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旦《智慧之歌 》2 | 李丹梦：智慧树下的吟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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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马拉雅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李丹梦，今天给大家讲解的是穆旦的诗作《智慧之歌》。

穆旦是个颇有特色的诗人、翻译家，他的诗在大众中并无太大的声名、反响，但在知识分子尤其是专业读者那里却颇受瞩目和欢迎，近年来，关于穆旦的研究更是持续升温。这跟穆旦诗作的抒情方式和言说主题有密切关系。

穆旦的诗歌构思和抒写带有很强的理性色彩、玄学意味，和中国人熟知亲切的感性抒情迥然不同。感性抒情是由眼前看到的具体、可触的事物勾起诗化的情绪波澜，简单说即从所见激发诗性。但穆旦的诗歌却是直接对问题的切入，诗人通过对抽象概念（诸如爱情、智慧、友谊、战争等）的专注、凝视，衍生出了一种独特的诗意的思想运动。其隔膜和魅力均由此而起。穆旦诗句的结构通常并不复杂，用词也毫不花俏，但串连起来却透出明确的晦涩与不谐合之感，颇有些外国诗的格调。这里的确存在西方影响或模仿西方的痕迹（如英国诗人艾略特和奥登的诗歌趣味），但绝大部分是出于穆旦自己的真情流露和创造。在五四以来的中国新诗史上，穆旦首度将理性和激情熔铸在一起，他被誉为“中国现代诗最遥远的探险者、最杰出的实验者与最有力的推动者”。自始至终，穆旦诗歌关注的都是作为个体的知识分子与社会的关联，袒露了他们心灵炼狱的震荡、挣扎与求索，一种尖锐、紧张以至“丰富，和丰富的痛苦”。

穆旦本名查良铮，1918年生于天津，祖籍浙江海宁，与武侠小说家金庸（本名查良镛）系同族叔伯兄弟。1935年，穆旦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后留校任教。1942年，24岁的穆旦怀揣一腔爱国激情加入由国民党将领杜聿明率队的中国远征军，赴缅甸对日作战，亲历了惨绝人寰的野人山撤退，有五万多中国军人死于途中。穆旦是极少数幸存者之一。这次战役对他的刺激极大，他诗作里那异乎寻常的冷峻清醒、张力撕扯，与此不无干系。毕竟一个曾经和死神唇吻并饱受了惊恐、饥饿与自然界蚕噬、杀戮等极限体验的人，是难以唱出祥和浪漫的歌的。他心宜的曲调总有些不谐之音，如同一直潜伏、突然绽露的命运嘲弄或圈套。1949年，穆旦自费到美国留学，就读于芝加哥大学英文系，1953年回国在南开大学外文系任教。在随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屡遭冲击，受尽磨难。 1977年2月26日，穆旦因突发心脏病死在手术台上，享年59岁。

穆旦的诗歌大多写于四十年代，回国后，因政治气候捉摸不定，穆旦把精力主要放在英俄诗歌的翻译上。王小波曾称穆旦的译作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好的文字”，并尊穆旦为偶像。穆旦翻译了拜伦、雪莱、普希金的大量诗作，自己的诗歌创作却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直到1976年，诗歌的春天才姗姗回到穆旦身上。我们今天讲的《智慧之歌》便发生在这一时期。

据现有资料统计，穆旦1976年一共写了27首诗，《智慧之歌》系开篇之作，历来被认为是诗人晚年最具纲领性意义的作品，它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穆旦在风烛残年之际，对生命的沉思与荷担。虽然历经坎坷，穆旦并没有被岁月压垮，更未停止对现实和自我的思索。1975年在给友人郭保卫的信中，穆旦写道：“我是特别主张要写出有时代意义的内容，问题是，首先要把自我扩充到时代那么大，然后再写自我，这样写出的作品就成了时代的作品了。这作品和恩格斯所批评的‘时代的传声筒’不同，因为它是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了。”《智慧之歌》便是践行这一主张的佳作，它不仅是诗人个体人生智慧的总结，亦折射出历史转折关头民族劫后余生的精神状态。

