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啸林全传(48)第55章 争面子，汉奸本性终露(4)

张啸林全传(48)第55章 争面子，汉奸本性终露(4)

    他长叹一声，摇摇头，拱拱手，与张啸林无言而别。

    张啸林以为自己的话打动了杜月笙的心。他觉得今后的上海滩，是日本人市面上的上海滩，三大亨的交椅次序要重新摆过了，得由杜、黄、张变为张、杜、黄。

    回到家里，杜月笙一夜未曾睡安稳，老是想着去留的事。

    第二天清早，杜月笙换上短衫，戴上一蓬假胡子，罩上一副大墨镜，把头发揉得乱蓬蓬的，一个人来到静安寺，混杂在善男信女中，拈香拜佛求签。

    签筒晃了一阵，他抽出一根，是三十六签，下下。黄纸签语上写的是贺知章的《回乡偶书》：

    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未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

    笑问客从何处来。

    解曰：异地飘零，举酒嘱客。

    菽麦难黄，地老天荒。

    寺里的老和尚为他指点迷津：“鸟恋旧巢，人恋故土，情势迫人，不得不去。”

    11月26日夜，华格臬路杜公馆的大餐间里，杜月笙摆酒招待手下四个心腹。

    杜月笙亲手打开一瓶人头马酒，亲自向万墨林、杨渔笙、朱文德、徐采丞敬酒。

    四个心腹受宠若惊，自然心里也有点数，觉得一定有什么大事要他们干了。可是老头子只顾让酒吃菜，只字不提今晚有何吩咐。

    酒足饭饱之后，杜月笙才说诂：

    “今夜叫你们来，是有要事交代。国军撤走后，租界四周便是日本人的势力。日本瘪三是不会放过我的，我不得不走。我走后，这摊就交给你们四个，家里的事墨林多费点神，外边的事采丞比较熟悉，帮我照应吧！”

    “我们……”徐采丞要说话，却被杜月笙摇手制止。

    他接着说：

    “除了你们原来掌管的以外，文德要给墨林写信和发电报，采丞代张翼枢把上海的报告、电报暂时通过电报局内部，想法子发出去。渔笙，你专门发帐务委员会每月的救济费。”

    “你们四个，要胆大心细。恒社社员转入地下，有事会同你们联系。我家里的人，拜托你们照顾。”

    “怎么，先生就一个人走？”

    杜月笙重重地点点头，“我是去抗日，不是逃难，带家属干什么？”

    “那他们的安全？……”

    “我想不会有什么的。他们都是普通的老百姓。当然，日本人要是真的下毒手，我也没有办法。我们总不能去做卖国的汉奸吧？”

    壁上的挂钟“当当当”地敲过十下，杜月笙昂然出门。四个心腹要送行，杜月笙摇手阻止。他坐汽车从华格臬路到十八层楼四太太姚玉兰处，让别人看到他与平时一样，今晚仍然在最得宠的夫人那里过夜。

    车到十八层楼门口“嘎吱”一声刹住。

    杜月笙钻出汽车进了大楼门厅。早已等候的随从马镇兴迎了上来，扶着他，两人并不上楼，而走向后门。后门口停着另一辆车子，车上已有翁佐青和王幼棠、司机杨二宝三人等着。杜月笙和马镇兴一上车，关上车门后，车子随即起动，直驰法租界和祥码头。

    码头上一片漆黑，江水拍打着浮动泊船，发出闷声闷气的哗哗声，在夜空中震响。远处有几点昏暗的灯光，迷迷糊糊地照着法国邮船“阿拉美斯”号庞大的身影。天上寒星闪烁，江上秋风扑面。

    此时，杜月笙心里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豪迈气概。

    三天后，张啸林才得到杜月笙已离开上海的消息。这不还是永野修身告诉他的。

    1937年11月29日早上，永野修身急冲冲地跑到张府。

    “不知永野先生驾到，有失远迎，恕罪，恕罪！”张啸林衣衫还没扣好就迎了出来。

    “张先生艳福不浅啊，日高三竿，还抱着美人睡觉，真是高枕无忧！”

    “是啊，是啊，外有皇军保驾，内有日本友人撑腰，还有什么忧呢？”

    “说得好，说的是！不过，消息不灵啊！”

    “怎么，发生了大事？”

    “说起来，也不算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你的隔壁走了。”

    “老三，他走了？”

    “是啊，远走高飞了！”

    “不会吧，昨天夜里，我还看见老三的亲信万墨林、黄国栋、杨笙渔等人进出他家……”张啸林感到奇怪。

    “你难道不信我们的情报？告诉你，与杜月笙一起走的，还有代理上海市市长俞鸿钧。不过，对你来说，他走了倒好。以前，三大亨中，你是小三子，现在，你是这个了！”

