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和平》3：李正荣 | 一个好的题材是“遇到”的还是“求到”的

托尔斯泰作为文学巨人，他一生的创作是一座伟大的山系。而在这文学群山之间有三大高峰，这就是《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这是世界文学永远的高峰。

西方文学理论鼻祖亚里士多德有一部经典文学理论著作：《诗学》，其中讨论悲剧时提出：一部悲剧要有六大要素：即情节、性格、言语、思想、戏景和唱段。如果把这个理论的适用性扩大一点，这六要素又是所有文学作品的构成要素。对这六要素，亚里士多德又做了一下归类，分为作家摹仿的“媒介”、摹仿的“方式”和摹仿的“对象”。我们还可以通俗一点理解古希腊哲学家所言的文学构成要素。就是说，对于每一个创作者来说，最重要的是三要素：第一是题材，第二是主题，第三是构型。

所谓题材，就是作家要描写的东西，这个东西并非“可遇不可求”。作家可以“遇到”它，也可以“求到”它，托尔斯泰早期小说的题材都是“遇到”的，遭遇了童年，就写童年，遭遇了克里米亚战争，就写克里米亚战争。而《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的题材，都是托尔斯泰“求到”的，但是，这些“求到”的题材，又都是托尔斯泰“内在精神”自然而然“遇到”的，它们也并非是托尔斯泰体外“求得”的。从中外文学史经验来看，不是所有惊险的、刺激的、戏剧性的题材就可以造就不朽的名著，相反，是那些恰好可能被作家“控制得”得心应手的题材才能天然地与天才作家合作。

对于《战争与和平》而言，小说的题材是作家“求而遇”得到的，是作家在很久的寻找中，才豁然寻求到19世纪俄罗斯最著名的一段历史。即那场牵连整个欧洲的俄法战争。对于《安娜·卡列尼娜》而言，托尔斯泰是偶然从邻村获得了一个悲剧消息，一个妇女有了婚外恋，结果不可收拾，投湖自杀。挪到小说里，即是安娜·卡列尼娜的婚外恋故事。同样，《复活》的题材是托尔斯泰从一个叫科尔法官朋友那里听来的。托尔斯泰从这个题材的到了一个“形象”，获得了一个认罪忏悔的青年贵族的形象，这就是涅赫柳多夫。

所谓主题，是作家在认识或遇到或求得的题材时，对这个题材的认识，它有深有浅，是作品的思想性内涵，是一部作品的哲学品性。一个好题材，落到一个没有思想的作家手里，也会写成一部文学作品，但是，这样的作品没有作家独有的灵魂。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一句诗：“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题材好像一堆白骨，有了精灵，才是妖精。平庸的作品，就是一堆“故事”。而好作品就是这样的一个化腐朽为神奇的，灌注了作家“精气”的，甚至带有一点妖气的“美丽的白骨精”。

这样的比喻一定不很恰当，我是想说，让文学成为不朽的那个作家的思想不是教科书上搬过来的，不是一般的现成的哲学体系，而是作家的独立思想见解和哲学发现，有时是偏激的，有时又可能是很乖戾的。在《战争与和平》中，托尔斯泰对于19世纪前三十年的理解，至今还是独一无二的，他在写作《战争与和平》时发现的思想，并不厌其烦，甚至不讲章法表达出来的哲学，比如“影响历史进程的金字塔”思想，比如“历史微积分”，比如，“奥斯特里茨的天空”，等等，至今依然是历史哲学、战争理论等领域中伟大的假说。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托尔斯泰讨论的是“生命和爱情”，“家庭和幸福”的哲学，是对人世所有伦理理论的质问。在《复活》中，托尔斯泰是在和福音书对话，是深度思考耶稣的复活之后，对人的复活的探讨。托尔斯泰灌注在自己小说题材中的思想，都是独立的探索，所以，总是显得很乖戾。

所谓构型，是作品的形制，无论大小，无论体裁，文学作品都有一个形制，四行的绝句如此，一部多卷本的长篇小说也如此。而好的作品，伟大的作品，是作家控制题材、处理题材，在题材中灌注思想时而适应自己的表达目标而创造出的“身形”、“体积”、“形势”、“风格”。我尽量用最通俗的词语表达这层意思，是因为，一部作品的形式，就是“形体”，就是“体积”而已，的确不神秘，的确可以用肥瘦的“瘦”、用暖寒的“寒”来形容。

当然，一部作品的“形体”和“体积”并非一味“瘦硬”就好，一味“寒峻”就好。要看这个“形体”，这个“体积”是否正好乘载了作家的思想内容。最高的形式是作家在最经典的文学规则中为了表现自己的独立的思想感情所自然而然创造出来的形式。即中国的伟大文学理论家刘勰所说的“源内而符外”的形式。这样的作品形式，往往一部作品只有一个形式，不可复制。

这节课关于列夫托尔斯泰我们就介绍到这里，下节课我们就进入《战争与和平》的内容来进行讲解。下期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