穆旦给《智慧之歌》的落款时间是1976年3月10日，一个乍暖还寒的时节，还有半年文革就要结束了。但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注定还是一首只能藏在抽屉里的诗。那穆旦为什么要写它？沉寂了近30年的诗笔、歌喉，怎么突然发声了？究竟有什么不能已的情愫呢？诗作开门见山交代了这点：“我已走到了幻想底尽头”。但凡诗人，大多热衷幻想，穆旦1942年底曾写过一首《幻想底乘客》，那时的“乘客”虽然走上了错误的驿站，但毕竟还有幻想的支持。一旦幻想消灭，诗人、诗歌恐怕都不复存在了吧。联想到第二年春穆旦的溘然离世，《智慧之歌》俨然是诗人留给后世的一份“诗歌遗嘱”。

回首往昔，当穆旦1953年满怀憧憬地回到祖国时，他做梦也想不到，不过一年，自己就被定为“肃反对象”。1958年，他又因参加国民党远征军的污点经历，被安上“历史反革命”的罪名，接踵而来的管制、批判、检讨、劳改，成了穆旦今后十八年生活的家常便饭。当他终于从改造农场回到南开，等待他的日子也好不到哪去。一家六口像闷罐沙丁鱼一样，挤在学生宿舍楼的小屋。由于自己的“历史问题”，插队内蒙古的大儿子始终得不到入党、升学的机会，穆旦内心倍感煎熬、自责。1976初的一个晚上，他到南开校外帮儿子打听招工事项，不慎摔伤了腿，导致股骨骨折。腿伤成为诗人晚年心境的一个转折点，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腿痛使我感到寿命之飘忽，人生之可畏，说完就完。”祸不单行，费时二十年才翻译完毕的拜伦巨著《唐·璜》，竟然出版无望，这给穆旦的打击更为沉重，在主动封笔创作后，穆旦几乎完全靠译诗来接续、维系生命的意义。《智慧之歌》就是在这样一种近乎绝境的生活荒漠中弹奏出的一曲天籁。

比照“风刀霜剑严相逼”的人生窘境，让人诧异震撼的是诗人那娓娓道来的平静语调和哲理思索。《智慧之歌》共有六节，每节六行，每行字数、节拍大体均齐，每节的偶数行还押着尾韵，读来声调铿锵，极富乐感。从结构上看，穆旦明显对诗作有过全局性的考量，起承转合的构造甚为清楚自然。首节回溯过往，是起；第二到第四节逐一罗列并叹惋爱情、友谊、理想的今昔巨变，是承；第五节诗人从追忆的世界中回过神来看待“痛苦”的现实、当下，这是转；最后一节点出诗眼“智慧”二字，指明痛苦与智慧的辩证关联，这又是合。总之，整首诗不仅诗律有致，起承转合的逻辑也很严密。明明要说智慧，却先从幻灭说起，进而谈到爱情、友谊等的诸多“丧失”，这种反面着笔、欲擒故纵的言说不仅透着自嘲反讽，亦显露出诗人试图超越痛楚的自我把控与努力。而由此展现的跌宕戏剧的诗性思维，更是独具穆旦风格，让人心折。整首诗就像是一位心思缜密的智者对我们的智慧开示。

