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啸林全传(48)第55章 争面子,汉奸本性终露(4)
他长叹一声,摇摇头,拱拱手,与张啸林无言而别。
张啸林以为自己的话打动了杜月笙的心。他觉得今后的上海滩,是日本人市面上的上海滩,三大亨的交椅次序要重新摆过了,得由杜、黄、张变为张、杜、黄。
回到家里,杜月笙一夜未曾睡安稳,老是想着去留的事。
第二天清早,杜月笙换上短衫,戴上一蓬假胡子,罩上一副大墨镜,把头发揉得乱蓬蓬的,一个人来到静安寺,混杂在善男信女中,拈香拜佛求签。
签筒晃了一阵,他抽出一根,是三十六签,下下。黄纸签语上写的是贺知章的《回乡偶书》:
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未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
笑问客从何处来。
解曰:异地飘零,举酒嘱客。
菽麦难黄,地老天荒。
寺里的老和尚为他指点迷津:“鸟恋旧巢,人恋故土,情势迫人,不得不去。”
11月26日夜,华格臬路杜公馆的大餐间里,杜月笙摆酒招待手下四个心腹。
杜月笙亲手打开一瓶人头马酒,亲自向万墨林、杨渔笙、朱文德、徐采丞敬酒。
四个心腹受宠若惊,自然心里也有点数,觉得一定有什么大事要他们干了。可是老头子只顾让酒吃菜,只字不提今晚有何吩咐。
酒足饭饱之后,杜月笙才说诂:
“今夜叫你们来,是有要事交代。国军撤走后,租界四周便是日本人的势力。日本瘪三是不会放过我的,我不得不走。我走后,这摊就交给你们四个,家里的事墨林多费点神,外边的事采丞比较熟悉,帮我照应吧!”
“我们……”徐采丞要说话,却被杜月笙摇手制止。
他接着说:
“除了你们原来掌管的以外,文德要给墨林写信和发电报,采丞代张翼枢把上海的报告、电报暂时通过电报局内部,想法子发出去。渔笙,你专门发帐务委员会每月的救济费。”
“你们四个,要胆大心细。恒社社员转入地下,有事会同你们联系。我家里的人,拜托你们照顾。”
“怎么,先生就一个人走?”
杜月笙重重地点点头,“我是去抗日,不是逃难,带家属干什么?”
“那他们的安全?……”
“我想不会有什么的。他们都是普通的老百姓。当然,日本人要是真的下毒手,我也没有办法。我们总不能去做卖国的汉奸吧?”
壁上的挂钟“当当当”地敲过十下,杜月笙昂然出门。四个心腹要送行,杜月笙摇手阻止。他坐汽车从华格臬路到十八层楼四太太姚玉兰处,让别人看到他与平时一样,今晚仍然在最得宠的夫人那里过夜。
车到十八层楼门口“嘎吱”一声刹住。
杜月笙钻出汽车进了大楼门厅。早已等候的随从马镇兴迎了上来,扶着他,两人并不上楼,而走向后门。后门口停着另一辆车子,车上已有翁佐青和王幼棠、司机杨二宝三人等着。杜月笙和马镇兴一上车,关上车门后,车子随即起动,直驰法租界和祥码头。
码头上一片漆黑,江水拍打着浮动泊船,发出闷声闷气的哗哗声,在夜空中震响。远处有几点昏暗的灯光,迷迷糊糊地照着法国邮船“阿拉美斯”号庞大的身影。天上寒星闪烁,江上秋风扑面。
此时,杜月笙心里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豪迈气概。
三天后,张啸林才得到杜月笙已离开上海的消息。这不还是永野修身告诉他的。
1937年11月29日早上,永野修身急冲冲地跑到张府。
“不知永野先生驾到,有失远迎,恕罪,恕罪!”张啸林衣衫还没扣好就迎了出来。
“张先生艳福不浅啊,日高三竿,还抱着美人睡觉,真是高枕无忧!”
“是啊,是啊,外有皇军保驾,内有日本友人撑腰,还有什么忧呢?”
“说得好,说的是!不过,消息不灵啊!”
“怎么,发生了大事?”
“说起来,也不算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你的隔壁走了。”
“老三,他走了?”
“是啊,远走高飞了!”
“不会吧,昨天夜里,我还看见老三的亲信万墨林、黄国栋、杨笙渔等人进出他家……”张啸林感到奇怪。
“你难道不信我们的情报?告诉你,与杜月笙一起走的,还有代理上海市市长俞鸿钧。不过,对你来说,他走了倒好。以前,三大亨中,你是小三子,现在,你是这个了!”