    永野修身竖起大拇指，在张啸林的眼前直摇晃。

    几句话，全说到张啸林的心坎上了，他听了甜蜜蜜的。

    永野修身的情报的确很准确，杜月笙当晚登上了法国“阿拉密司”号邮船，与宋子文、胡全江、钱新之、愈鸿钧等人一起，离沪赴港。

    杜月笙到达香港，与钱新之同住九龙饭店，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涯。

    来到香港，虽然摆脱了日军的威逼，但是，杜月笙的心一时间还留在上海。沦陷在日寇魔爪下的上海家眷，苦心经营了十几年的基业，都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无法把握的境地之中。他夜里无法入睡，整夜整夜地失眠。

    许多天之后，他的四太太姚玉兰、长子杜维藩夫妇、长女杜美如和其他几个子女先后到达香港，并带来了上海平安无事的消息。

    此时，他的内心才稍稍得了些安宁。

    杜月笙到香港不久，就被蒋介石任命为“中央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港澳救济区特派员。

    为办公需要，杜月笙全家迁到九龙柯士甸道113—115号，门口挂起了“中国红十字会”和“赈济委员会”两块牌子。

    接受海外侨胞捐献给国内“红十字会”的物资和钱款，并转往汉口、重庆。

    同时，杜月笙又以“赈济委员会”的名义，领取政府经费，分发给从各地赴港滞留的社会名流和下野政客，并通过万墨林，向处于上海“孤岛”上的民国要人分发“补助费”，以防这批人落水投敌。

    万墨林是趁着护送姚玉兰及杜维藩等人到香港的，他想留在香港。万墨林对杜月笙说：

    “爷叔，上海公馆里有的是人，看家用不着我。不如让我留在香港，服侍爷叔吧。”

    而杜月笙另有他的打算，他对万说：

    “墨林，我晓得你这趟跑出来也是不容易的。不过，你只可以在香港玩几天。然后，你还是回上海去吧。上海用得着你的地方多。”

    万墨林无奈，在香港玩了一个星期，便怏怏地返回上海。

    临行前，杜月笙为万墨林饯行，席间，他嘱咐万墨林：

    “回到上海后，头一桩，凡是汉口、香港去的朋友，你要好好招待。他们有什么需要，你都要设法办到；其次，上海有什么消息，只要与我有关的，你随时写信来告诉我；第三，才是看家。”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南京后，加紧推行‘以华制华’的政策，企图通过扶植傀儡政权，达到迅速统治中国的目的。

    1937年12月15日，日军在浦东扶植了—个“上海大道市政府”。

    其后，又物色了一批“绅商闻人”，打着“救济难民，恢复生产”的幌子，成立了“上海市民协会”。

    1938年1月16日，日本内阁首相近卫文磨发表声明：“日本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期望能与日本提携之新政府成立且发展，而以此新政府调整两国国交。”

    为了建立全国性的傀儡政权，日本侵略者四处活动，威逼利诱，拉人下水。

    他们首先瞄准了原北京政府的段祺瑞的内阁。这批人大部分被围困在上海法租界里，处在日本人的掌握之中。

    蒋介石得到戴笠的军统情报后，担心亲日派力量增长将损害他的利益，便指示杜月笙立即设法阻止。

    杜月笙闻风而动，立刻给上海发报。通过在上海的门徒的努力，很快把前段祺瑞内阁的司法总长章士钊、交通总长曾毓隽、财政总长贺德霖、外交总长颜惠庆、陆军总长吴光新、临时参议院副议长汤漪等人先后接到了香港。

    段祺瑞内阁十名大员竟被接走了七名，日本人计谋落空，只能推出王克敏、梁鸿志等小角色组织政府。

    杜月笙又为蒋介石立了新功，老蒋特地给杜月笙汇来了十万元作为经费补偿。同时，国民党《中央日报》也发表文章，称赞杜月笙“身在江湖，心存干济，海中片岛，蔚为置邮传命之枢，天外一身，隐身旋转乾坤之重。”

    杜月笙所住的九龙柯士甸道与香港岛隔着一个海面，来往极不方便，杜月笙为了应付繁忙的活动，便又在香港最豪华的高罗士大饭店包了个套房，作为与各方接触的新办公地点。

    当时，担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的王正廷正任驻美大使，这样，杜月笙表面上以“赈济委员会”和“红十字会”的两个名义在香港活动，实际上则成为蒋介石和上海及其他沦陷区之间的转接枢纽，杜月笙在其中担任了中介、策应工作。

    国民党当局设在香港的负责机关“荣记行”（洋行），其实权反而远不及杜月笙的“赈济会”和“红十字会”。

    1938年底，战局形势严峻，国民党最高层中出现分裂。

    这年12月29日，汪精卫、陈璧君，托辞乘飞机离开重庆，经昆明转河内发表了亲日通电。

    不久，在日本特务机关策划下，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由河内飞上海，召开了所谓的国民党“代表大会”，改选了“国民党”总裁和中央委员会，正式成立了汪伪政权。

