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7 二爨碑：追踪豆腐印子，发现爨氏书法

国宝100，件件精彩！

097二爨碑

开篇 

汉字里有一类字，形式感极强，这就是“品”字形字。简单地说，就是三个相同的字呈三角形排列。比如，金木水火土，三个金念鑫（xīn）、三个木念森（sēn）、三个水念淼（miǎo）、三个火念焱（yàn）、三个土念垚（yáo），这都比较简单。那三个马呢？三个牛？三个羊？三个鱼？三个犬？三个鹿？这些动物都怎么念呢？能全都答上来的，不算有什么本事，都答不上来呢，也不丢人。因为多大的文字学者也会遇到许多不认识的字，这在中国汉字里很正常。

汉字中的生僻字 

一说到汉字，我好多年前，写过一篇小文，叫《不常用汉字》，也就是生僻字。我在里面提到过：九年义务教育只教给你3500个汉字，一个人如果能准确认识4000字以上，基本上就是以文字为生的，比如像编辑、记者等等；如果能认识5000个字，一定是文字的顶级大学者，这属于凤毛麟角。即便是这样，所认识的汉字也不足汉字总量的十分之一。

《汉语大字典》收录了56000多个汉字，随便翻开一页就可能会看到不认识的字。很多我们认识的汉字并不是在上学的时候学的，而是在生活中陆陆续续学的。就拿今天来说，如果你有心，就会记住三个马念骉（biāo）、三个牛念犇（bēn）、三个羊念羴（shān）、三个鱼念鱻（xiān）、三个犬还念猋（biāo）、三个鹿念麤（cū）。如果你再用心一点，你就会了解它们的意思，可能一辈子就记住了。

歌曲《生僻字》中的歌词（部分）

那我们今天再说一个字，很难写，很复杂，有三十个笔画，但是很好记。为什么好记呢？因为有口诀：“兴字头，林字腰，大字下面架火烧”，其中的“兴”字头，是繁体的“興”，这个字的准确读音念cuàn。爨的篆体，描述了一幅双手持甑放在灶口，然后推双木入灶，燃起火苗的生活场景。《说文解字》解释为炊，即生火做饭。“爨”作为名词，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姓氏：爨姓。爨氏是汉末至唐代中期最著名的南中大姓之一——三国时期，现在的云南、贵州西部和四川的西南部统称为“南中”。当时南中最有势力的大姓有三家，分别是霍姓、孟姓和爨姓。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地方。

在云南曲靖发现二爨碑 

我们今天的国宝——“二爨碑”，就是和爨氏有关。“二爨碑”，它不是一个碑，是两个碑，分别是《爨宝子碑》和《爨龙颜碑》。《爨宝子碑》又被称作“小爨碑”，《爨龙颜碑》又被称作“大爨碑”。这是怎么分得大小呢？很简单，就是根据尺寸。这两块碑现在具体在哪儿呢？他们都在云南曲靖。一个是在曲靖一中，另一个是在曲靖陆良县薛官堡斗阁寺。云南曲靖，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建宁，正是爨氏家族当时在云南统治的中心区域之一。

那这两块碑是怎么被发现的？又是怎么到了曲靖一中和斗阁寺的呢？这两块碑当然不是一起被发现的，世界上哪儿有那么凑巧的事情？但《爨宝子碑》的发现还真是因缘际会，事出巧合。事情还得从167年前的一块豆腐说起。

巧见豆腐碑文，追溯二个爨碑 

清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时任云南曲靖知府的邓尔恒到府衙厨房视察工作，在案板上看到一块豆腐。我们知道，早在宋代，豆腐就已经成为人们日常饮食中很重要的食物了。那这块豆腐有什么特别之处吗？原来，这豆腐上面有字。就是这豆腐上的字引起了邓尔恒的注意。

说起这邓尔恒，你可能不知道。但说起他爹，对中国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应该知道，他是谁呢？是邓廷桢。邓廷桢在任两广总督时，力行禁烟；在任闽浙总督时，击退进犯厦门的英国战舰。他还是第一个反对割让香港给英国的大臣，可以说是一位民族英雄。都说虎父无犬子，邓尔恒在仕途上虽然不及他爹，但是他善金石之学，治学严谨。因为邓尔恒对金石学的研究，当他看到豆腐上奇怪的字后，马上意识到这件事情不同凡响。于是他追问厨子，说这块豆腐你是从哪里买来的？他一路追寻，找到了一家位于杨旗田村的豆腐作坊。 

