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马伯乐》2 | 郜元宝：萧红眼里的渣男是什么样？

本集金句 

本集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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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马拉雅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郜元宝。今天要跟大家谈一谈三、四十年代的著名女作家萧红。

萧红在三十年代中期和萧军一起，从东北流亡到上海，很快和文坛盟主鲁迅结下深厚的友谊，得到鲁迅慈父般的呵护和大力支持。

鲁迅帮助萧红出版了她的成名作、长篇小说《生死场》，并高度评价这部小说展示了东北沦陷区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和死的挣扎”，显示了“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鲁迅的评价一锤定音；著名作家茅盾与著名评论家胡风也纷纷跟进，对萧红大加称赞。一夜之间，萧红成了当时女作家群中仅次于丁玲的第二号人物。

这以后，因为和萧军闹矛盾，因为1936年鲁迅逝世，更因为抗战形势急转直下，萧红又开始了痛苦的流亡生活，创作一度停顿。

直到四十年代初到了香港，萧红的生活才安定下来，他再度投入创作，很快就几乎同时发表了两部长篇《呼兰河传》与《马伯乐》。

《呼兰河传》再次展示了萧红的才华，深受读者喜爱。当时《马伯乐》，许多人只看到上半部，又因为这部小说主要描写普通中国人在战争期间的流亡生活，调子比较低沉，灰暗，跟“抗战文艺”的主流不合拍，所以一直被冷落。

1990年代中期，“萧红热”再度升温，但大家经常谈论的还是《生死场》和《呼兰河传》，《生死场》固然展现了萧红狂放不羁的才气，但毕竟是处女作，谈不上精心的布局和老练的叙事。《呼兰河传》是一个转折，有意识地借鉴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来审视乡里乡亲，但也还有许多模仿的痕迹。

比较起来，《马伯乐》更加成熟。萧红1939年在重庆时酝酿这部另类的长篇，1940年春执笔于香港，1941年出版了10万字的“上部”，但直到1980年代初，有学者才发现，原来“上部”之后，《马伯乐》还有8万字曾在香港的杂志上连载，只是因为1942年1月22日萧红病逝于香港而未能完篇。

现在我们把新发现的8万字和之前的10万字合起来看，《马伯乐》的容量确实相当可观，它的整体成就很可能在《生死场》《呼兰河传》之上。如果只读《生死场》《呼兰河传》而不读《马伯乐》，就会忽略萧红最后奋力创作的这一部更加成熟的作品。

所以今天讲萧红，主要就讲她的《马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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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马伯乐》的主人公就叫马伯乐，他是青岛一户殷实人家的大少爷，没有一点实际生活的能力，就知道向守财奴的父亲要钱，或偷偷变卖太太的首饰。他也曾说动父亲，资助他到上海开书店，结果才一个月就血本无归，灰溜溜逃回青岛，被家里人瞧不起。于是他感到家里呆不下了，拼命想逃出去。

马伯乐缺乏行动能力，却富于想象，可惜他的想象很简单，就是喜欢把事情一味地朝着最坏的方面去想。他是一个无所作为的悲观主义者。他唯一的作为，就是到处宣传大事不妙，大祸将至。再就是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首先就想到逃跑。

“九一八事变”后，马伯乐找到借口，为全家将来的逃难打前站，从青岛只身来到上海。他发现上海人竟然歌舞升平，一点都不关心迫在眉睫的战争，甚至挤在商店门口抢购航空奖券，梦想发财。他感到匪夷所思，气不打一处来，就骂出他的口头禅：“真他妈的中国人！”好想他本人不属于中国人之列。

确实，马伯乐觉得他比普通中国人境界更高。他是一个先知，或预言家。比如他在青岛海边看到日本人开了80多艘战舰来黄海搞“演习”，就断定中日必有一战，于是决定全家必须离开青岛，逃往内地。

有这样的预见性和忧患意识，按说很不错，问题是马伯乐因此就不想好好活了，只想漫无目标地逃跑，而且仇恨跟他想法不同的所有人。

这种悲观主义、逃跑主义，他还美其名曰“国家民族意识”！但他压根儿就不知道什么叫积极备战，什么叫抵抗，什么叫战争期间的日常生活。

唯一能让他兴奋起来的就是“逃跑”。“逃跑”成了他人生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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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马伯乐是不是痛恨战争，痛恨挑起战争的日本人呢？