永野修身竖起大拇指,在张啸林的眼前直摇晃。
几句话,全说到张啸林的心坎上了,他听了甜蜜蜜的。
永野修身的情报的确很准确,杜月笙当晚登上了法国“阿拉密司”号邮船,与宋子文、胡全江、钱新之、愈鸿钧等人一起,离沪赴港。
杜月笙到达香港,与钱新之同住九龙饭店,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涯。
来到香港,虽然摆脱了日军的威逼,但是,杜月笙的心一时间还留在上海。沦陷在日寇魔爪下的上海家眷,苦心经营了十几年的基业,都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无法把握的境地之中。他夜里无法入睡,整夜整夜地失眠。
许多天之后,他的四太太姚玉兰、长子杜维藩夫妇、长女杜美如和其他几个子女先后到达香港,并带来了上海平安无事的消息。
此时,他的内心才稍稍得了些安宁。
杜月笙到香港不久,就被蒋介石任命为“中央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港澳救济区特派员。
为办公需要,杜月笙全家迁到九龙柯士甸道113—115号,门口挂起了“中国红十字会”和“赈济委员会”两块牌子。
接受海外侨胞捐献给国内“红十字会”的物资和钱款,并转往汉口、重庆。
同时,杜月笙又以“赈济委员会”的名义,领取政府经费,分发给从各地赴港滞留的社会名流和下野政客,并通过万墨林,向处于上海“孤岛”上的民国要人分发“补助费”,以防这批人落水投敌。
万墨林是趁着护送姚玉兰及杜维藩等人到香港的,他想留在香港。万墨林对杜月笙说:
“爷叔,上海公馆里有的是人,看家用不着我。不如让我留在香港,服侍爷叔吧。”
而杜月笙另有他的打算,他对万说:
“墨林,我晓得你这趟跑出来也是不容易的。不过,你只可以在香港玩几天。然后,你还是回上海去吧。上海用得着你的地方多。”
万墨林无奈,在香港玩了一个星期,便怏怏地返回上海。
临行前,杜月笙为万墨林饯行,席间,他嘱咐万墨林:
“回到上海后,头一桩,凡是汉口、香港去的朋友,你要好好招待。他们有什么需要,你都要设法办到;其次,上海有什么消息,只要与我有关的,你随时写信来告诉我;第三,才是看家。”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南京后,加紧推行‘以华制华’的政策,企图通过扶植傀儡政权,达到迅速统治中国的目的。
1937年12月15日,日军在浦东扶植了—个“上海大道市政府”。
其后,又物色了一批“绅商闻人”,打着“救济难民,恢复生产”的幌子,成立了“上海市民协会”。
1938年1月16日,日本内阁首相近卫文磨发表声明:“日本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期望能与日本提携之新政府成立且发展,而以此新政府调整两国国交。”
为了建立全国性的傀儡政权,日本侵略者四处活动,威逼利诱,拉人下水。
他们首先瞄准了原北京政府的段祺瑞的内阁。这批人大部分被围困在上海法租界里,处在日本人的掌握之中。
蒋介石得到戴笠的军统情报后,担心亲日派力量增长将损害他的利益,便指示杜月笙立即设法阻止。
杜月笙闻风而动,立刻给上海发报。通过在上海的门徒的努力,很快把前段祺瑞内阁的司法总长章士钊、交通总长曾毓隽、财政总长贺德霖、外交总长颜惠庆、陆军总长吴光新、临时参议院副议长汤漪等人先后接到了香港。
段祺瑞内阁十名大员竟被接走了七名,日本人计谋落空,只能推出王克敏、梁鸿志等小角色组织政府。
杜月笙又为蒋介石立了新功,老蒋特地给杜月笙汇来了十万元作为经费补偿。同时,国民党《中央日报》也发表文章,称赞杜月笙“身在江湖,心存干济,海中片岛,蔚为置邮传命之枢,天外一身,隐身旋转乾坤之重。”
杜月笙所住的九龙柯士甸道与香港岛隔着一个海面,来往极不方便,杜月笙为了应付繁忙的活动,便又在香港最豪华的高罗士大饭店包了个套房,作为与各方接触的新办公地点。
当时,担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的王正廷正任驻美大使,这样,杜月笙表面上以“赈济委员会”和“红十字会”的两个名义在香港活动,实际上则成为蒋介石和上海及其他沦陷区之间的转接枢纽,杜月笙在其中担任了中介、策应工作。
国民党当局设在香港的负责机关“荣记行”(洋行),其实权反而远不及杜月笙的“赈济会”和“红十字会”。
1938年底,战局形势严峻,国民党最高层中出现分裂。
这年12月29日,汪精卫、陈璧君,托辞乘飞机离开重庆,经昆明转河内发表了亲日通电。
