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 游走于“历史”与“小说”之间的《红岩》

你好，我是孟岳，上一讲我们了解了《红岩》背后的历史。以历史作为小说虚构的基础，可以增强真实感与说服力，但如何把握虚实分寸是个问题，而革命历史对当代小说的创作者来说就更为棘手了，不仅要考虑怎么讲精彩，还要考虑怎么讲正确。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红岩》是怎么加工革命历史的，而这样的加工背后，又有着怎样的社会原因。

第一点，我们先来看看《红岩》是如何处理革命历史的。

其实啊，他有两种方法，头一种方法是改变历史叙述的重点。

在最初的历史材料里，川东地下党被敌人破坏这件事，是作为左倾冒进的惨痛教训来总结的，比如在不恰当的时机贸然发动革命行动。如果你还记得我们上次讲《挺进报》的历史，就应该能得对上号，川东地下党领导者把一份内部传阅的刊物生生地做成了威慑敌人的攻心武器，劝降劝到了国民党高层的头上，惹来了惨痛的报复以及不必要的牺牲，而部分川东领导人的被捕与变节，更是为川东地下党带来了毁灭性打击。这都是后来党内总结时被反复反省的痛点。罗广斌在《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的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中对此做了深刻的反思，对“领导机构的腐化”、“缺乏教育，缺乏斗争”、“迷信组织”、“轻视敌人”与“错误路线”等问题逐条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反省。但是当这段历史进入小说的时候，反思左倾冒进并没有作为小说叙述的重点。川东地下党领导者对重庆斗争形势的误判，在小说中反倒成了对全国解放大形势的敏感预判。而硬打阵地战的冒进策略以及众多高层领导者的变节等问题被象征性地凝结在了基层干部甫志高一人身上，把整个地下党组织灾难性的受挫原因归结为他个人的小资产阶级冒进与叛变。

这第二种方法，是更改叙述基调，扩充历史背景。

小说后半部分集中营生活是《红岩》笔墨最多也是最为人熟知的部分，敌人的残忍以及革命者的顽强乐观，都令人印象深刻。但在较早的版本中并不是这样的，我们从《红岩》的前身《锢禁的世界》一书的命名中也可以看得出来，整部小说的基调是低沉压抑的，渲染了敌人的残酷与集中营的苦难。以至于罗广斌、杨益言后来在谈到《红岩》创作过程的时候都认为这样的写法“缺乏革命的时代精神，未能表现先烈们壮烈的斗争”。这些写作缺陷，在中国青年出版社组织的《红岩》版本中得到了有效克服，阴冷压抑的描画被昂扬积极的监狱斗争所替代。你不难从小说中读到革命者豪情万丈，胜利者姿态以及未来主人翁风貌。此外，集中营这个“锢禁的世界”以外的武装斗争、工厂罢工与学生运动也被全面地渲染出来，让一部原本旨在控诉集中营黑暗历史的作品有了更为波澜壮阔的大背景。

当然，被渲染的还不止于此，许多历史细节的强化与改写在今天看来都颇有意味，比如许多人一提集中营，便认为比渣滓洞、白公馆更臭名昭著的是那个“中美合作所”。但其实历史上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与后来我们说的这个囚禁革命者的集中营以及惨痛的重庆大屠杀并没有直接关系。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一部小说的创作依照作者意愿写不就好了吗，为什么有这么复杂的改动呢？

第一讲里我们说过，《红岩》不是一本普通意义上的小说，它在诞生之前就被赋予了革命教科书的性质。所谓革命教科书不只是一段血淋淋的革命历史、反思惨痛教训，而更是要呼应那个时代的社会现实与政治需求。

这就进入了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点，创作《红岩》时中国社会背景和政治需求又是怎样的呢？

解放初期，新政权刚刚稳固，为增强武装夺取政权的合法性，集中营的迫害以及重庆大屠杀事件被搜集并反复宣讲，美国扶持的蒋介石政府残忍凶恶的形象以及集中营里面暗无天日、惨绝人寰的细节被着力刻画，而五十年代初的朝鲜战争更是将反蒋抗美思潮推向极致，以至于集中营的名称也一定要附会上美国的标签，形成一个蒋介石政府与美国政府共同迫害中国革命的隐喻。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也就因此躺枪，藉由小说以及后续的电影、戏剧进入了几代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之中，美国也就在这样的符号强化里被格外仇视。

反蒋反美漫画

抗美援朝宣传

《红岩》的创作者在落笔之初还带着前一波宣传的腔调，但此时已是六十年代，经历了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建设以及三年困难时期的苦难，现在的政治需求，是希望通过革命历史的讲述唤起人们昂扬豪迈的心气儿。于是大屠杀宣讲中揭露暴行的叙述基调在这个时候就显得不合时宜了，革命者需要由被动的受迫害形象变得更具有抗争性，敌人的残忍血腥描写也需要减少。

“大跃进”中“亩产万斤”报道

最典型的就是江姐在狱中受刑的桥段。原本为展现敌人残暴，最初的版本里不仅钉竹签子，还有拔竹签子连带拔出血肉和碎骨渣的描写，但在《红岩》中都被删去了。此外，江姐、许云峰等人坚毅与智慧，狱中革命者与敌人斗智斗勇并最终暴动成功的结尾被浓墨重彩地表现出来。原本亲历者口述史中那个不堪回首的创伤记忆，也经由小说变得轰轰烈烈。

川剧《江姐》剧照

讲到这儿，可以顺便把前面提到的那个消失了的作者刘德彬讲一讲了。

说起来你可能不相信，为了把这段历史符合正确原则地讲出来，除了对历史本身进行取舍加工以外，谁有资格来讲述也是个需要取舍的关键问题。1957年，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已经合作完成了40万字的文字材料，刘德彬却在此时的反右运动中被划为中右，于是1958年，他就被市委领导取消了写作资格。革命大潮退去的新时期，刘德彬还因署名问题打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官司。而隐藏在官司之下的小说如何言说历史的问题，则随着时光的流逝渐渐远去了。

刘德彬

好，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都讲了什么：

第一，小说《红岩》对历史上的重庆大屠杀以及集中营生活进行了艺术加工，一定程度上回避了党内的左倾冒进错误，强化了革命者在集中营里的抗争，渲染了集中营以外革命队伍以及各阶层人民的反抗。

第二，作为一本革命教科书，《红岩》如何对历史进行加工改造，取决于现实的政治需要。 当社会与政治需求由反美反蒋转变为提振人民干劲的时候，《红岩》的历史讲述也产生了相应的调整。

那么《红岩》创作者是怎样获得灵感、攻克上述难关的呢？这样讲述历史的方式到底又该以怎样的标准评价呢？我们下一讲接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