邓廷桢画像

邓尔恒在这家作坊里，看到了用来盛放、晾干豆腐的一块石板，这石板上有字。经过仔细询问，得知这块石板在他们家已经使用好几十年了。大概是乾隆年间，这家人在自己田里耕地时，发现了这块石板。他们不认识上面的字，没觉得它有什么重要的。除了务农外，他们家还做豆腐，觉得这是一块挺好的石板，又大又平整，用来放豆腐刚刚好。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吃过豆腐，但不是每个人都知道豆腐是怎么做出来的。简单地说，做豆腐有这么几个步骤。首先要浸泡黄豆，把黄豆磨成豆浆，接着过滤，把豆浆和豆渣分开，然后熬豆浆。豆浆熬好后，需要点卤使豆浆凝固，呈现豆腐脑的状态，然后用包布包起来，放在案板上，压制沥水，冷却成型。豆腐上的字就是在冷却成型的过程中形成的。这石板一用就是几十年，至少用了三代人。而这块石板正是《爨宝子碑》，也就是“小爨碑”。

邓尔恒书法作品

发现“小爨碑”后，邓尔恒便将它运回府衙保管，并对碑文内容进行了研究和考据，还特意撰写了跋，记述了发现和安置石碑的经过。并刻在了石碑左下角的空白处。之后，“小爨碑”就被移到了曲靖的武侯祠里面，直到民国军阀混战，曲靖也成了战场。1927年，“小爨碑”被士兵抬去修筑防御工事。一介寒士张士元知道了这件事后，冒着生命危险，和士兵交涉，最终将石碑搬回家中，使石碑逃脱了被毁的危险。

后来，时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长的周钟岳委托云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也就是现在的曲靖一中）的第一任校长谢显琳，建造爨碑亭，将“小爨碑”收藏于此，直至今天。清末名士袁嘉谷为爨碑亭撰写楹联：奉东晋大亨，宝子增辉三百字；称南滇小爨，石碑永寿二千年。此时，距立碑的时间已经过去了1500多年。

《爨宝子碑》与“大亨四年”的碑文 

《爨宝子碑》，全称《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墓碑》。通高1.83米，宽0.68米，厚0.21米，碑首呈半圆形。碑额题衔5行，每行3字；碑文共13行，每行7-30字不等；碑下端列职官题名13行，每行4字。全碑共400字，均为正书，除最后一字缺损外，其余都清晰可辨。碑的主要内容是记述爨宝子的生平、家世和政绩。爨宝子，公元380年出生于建宁同乐，也就是现在的曲靖陆良。公元403年去世，年仅23岁。他19岁时就任建宁太守，同时承袭了“振威将军”一职。根据碑刻的年号：东晋大亨四年，可以推断它凿刻于公元405年，也就是爨宝子去世后的两年。

《爨宝子碑》里“大亨四年”的碑文

我们说到这里，熟悉历史的，尤其是熟悉东晋历史的人可能就有疑问了：东晋立国103年，历经11帝，没有一个皇帝的年号纪年为“大亨四年”，难道是当时的工匠刻错了吗？关于这个问题，邓尔恒在他写的跋中给出了解释：“考晋安帝元兴元年壬寅，改元大亨，次年仍称元兴二年。乙巳改义熙，碑称‘大亨四年乙巳’，殆不知大亨年号末行，故仍遵用之耳。”

就是说晋安帝司马德宗元兴元年（公元402年）改年号为大亨，403年年号又改回元兴，称“元兴二年”，乙巳年（公元405年）改年号为义熙。大亨这个年号仅仅用了不到一年，那怎么出来了大亨四年呢？邓尔恒推测爨宝子当时遵奉东晋司马政权为正朔。改年号的通知来了，他就改了。但是后面可能再改年号的通知没有来，爨氏偏居南境，导致他不知道中原变迁，四年后还在使用大亨年号，这才有了“大亨四年”的碑文纪年。

《爨龙颜碑》及其相关记载 

邓尔恒在跋中还提供了另外一个信息：“仪征阮文达师见爨龙颜碑。订为滇中第一石。此碑先出数十年，而不为师所见，惜哉。”什么意思呢？这里的阮文达，就是大名鼎鼎的阮元，不但是三朝阁老，九省疆臣，关键还是一代文宗，在经史、金石、编撰、校刊、书法等方面有极高的造诣。最为人熟知的是主持校刻《宋本十三经注疏》。阮元在清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出任云贵总督时，偶然在一个晒谷场上发现了一块被用来打稻谷的石板。这块石板，就是《爨龙颜碑》。后来，阮元让时任知州建了碑亭，将石碑保护了起来。

其实，有关于《爨龙颜碑》的记载最早见于元朝李京的《元朝志略》，到明朝周弘祖的《古今书刻》、万历《云南通志》等均有记载,但是它的重要性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直到再次被阮元发现，才算引起重视。

《爨龙颜碑》拓片（局部）

《爨龙颜碑》，全称叫做《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爨使君之碑》。这块碑始建于南朝刘宋孝武帝大明二年（公元458年），碑通高3.38米，上宽1.35米，下宽1.46米，厚有0.25米。碑额有青龙、白虎、朱雀浮雕，下部正中有穿，左右有日月浮雕，日中有三足乌，月中有蟾蜍。正文24行，共 904字；碑阴刻职官题名3列，共313字。碑阳左侧刻清代阮元、邱均恩、杨爨三跋及“道光七年知州张浩建亭”字 1行。《爨龙颜碑》比《爨宝子碑》晚立53年，但它比《爨宝子碑》大很多，所以被称为“大爨碑”。