我已走到了幻想底尽头，

这是一片落叶飘零的树林，

每一片叶子标记着一种欢喜，

现在都枯黄的堆积在内心。

这是第一节。逝者如斯，年华老去，年轻时拥有的美妙“幻想”终于到了结束和清点的时刻。人生无常，难免留下种种遗憾。诗人曾说，“‘人生是个坏演员’，它的确演得很不精彩，随随便便就混过了一辈子”。这是他致信老同学董言声时写的，就在同一封信里，他紧接着表示：“我总想在诗歌上贡献点什么，这是我的人生意义。”一方面是“幻想”走向了尽头，另一方面却仍秉持着积健为雄的自我期待，这种矛盾的心态贯彻了《智慧之歌》的始终。诗歌首节将暮年人生比作“落叶飘零的树林”，却又说每片叶子都标记着“”欢喜。诗人虽貌似侧重了前者（即飘零），却也让读者不自主地生出期待，或许最终还会有“欢喜”的归来与反转？生命是一个不断掩埋又发掘、发现的过程，在万物的流动变迁、毁灭死亡中，穆旦试图寻求某种永恒的意义。这应该就是智慧了吧。

在给诗人兼好友杜运燮的信中，穆旦说：“岁数大了，想到更多的是‘丧失’（生命，友谊，爱情），（也有理想），这些都不合时。”巧合呼应的是，“爱情”、“友谊”和“理想”的“丧失”，恰恰为《智慧之歌》第二到第四节的主题，它们成了引出智慧的铺垫与前提。

在标记“欢喜”的叶子中，有一片是“爱情”，这是“青春的爱情”，炫目灿烂，然而注定不成熟，也不长久，所以诗人将其比作是一闪而过的“流星”，要么“永远消逝”，要么“冰冷僵硬”。穆旦的初恋是燕京大学的一个女学生，因为家里逼婚，据说是把诗人甩了，穆旦的自尊受到重挫。好友杨苡后来回忆说，断绝关系的消息传来，“整个楼道都听得到他愤怒的声音”；从西南联大毕业后，穆旦又跟金陵女子大学的曾淑昭有过一段情缘，后因诗人参军入伍也搁浅了。或许正是这些不尽如人意的罗曼史激发了穆旦对爱情的悲观感受，他早年名作《诗八首》对爱情的书写也是悲观重重：爱情非但没有预想的甜蜜，反而充满了危险、懈怠和背叛。到了《智慧之歌》，穆旦对爱情的悲观认知依旧，但时间的淘洗、暮年的遭际和身体状况，让他似乎看开、放下了不少，从那异常平静的语调里，我们不难体悟出来。千沟万壑，千头万绪，都敛于平静。穆旦知道，“青春的爱情”本质上是不可强求也无法圆满的遗憾。而且相比1976年时的荒漠凄凉处境，当初爱情的折磨着实不算什么。

穆旦晚期的诗作，依然讲究语言，依然是抽象的抒情，但诗意却明朗澄澈了许多，颇有“绚烂过后归平淡”的意味。穆旦老了，成熟了，他的诗亦如陈年佳酿，虽包装简单，却愈品愈浓。我们发现，诗人越来越倾向于使用自然意象，像《智慧之歌》里的落叶、流星、花、荆棘等等，这在他早期的诗作中比较罕见。此种变化让读者感觉亲切了不少，中国古典诗歌基本就是一个建立在自然意象上的转喻循环体系，像“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等。国人一看到类似的句子，就油然升起诗的感受，归乡的感觉。这是农业国千年历史培养、熏陶出的牢固的诗性追求和阅读趣味。而曾经从缅甸森林死里逃生的穆旦对自然却没什么好感，在他心里，自然就像个莫测高深的冷血杀手。

穆旦晚年诗作里频频征用自然意象和他长期从事浪漫主义诗歌的翻译实践有莫大关系，拜伦、普希金都是浪漫派，自然在他们笔下被视为人的本性而予以肯定和追求，这对穆旦应该会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另一方面，选择自然意象入诗，也是穆旦表达社会关注、参与中国进程的一种努力与表现。穆旦从来都是具有现实情怀与抱负的诗人，只是这种情怀深藏在他的抽象抒情里不易了察罢了。浅显易懂的自然意象容易让读者读出或联想到与诗句相应的社会现象，将“喧腾的友谊”比作茂盛一时却对即将到来的肃杀的“秋季”一无所知的“花”，就是如此。1956年，“艺术上百花齐放、学术上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的推出，受到广大知识分子的热烈响应，穆旦发表了《葬歌》、《九十九家争鸣记》等七首诗，结果第二年“反右”，诗人挨批，他的诗作也成了“毒草”，“百花时代”变成了萧瑟的秋天。此后好几年，穆旦主动和几位朋友断绝了往来，因为“怕给人家找麻烦”。