    汪精卫每月从日本特务机关头子土肥原处领取四千万元经费，以招集喽啰。

    在重金、高官的诱惑下，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几乎全部投靠了汪精卫，蒋介石政权在上海的地下工作基本上瘫痪。

    为重整上海地下组织，蒋介石一边指示杜月笙用从海外侨胞捐献的大笔款项，通过上海的万墨林等人拉拢一些失意政客、落魄名士；一方面命令陈果夫、陈立夫特派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前部长，并在中央军委第六部供职的吴开先，去上海恢复中统的工作。

    吴开先曾任上海市党部常委，深知上海情况复杂，现在奉命单枪匹马潜入上海，不禁忧心忡忡。

    为完成此次任务，他特地来到香港，请杜月笙帮忙。

    吴开先以国民党“中央代表”名义潜赴上海。

    在万墨林的帮助下，调查了一些情况。他了解到原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整个组织已经垮台。

    但是，由于上海方面“中统”、“军统”及各派各系的互相牵扯，吴开先难以统一调遣，开展工作，半年后回重庆述职，途经香港向杜月笙请教。

    杜月笙认为，上海情况复杂，但地位重要，最好是在上海设立一个总机构，在蒋介石领导下统一指挥各路人马，希望把其意思转禀给蒋介石。

    久历官场的吴开先，自然十分明白杜月笙的意思，事情十分清楚，“中统”“军统”双方皆不可能受对方统辖，要使双方协调，必得推出一个能为双方接受的人物。

    这个人物，从当时情况看，非杜莫属。

    吴开先一到重庆，就把这项建议禀报了蒋介石。

    很快，杜月笙便收到了由孔祥熙从重庆发来的召见电，让他火速飞渝。

    杜月笙一飞到重庆便被告知，蒋介石已批准成立“上海工作统一委员会”，并亲自圈定戴笠、俞鸿钧、杜月笙、蒋伯诚、吴开先五人担任常委，以杜为主任，统管上海党、团、特工各路人马，工作重点是劝导金融工商界、技术工人、青年、学生到后方来，增加抗战力量，告诫沪上人员勿与敌伪合作，并在经济上支援国家抗战等等事务。吴开先兼书记长。

    第二天，杜月笙以“上海工作统一委员会”主任身份，拜见了孔祥熙，与孔商定了委员会的活动经费和工作方针。

    随后，他们又到戴笠公馆召开了第一次常委会。

    会上商定：蒋伯诚、吴开先潜入上海，杜月笙驻扎香港，戴笠、俞鸿钧留在重庆，三方用无线电沟通。

    杜月笙又关照蒋伯诚、吴开先，上海的工作可由万墨林具体负责。

    杜月笙给万墨林拍去一份急电，命令他去接吴开先和俞鸿沟，并负责保护他们在上海的安全。

    同时命令所有恒社成员从今起先由吴等任意调动，所开设的公司商号、茶楼酒馆、戏院旅社，随时指定为交通站、居住地和秘密联络机关。

    一切安排停当之后，杜月笙立即搭乘中航公司飞机回港，不料中途遭到日机截击，飞机急升8000米高空躲避。

    当时飞机上尚无氧气设备，杜月笙不堪忍受，哮喘隐疾暴发，一发而不可收拾，待飞机抵达香港机场，杜月笙已不省人事。虽经救醒。但从此却留下了终生不愈的严重哮喘病。

    大约一个月后杜月笙大病初愈，突然，与日本特务机关有来往的徐采丞从上海绕道赶到香港，向杜月笙报告一件重大机密。

    徐采丞说：“汪精卫己潜逃投敌，与日本人订立了‘密约’，参与其事的高宗武、陶希圣因不满汪精卫给的官位，有心反叛，如果能策反，高、陶反汪，蒋委员长一定会很高兴的。”

    杜月笙一听来了精神，认为这是建立奇功的好机会，不顾病体，立即乘飞机再赴重庆，面禀蒋介石。

    很快，杜月笙就拿着蒋介石写给高宗武的亲笔信回到香港，布置徐采丞回沪策反，说老蒋已明确表示，只要他俩回来，可以既往不咎，并予以重用，如能把密约带出来，则更有重赏。

    徐采丞拿着老蒋的亲笔信离港返沪。

    在万墨林的巧妙安排下，高、陶两人摆脱了汪伪日特的监视，不仅从上海逃到香港，而且把汪日签订为“密约”副本带出来给杜月笙，杜按照蒋介石的主意，把“密约”内容在报纸上披露出来。

    策反高、陶成功，汪精卫知道是杜月笙实主其事，对杜衔恨至深，曾密遣杀手赴香港谋刺，并威逼香港警署驱逐杜月笙，都没有成功。

    但是，杜月笙在上海的活动据点受到了日伪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