不久,在日本特务机关策划下,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由河内飞上海,召开了所谓的国民党“代表大会”,改选了“国民党”总裁和中央委员会,正式成立了汪伪政权。
汪精卫每月从日本特务机关头子土肥原处领取四千万元经费,以招集喽啰。
在重金、高官的诱惑下,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几乎全部投靠了汪精卫,蒋介石政权在上海的地下工作基本上瘫痪。
为重整上海地下组织,蒋介石一边指示杜月笙用从海外侨胞捐献的大笔款项,通过上海的万墨林等人拉拢一些失意政客、落魄名士;一方面命令陈果夫、陈立夫特派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前部长,并在中央军委第六部供职的吴开先,去上海恢复中统的工作。
吴开先曾任上海市党部常委,深知上海情况复杂,现在奉命单枪匹马潜入上海,不禁忧心忡忡。
为完成此次任务,他特地来到香港,请杜月笙帮忙。
吴开先以国民党“中央代表”名义潜赴上海。
在万墨林的帮助下,调查了一些情况。他了解到原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整个组织已经垮台。
但是,由于上海方面“中统”、“军统”及各派各系的互相牵扯,吴开先难以统一调遣,开展工作,半年后回重庆述职,途经香港向杜月笙请教。
杜月笙认为,上海情况复杂,但地位重要,最好是在上海设立一个总机构,在蒋介石领导下统一指挥各路人马,希望把其意思转禀给蒋介石。
久历官场的吴开先,自然十分明白杜月笙的意思,事情十分清楚,“中统”“军统”双方皆不可能受对方统辖,要使双方协调,必得推出一个能为双方接受的人物。
这个人物,从当时情况看,非杜莫属。
吴开先一到重庆,就把这项建议禀报了蒋介石。
很快,杜月笙便收到了由孔祥熙从重庆发来的召见电,让他火速飞渝。
杜月笙一飞到重庆便被告知,蒋介石已批准成立“上海工作统一委员会”,并亲自圈定戴笠、俞鸿钧、杜月笙、蒋伯诚、吴开先五人担任常委,以杜为主任,统管上海党、团、特工各路人马,工作重点是劝导金融工商界、技术工人、青年、学生到后方来,增加抗战力量,告诫沪上人员勿与敌伪合作,并在经济上支援国家抗战等等事务。吴开先兼书记长。
第二天,杜月笙以“上海工作统一委员会”主任身份,拜见了孔祥熙,与孔商定了委员会的活动经费和工作方针。
随后,他们又到戴笠公馆召开了第一次常委会。
会上商定:蒋伯诚、吴开先潜入上海,杜月笙驻扎香港,戴笠、俞鸿钧留在重庆,三方用无线电沟通。
杜月笙又关照蒋伯诚、吴开先,上海的工作可由万墨林具体负责。
杜月笙给万墨林拍去一份急电,命令他去接吴开先和俞鸿沟,并负责保护他们在上海的安全。
同时命令所有恒社成员从今起先由吴等任意调动,所开设的公司商号、茶楼酒馆、戏院旅社,随时指定为交通站、居住地和秘密联络机关。
一切安排停当之后,杜月笙立即搭乘中航公司飞机回港,不料中途遭到日机截击,飞机急升8000米高空躲避。
当时飞机上尚无氧气设备,杜月笙不堪忍受,哮喘隐疾暴发,一发而不可收拾,待飞机抵达香港机场,杜月笙已不省人事。虽经救醒。但从此却留下了终生不愈的严重哮喘病。
大约一个月后杜月笙大病初愈,突然,与日本特务机关有来往的徐采丞从上海绕道赶到香港,向杜月笙报告一件重大机密。
徐采丞说:“汪精卫己潜逃投敌,与日本人订立了‘密约’,参与其事的高宗武、陶希圣因不满汪精卫给的官位,有心反叛,如果能策反,高、陶反汪,蒋委员长一定会很高兴的。”
杜月笙一听来了精神,认为这是建立奇功的好机会,不顾病体,立即乘飞机再赴重庆,面禀蒋介石。
很快,杜月笙就拿着蒋介石写给高宗武的亲笔信回到香港,布置徐采丞回沪策反,说老蒋已明确表示,只要他俩回来,可以既往不咎,并予以重用,如能把密约带出来,则更有重赏。
徐采丞拿着老蒋的亲笔信离港返沪。
在万墨林的巧妙安排下,高、陶两人摆脱了汪伪日特的监视,不仅从上海逃到香港,而且把汪日签订为“密约”副本带出来给杜月笙,杜按照蒋介石的主意,把“密约”内容在报纸上披露出来。
策反高、陶成功,汪精卫知道是杜月笙实主其事,对杜衔恨至深,曾密遣杀手赴香港谋刺,并威逼香港警署驱逐杜月笙,都没有成功。
但是,杜月笙在上海的活动据点受到了日伪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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