想当初穆旦是那么倚重友情，在《还原作用》（1940）一诗中，他写道：“安慰是求学时的朋友，/ 三月的花园怎么样盛开，/ 通信联起了一大片荒原。”现如今朋辈之间的正常交流、“血的沸腾”被“社会的格局”阻碍了，“热情”亦被“生活的冷风”掐灭。值得一提的是，1972年8月穆旦最要好的朋友、巴金的夫人萧珊因病去世，穆旦难过极了，他引用拜伦的话说：“我感到少了这样一个友人，便是死了自己一部分。”都说知己好友是我们的镜子，一面镜子碎了，自我的影像也随之消逝，再不会有“对影自成双”的温暖与默契了。这种友谊的“丧失”，想来也是岁月流逝的必然。

第三种“丧失”是“理想”，也就是诗人毕生的信仰，它指引诗人在“荆棘之途”中走得“够远”。 “为理想而痛苦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看它终于成笑谈”，这似乎是穆旦一生荒诞命运的写照，它表明个体努力的无效性或无意义，但诗人仍力图坚守“理想”的底线，一种自我的说服、消耗、抗争、燃烧。想起乔布斯在斯坦福大学2005年毕业典礼上的演讲，他说：“生活会用板砖砸你的头。但一定不要失去信仰。”对穆旦而言，哪怕这种信仰（或者说“理想”）是痛苦的，他也要在虚无的荒原中绽放“意义”的花朵。这真是“丰富和丰富的痛苦”了：

只要痛苦还在,它是日常生活

每天惩罚自己过去的傲慢，

那绚烂的天空都受到谴责，

还有什么彩色留在这片荒原？

爱情、友谊、理想，原是诗歌永恒性的命题，但它们实际都短命得很，穆旦因此感到“痛苦”。他在1976年写的另一首诗《老年的梦呓》中总结说：“年轻的日子充满了欢乐，/ 啊，只为了给今天留下苦涩！”穆旦并不怨天尤人，他只是将这种“痛苦”看作是对“自己过去傲慢”的 “惩罚”。“绚烂的天空”受到“谴责”，大地成了一片黑白的“荒原”。在此穆旦象征性地把个人遭际跟广大的社会变动交织起来：自我的惩罚、痛楚被叠印、嵌入到宏观天地的色彩剥夺中，从而写出了“一代人的历史记忆与经验”。由“痛苦”而来的理性思索，让穆旦超越了生死，他唱出了真正的“智慧之歌”：

但唯有一颗智慧之树不凋，

我知道它以我的苦汁为营养，

它的碧绿是对我无情的嘲弄，

我咒诅它每一片叶的滋长。

短短四行诗，穆旦投入了太饱和也太复杂的感情，有领悟，也有不解，有接受，亦有不甘，以至愤激的诅咒，正是这些看来矛盾纠结的情绪流露，切实展现了晚年穆旦对他本人以及整整一代人的历史经验和生命痛感的“智慧”总结：智慧的彻悟和获得要以不断的“丧失”为代价。诗人坦然接受了这点，但并不轻易低头。某种程度上，《智慧之歌》就如同穆旦坚守信仰的誓言。它提醒我们，“智慧”绝非不食人间烟火的超脱与旷达；诗人的智慧应该像一只人生的蝴蝶，虽饱经风霜，仍然要以翩翩的舞姿穿越绵密的现实风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