加（J. Zoëga）认为，象形文字当中包含表音符号。

在破解古埃及象形文字的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罗塞塔石碑。罗塞塔石碑用了三种文字——象形文字圣书体、象形文字大众体、希腊文，而这三种文字记录内容确实完全一样的，这就为破解工作打开了突破口。

罗塞塔本是埃及尼罗河三角洲西北部一个现代小镇的名字，阿拉伯语为“Rashid”，“Rosetta”是英语的转写。1799年，驻守罗塞塔的法军小分队在中世纪堡垒遗址上修筑防御工事时发现了一块黑色玄武岩，受过考古训练的布沙尔（Bouchard）中尉大致辨认出石碑上的文字分别为圣书体文字、大众体文字和希腊文。

随军的工程师解读了古希腊文，其内容是托勒密五世于公元前196年颁布的一项敕令，文中最后一句说：“这项敕令要用埃及语和希腊语刻写在用坚硬石头制作的石碑上。”进而判断出三种文字的内容是一致的。

尽管如此，真正破译象形文字并非易事。掌握十多种东方语言并被视为法国东方学泰斗的德萨西（S. de Sacy）试图通过对照大众体与希腊文两种文字的方式解读象形文字，但是无功而返。

英国物理学家托马斯·扬（T. Young）也拘泥于寻找象形文字中与希腊文相同的单词，因为他与德萨西一样，以为象形文字是图画文字，没有认识到许多象形符号表音，即扮演字母的角色，而且象形文字有其内在的语言和语法机制。

而真正对破解工作起到巨大推动作用的还是商博良。

商博良（J.-F. Champollion）从小立志破译象形文字，为此学习包括科普特语在内的许多古代东方语言。他把罗塞塔石碑视为解读象形文字的一把钥匙。

罗塞塔石碑高118厘米，宽77厘米，厚30厘米，重量为726公斤，石碑的顶部有破损，原来的高度应当达到180厘米左右。它的制作年代为公元前196年，即托勒密五世登基第九年。

碑文记录了托勒密五世对神庙的恩惠，祭司们承诺，他们会把刻写这罗塞塔石碑内容的纪念碑与托勒密五世的雕像一起立在埃及其他神庙的入口处。罗塞塔石碑起初立在孟菲斯普塔神庙入口。

商博良认为，假如圣书体和大众体文本中的一个符号即一幅图表示一个事物、行为或概念，那么其中的符号数量应当与希腊语文本中的单词数量相同。

但是，希腊语文本中只有486个单词，圣书体文本中的象形符号却多达1419个，而且圣书体所在的石碑上端破损，意味着圣书体中的象形符号数量实际上还要更多。

结论只能是，不可能所有的符号都独立表意。经过仔细辨认，商博良确认石碑上各自独立的象形符号总数为166个。作为字母，它们的数量太多，作为单词，166个又远远不足以成为进行交流的工具。

商博良把注意力集中在椭圆里面的符号，这些符号因为表音，已经被其他学者成功释读。不过人们当时普遍认为，里面的象形符号之所以表音，完全是因为它们表示来自其他语言的名字。

1822年，通过仔细研读古埃及人转写的托勒密王朝君主的希腊名字，商博良得以归纳出若干起到字母作用的象形符号，在此基础上，他研究拉美西斯二世建在阿布—辛贝勒的神庙的铭文拓片，发现拉美西斯二世的名字也基本上按照字母的原则书写的。

这一点推翻了之前关于古埃及人只在转写外来名称的时候才偶尔使用字母化的象形符号的认知。同一年，商博良发表了对埃及象形文字的研究结果。此后的埃及学界把1822年视为埃及学诞生的日期。

商博良此后的研究逐步揭开了象形文字神秘的面纱。他逝世后于1836年出版的《象形文字语法》和于1841年出版的《象形文字字典》奠定了他作为象形文字释读者和埃及学创建者的地位。

象形文字的破译为现代人进入法老的世界提供了钥匙，激发了欧洲人对古埃及的热情，了解和研究古埃及文明成为风靡一时的社会风尚。英国首先认为有必要且有条件收集和展示古埃及文物，满足民众对历史和异域文化的兴趣。

于是从1800年至1850年的半个世纪里，英国出版了至少一百多部有关埃及的游记。有关异国的展览如像新兴的百货商店和游乐园一样吸引大众的眼球。与古埃及相关的模型、复制品、照片和文字都引起了观众的极大兴趣，甚至促使一部分人决定到埃及亲眼目睹这一古典文明。

比如商博良自己就曾组织了法国—意大利联合考察队。不仅造访古埃及遗迹并制作图片，而且收集了大量实物。普鲁士的威廉四世登基不久也答应资助莱普修斯考察埃及的计划。

普鲁士考察队装备优良，足迹遍及埃及和努比亚，考察队还特地选择威廉四世寿辰那一天登上胡夫金字塔，把普鲁士国旗插在金字塔的顶端，并且燃放焰火予以庆祝。

经过欧美许多国家成千上万埃及学家近两百年的努力，我们今天基本重构了古埃及历史和法老文明。各个领域的研究已经达到了非常深入和细致的程度，比如对卢克索尼罗河西岸工匠村（这些工匠的任务是建造位于国王谷的王陵）研究，学者们熟悉哪个工匠在什么时间居住在哪座房屋、他的家庭情况、他的孩子们的婚姻状况，等等。

另外，许多国家的无数位埃及学家在文物保护方面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不仅以文字、图画、影像等手段记录并整理了大量古埃及的文物和文献，而且在保护和维修古迹方面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濒临淹没的阿布—辛贝勒神庙得以拯救就是最好的例证。

在埃及学诞生后的近两百年时间里，欧美各大博物馆大力搜集和馆藏埃及各类文物。1802年，乔治三世把罗塞塔石碑赠给大英博物馆。在威廉三世统治的德国，柏林博物馆开始设立埃及分部，后来成为独立的博物馆。

位于都灵的埃及博物馆从1753年起收藏埃及文物，目前收藏的埃及文物数量仅次于开罗的埃及博物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从1906年开始收集埃及文物，目前共有26 000多件藏品，大部分藏品分在40个展厅展出。

纽约布鲁克林博物馆于1897年对公众开放，埃及藏品主要通过购买美国埃及学家威尔伯（Charles Edwin Wilbour）等人的私人收藏品逐步形成。波士顿艺术博物馆于1876年对公众开放，埃及藏品主要来自哈佛大学在埃及的考古发掘成果。

开罗埃及博物馆始建于1835年，之后几经迁移于1902年落脚在目前解放广场上的博物馆。这些博物馆也为保留古埃及文明的全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