《爨龙颜碑》的碑文追溯了爨氏家族的历史，记述了爨龙颜的事迹，为研究爨氏家族以及两晋南北朝时代的云南历史，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爨龙颜，字仕德，是建宁郡同乐县人。根据碑文文字可知，爨氏的祖先曾受封于爨地，所以以“爨”作为族人的姓氏。远祖名叫爨肃，官至曹魏的尚书仆射兼河南尹。后世子孙辗转到了四川、湖广一带，一部分又漂泊到了南中。爨家经过九代人的发展，家族兴旺。爨龙颜于刘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公元445年）逝世，享年六十一岁。

“爨体”受后人推崇和效仿 

虽然先祖是谁，这个难以考证，但爨氏是中原南迁的汉人则是可以肯定的。到了东汉时期，爨氏已经是南中的豪族了。公元339年，爨氏开始独霸南中。直到公元748年，南诏灭爨时，爨氏已统治南中400多年，形成了独特的爨文化。

“二爨碑”最有价值的是它们的书法，书体被人们称为“爨体”。“小爨碑”（《爨宝子碑》）古拙凝重，是隶书至楷书过渡的典型。“大爨碑”（《爨龙颜碑》）年代稍晚，虽为楷书，但隶书意蕴明显，充满朴拙天然之气。

阮元发现“大爨碑”（《爨龙颜碑》）后，在碑下作的题跋中说：“此碑文体书法，皆汉晋正传，求之北地亦不可多得，乃云南第一古石，其永保护之。”清朝中期，金石之学大兴，影响所及，书法界学碑之风盛行。以阮元在当时的影响，加上他对“大爨碑”（《爨龙颜碑》）“云南第一古石”的评价，使得该碑立即声名远播，受到书法界、金石界的高度重视。

阮元的书法作品

康有为说“大爨碑”（《爨龙颜碑》）——“与灵庙碑同体，浑金璞玉，皆师元常实承中郎之正统”“下画如昆刀刻玉，但见浑美；布势如精工画人，各有意弃，当为隶楷之极”“雄强茂美”“神品第一”；而“小爨碑”（《爨宝子碑》则是“朴厚古茂”“端朴若古佛之容”，康有为后期的字明显受“二爨碑”的影响。

从书法本身的角度来说，“二爨碑”的笔法“凌空取势，沉着痛快，纯任自然”，运笔“有险峻而不平板，多飘逸而不呆滞，导送流畅而有节奏感，行于其所当行，止于不能不止”，格调“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不拘一格，奇趣横生，雄强、质朴、天真，简言之：隶中有楷味，楷中有隶形，是当之无愧的书法艺术珍品。除阮元的极力推崇外，康有为将爨体字发挥到了极致。清末民国大儒沈曾植、著名画家潘天寿的字都受“二爨碑”的影响，弘一法师早期也曾学习爨体字。

弘一法师书法作品（局部）

我办公室里有一套百衲本《二十四史》，是民国初期在张元济先生主持下的商务印书馆斥巨资广搜博采各史善本，采用当时最先进的摄影制版技术，呕心沥血十余年才刊印发行的。因其极高的学术、收藏版本价值，从发行之初，就获得了广泛的追捧。蔡元培、胡适、傅增湘、顾起潜都对其赞誉有加。鲁迅先生当时也购买了一套百衲本《二十四史》，今收藏于北京鲁迅博物馆。百衲本《二十四史》全部出齐后，商务印书馆还为此特制了专用书柜，这个书柜上写明《二十四史》的名称，我们现在虽不大清楚书柜上的字是谁写的，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字明显受到了“二爨碑”的影响，从中可以窥见“二爨碑”的影响力。

百衲本《二十四史》

马爷说 

现在，不仅是学碑帖、书法的人很重视“二爨碑”，学习美术的人也很关注。大家熟悉的招商银行、南方都市报的名字题字，都使用的是爨体字。在书法界，不仅我们国家对“二爨碑”有研究和学习，日本、韩国也有不少人长期研习“二爨碑”。据说，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有一群日本人辗转来到了云南曲靖，目的就是为了瞻仰“二爨碑”。但是由于当时的社会原因，他们的请求被拒绝了。过了很多年以后，他们再一次来到曲靖，终于看到了“二爨碑”，如愿以偿。有一位日本八旬的书法家，来到《爨宝子碑》前，在离碑7、8米开外的地方，双膝跪下，用标准的普通话，高声背诵《爨宝子碑》全文，令人动容。

如今，“二爨碑”还都在发现地——云南曲靖。《爨宝子碑》静静地矗立于曲靖一中的爨碑亭内，而《爨龙颜碑》则在曲靖陆良斗阁寺的大殿内。这两地，成为了两座只展一件国宝文物的独特博物馆。

国宝情未了，下集听分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