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我在底层的生活（下）》： “穷忙族”生存困境，越忙碌越贫穷？

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当专栏作家化身女服务生”。芭芭拉·艾伦瑞克是《时代周刊》的专栏作家。她是美国白人，有着细胞生物学博士的学历，是名实打实的社会精英。她却在年届60的时候，三次深入美国底层，假扮穷人，做起餐厅女服务生、女佣公司清洁工和沃尔玛销售。

要了解芭芭拉为什么这么做，首先要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1996年，美国通过了新的福利改革法案——贫困家庭暂时援助方案。相比之前的福利方案，这个新方案有两个重要特征。第一，它废除了永久性的福利，每个领取者一生中最多可领取60个月，也就是一共5年的福利。第二，福利领取人每周要从事工作30小时，6岁以下儿童的单亲家长，每周也要工作20小时。若不遵守政府工作要求，福利可被降低或终止。

提倡福利制度改革的人普遍认为，工作是脱离贫穷的途径。那些依赖“政府的施舍”过日子的人，必须学会振作起来，像其他人一样用工作改变贫穷的现状。

努力工作一定能改善生活、脱离贫穷吗？芭芭拉用实际经历给出了答案：不能！在社会如此富足丰裕的时刻，一个在经济的最底层的人仍然必须挣扎求生。并且，“工作使人脱贫”这个假设，还在某种程度遮盖了导致贫穷的真正原因。

我们可以通过作者想驳斥的观点，把这本书解构成三个问题。

第一，穷是因为人们懒、不愿意去工作吗？

1998年，芭芭拉在离家最近的佛罗里达州的西屿市，开始了她的第一次卧底打工。

她制定了严苛的卧底标准：第一，不用自身教育背景或既有工作经验找工作；第二，找到薪水最高的工作，努力保住饭碗；第三，保障安全和隐私前提下，尽可能找最低等级的住宿。她的目标是，看看自己能否像个真正的穷人一样地工作和消费，并且做到收支平衡。

第一次卧底，她在西屿市做餐厅服务生和客房清洁员；第二次卧底，她转战缅因州波特兰市，做清洁女佣和看护之家的饮食助手；第三次，她又在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利斯找到一份沃尔玛销售工作，由于只有一份工作，又一直找不到低廉的住所，她的计划只进行了一周多就不得不提前结束。

芭芭拉用亲身经历告诉读者，穷不是因为人们不工作，恰恰相反，她和她的同事们几乎都要靠两份工作，或者与有工作的人同住，才能勉强维持生存。

在前后三次卧底行动中，她的时薪最高为7.5美元，最低为5.15美元。 除了食品、汽油、电话、洗衣等基本花费，芭芭拉凡事节俭，有时午餐只吃几块鸡块。她不抽烟喝酒，30美金的服务员工作裤对她来说都算奢侈品。她在各地的同事，同时做两份重体力工作，一天工作往往超过8小时，午餐却只有一根热狗甚至一小包饼干可以充饥。

为了生存下去，芭芭拉把住宿标准一再降低。不仅如此，过于繁重的体力劳动，还极大地损耗了她的健康。曾经的她坚持在健身房举铁，如今却靠着不同品牌的止痛药撑过每一天。

深入底层后，芭芭拉悲哀地发现，“在贫穷的世界里，就如同物理学命题所讲的一样：起始点的条件决定了一切。”一个穷人若无法凑出两个月的租金去租公寓，就只能出高价按周付去租一个房间。若他只租到一间房间，他就没法自己做饭，只能吃便利商店食物，例如快餐、热狗，比自己做饭更贵，而且还缺乏营养。若他没有钱办健康保险，一旦生病就一切都得自费。

也根本没有什么神奇的理财方法能让穷人维持生活，即便芭芭拉为卧底生活有所准备，她也有2/3的几率铩羽而归。

第二，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文化水平低、眼界狭隘吗？

首先，本书驳斥了一个大家的刻板印象，那就是底层的工作不需要技能，谁都能做。

芭芭拉总结她的三次底层打工经历，发现的第一件事就是：无论多低阶的工作，都没有任何一个是真的“不需要技巧”的。

其次，芭芭拉发现，连续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消耗了她的大部分思考能力。

连轴转的工作剥夺了她的爱好，第一次打工时她还能每天抽一小时阅读，到后来，她每天只能在吃晚餐的时候守着电视机放空一会。

当人的体力透支到极限，教养甚至善良都消失不见了，只剩下原始的恶。芭芭拉会诅咒与她起过争执的同事，甚至对没打过交道的同事也满怀恶意。她看到自我意识的退步。那个原始的芭芭拉变得非常吓人，她更苛刻、更狡猾、更满怀怨恨，而且不如优渥时的她聪明。

另外，糟糕的生活环境，对她的性情和工作状态也有极大的影响。

所以，眼界狭窄并不是贫穷的原因，而是贫穷的结果。这是穷人无法跳脱阶层、跳出思维局限的一大原因，另一个更深层的原因是自我价值感的不断降低。

芭芭拉说：“找寻低薪工作的过程会使人感到自己很卑微，因为你必须把自己、包括你的精力、你的微笑、你真实或假造的生涯经历，呈现给各式各样的人，而他们就是觉得你提供的东西不怎么有趣。”

第三，导致贫穷的社会原因是什么？

首先，因为薪水太低，而租金太髙。

租金问题很简单，就算是没受多少教育的穷人也知道重点在哪：是市场。当富人和穷人在开放市场里竞争住房时，穷人根本没有任何胜算。经济越繁荣，股价越高，富人越多，穷人必然被迫住进更昂贵、更荒败或离工作场所更远的屋子。

其次，因为公共部门的不负责任。

官方的贫穷率统计根本无法反映穷人的真实住房危机。官方的贫穷等级以家庭的食品支出为基准值，然后把这个数字乘以3。但食物相对而言是不会通货膨胀的，芭芭拉认为，到现在还用食品支出作为计算贫穷等级的基准值，显然已经过时了。

住房市场严重扭曲，公共住房的支出却在降低。自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建筑公共住房的支出就在降低，扩大公众租房补助的方案也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突然打住。另一方面，相较于无房者，政府对拥有房屋者的住房补助反而更多。

第三，因为雇主拒绝加薪。

雇主宁愿用低薪不断招收新员工也不肯加薪留住老员工，导致底层劳工始终在低薪圈内打转，只能靠多打一份工来维持生活。

第四，因为穷人不会反抗。

芭芭拉认为，身在底层才会明白，人们越穷困，他们的行动力也通常越加受限。一旦改变工作场所，就可能无法解决交通的问题，即便是有车的人，他们也还是有油钱的问题。即便有更好一点的工作机会出现，他们也害怕因为一周没有收入而失去住所，喂不饱家人和自己。

第五，主流社会已经把穷人完全排斥在外。

在高度两极化而不平等的社会里，从政界到媒体再到富人，对贫穷和穷人议题采取几近沉默态度。

芭芭拉在书中写道，媒体只报导福利改革法案后续发展的光明面，把偶尔出现的成功故事大加发挥，对各州出现的越来越多的饥饿状况低调处理。

占据社会顶层的20%的富人和政客决定要实施哪些福利措施，甚至最低工资是多少，以及用怎样的法律来规定如何对待劳工。但穷人却从主流文化里消失了，无论是在政治语汇、知识研究或日常娱乐里，都消失无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