也许大大出乎你的意料之外，马伯乐并不痛恨战争，也并不痛恨挑起战争的日本人。首先他一贯崇洋媚外。其次他觉得战争的到来命中注定，没什么是非对错。更重要的是，他内心深处其实很感谢战争，因为战争的爆发让他确认了自己是一个先知和预言家，战争也给了他最好的借口，可以理直气壮地逃跑。不仅逃避战争，也趁机逃避他作为家庭的长子、女人的丈夫和三个孩子的父亲的责任。

战争，逃难，还给了他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比如，他只身来上海打前站的三个月，就很少刷牙洗脸。逃难吗，干嘛讲究这些！比如，一听到淞沪之战的炮声，他就去抢购大米，蛮横地把排队买米的妇女们挤到后面去，还自以为是地辩护说：“这是什么时候，我还管得了你们女人不女人！”又比如，他逃到武汉，竟然闹了场恋爱，可一旦听说大武汉也将不保了，就立刻计划逃亡重庆，新结识的恋人早被他抛到九霄云外。

所以他不恨战争，反而渴望战争早日降临。日本人迟迟不动手，他就焦躁不安，因为如果战争打不起来，他就不能名副其实地充当全家人的逃难总指挥，就得不到全家人的尊敬，至少他太太就不会从青岛逃到上海，乖乖地把私房钱带给他，让他来全权支配。

所以，马伯乐对大祸将至的预见性和警觉性，他的忧患意识和“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都是为自己做打算的冠冕堂皇的借口。就像作者在小说里指出的，“他爱自己甚于爱一切人。”他的唉声叹息，自怨自艾，实际上是自怜自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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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马伯乐》没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翻来覆去只写马伯乐怎样如惊弓之鸟，一边高喊“爱国主义”的口号，一边骂着“真他妈的中国人”，一边袖手旁观，无计可施，只知道一个劲儿从青岛逃到上海，从上海逃到南京，从南京逃到武汉，从武汉又准备逃往重庆。

这样一个胆小怕事、自怜自爱、凡事一走了之的逃跑主义者，心理当然特别脆弱。他经常咬着手帕或枕头，嘤嘤地哭个不休，非要他太太像哄小孩一样哄个半天，才能缓过劲来。这是永远长不大的巨婴式男性形象的典型，在他身上集中了萧红对中国男性众多负面因素的观察，正如在阿Q身上集中了鲁迅对中国人众多精神缺陷的总结。

在抗战期间，鼓舞人心的作品总是最受欢迎。甚至标语口号式的“抗战文艺”也聊胜于无。但萧红特立独行，硬是将极不信任的目光投到马伯乐这样一个乏善可陈的中国男人身上，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这在当时就很容易被看作是悲观、灰暗、泄气之作。

但“抗战文艺”其实也需要萧红这样实事求是的勇气。总不能抗战一来，就不再反思民族精神的阴暗面和某些致命的缺陷，就要求作家们完全放弃理性的反思和冷静的解剖，完全赞歌一片。如果那样，恐怕也不利于抗战主体的精神建设。

《马伯乐》创作于如火如荼的抗战大背景，但我们可以推而广之，把萧红对马伯乐式的中国男性的观察运用到别的时代，那么萧红为鲁迅所肯定的“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就会益发显出其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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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萧红眼里，中国男性都像马伯乐那样不堪吗？也不尽然。

就在酝酿长篇《马伯乐》的同时（1939年），萧红发表了《回忆鲁迅先生》，这部独创性极强的长篇散文，避开鲁迅作品，也避开一切理性的分析和论断，采用跟《马伯乐》完全相同的散文笔法，琐琐碎碎记录鲁迅在日常生活中的待人接物，一言一动，一颦一笑：

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

鲁迅先生走路很轻捷，尤其使人记得清楚的，是他刚抓起帽子来往头上一扣，同时左腿就伸出去了，仿佛不顾一切地走去。

开头这样写鲁迅，可谓出人意料，石破天惊。其实不仅开头，萧红将这种笔法一贯到底，通篇都是这样忠实记录鲁迅的日常生活，由此勾勒出她心目中的鲁迅形象。

鲁迅和马伯乐站在对立的两端，通过比较，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中国之大，不仅有精神空虚、人格猥琐、软弱无骨的渣男，也有精神充实、人格高大、强劲伟岸的英雄豪杰。

把《马伯乐》跟《回忆鲁迅先生》放在一起，可以看出萧红对中国男性的全面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