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我走》石黑一雄：如何逃离记忆与命运的困境？

《别让我走》和一般的克隆人小说有何不同？

描写克隆人题材的作品有很多，比如大名鼎鼎的电影《银翼杀手2049》，比如雨果奖获得者凯特·威廉的小说《迟暮鸟语》，里面的克隆人或是受够了人类的奴役，或是发生了觉醒，他们联合起来反抗人类，希望建立新的秩序。和这些作品相比，《别让我走》并没有浓墨重彩地描写克隆人和人类的冲突，只是用平淡的故事记录克隆人短暂悲惨的一生。这些克隆人没有反抗，顶多用呐喊来表达愤懑，而后就接受了自己的命运，直到死亡。石黑一雄关注的重点不是反抗，而是：如果克隆人具备了自我意识，他们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宿命，如何处理挥之不去的身份危机？

《别让我走》的创作背景如何？

1997年2月，英国《自然》杂志刊登了克隆羊“多莉”诞生的消息，整个世界为之震动，科学界、文化界围绕要不要培育克隆人的问题，展开了关于伦理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启发了作家石黑一雄，让他决定创作一部和克隆人有关的小说。

为什么小说中的克隆人不去反抗？

为什么克隆人会如此平静接受这种悲剧的甚至是不公的命运？我们可以从福柯的《规训与惩罚》找到答案。在这本书中，福柯对“规训”一词做出了解释，他说，这个词含有纪律、教育、训练、校正、惩戒等多种含义，规训是权力干预肉体的训练和监视手段，它可以通过长久的规范要求，给被监控者洗脑，臣服于管教者给出的观念。在《别让我走》中，克隆人就是这样被驯服的，在黑尔舍姆学校，监护员对克隆人的监视精确到秒，告诉克隆人“逃跑没有好下场”。从克隆人手上戴着的电子手环，黑尔舍姆学校流传的恐怖故事，到监护员的警告，都让克隆人觉得自己被时刻监控着，一旦逃跑就难逃厄运。更重要的是，克隆人从小活在一种集体叙事之中，这个集体提倡个人牺牲、绝对服从，让他们意识到自己背负的捐献使命，意识到只有完成这个崇高使命，才能实现生命价值。因此对克隆人来说，捐献器官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反抗二字，绝不会出现在他们的字典中。比起对他们身体的奴役，这种观念的驯服更加奏效。所以，哪怕克隆人发现自己被欺骗了，感受到了命运的荒谬，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反抗。在他们的生活和命运中，没有反抗这一选项，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渠道，让他们懂得和学会如何反抗。他们只是依据自己的习惯，选择牺牲和顺从。

《别让我走》为什么能打动诺奖评委？

我们不能把这个故事简单看作人类与克隆人的冲突。人类自身，何尝不是在某一个生命的时刻，难免面对被安排的结局，却在反抗后选择妥协。正如批评家詹姆斯·伍德所说：“《别让我走》中最有力量也最有讽刺意义的地方，在于它所绘制的，恰恰是正常人类的生活图景。”

对人类来说，克隆人的意义，如同鸡犬牛羊，不过是被用之弃之的工具。一切都是高度理性和极度功利的，鸡犬牛羊被人类用作食物，克隆人则被用作器官捐献者，用自己的死亡换来人类的健康。至于克隆人的生命、自由和情感，全然没有人关心。石黑一雄描写这些克隆人命运悲剧，实际上表达的恰恰是对人类自身命运的关注和恐惧。正如社会学家鲍曼所担忧的，现代社会推崇绝对的理性，导致人与人的交往物质化、功利化，而社会以制造最大利益为目的，人本身被工具化，这不仅加剧了社会冷漠，更使得很多人陷入生存困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台湾学者陈重仁说：“《别让我走》的重点不在于如何看待克隆人，而是如何将人看成克隆人，令人反思生命的意义。”

《别让我走》也因此展现出石黑一雄的人道主义关怀，小说深藏在文本中的人文精神，正是打动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的关键。2017年，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中，石黑一雄就说，身处价值日益分裂的时期，文学要拓宽自己的边界，关心人类的境遇。要让整个世界变好是难事，但是至少我们应该考虑一下，如何在“文学”的小角落做好准备，如何搜寻和挖掘不同的声音，如何在社会的挣扎和争论中，提供一些情感的温度。正是这种写作初衷和情怀，让《别让我走》绝望的外表之下，呈现出善意和温情的底色。

解读 | 宗城

青年撰稿人，编辑。作品散见于文学《自由谈》《作品》《天津文学》《中华读书报》《凤凰网文化》《澎湃·私家历史》《新京报书评周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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