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 |《明夷待访录》：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政治哲学著作，抨击专制制度的利器

中国古代的一本“怪书”，抨击君主专制制度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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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书笔记 

《明夷待访录》不可多得的原因：

1、中国古代的政论书籍，大都成书在东汉以前，在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法中，归入子部，像《孟子》、《荀子》这些书都是如此。随着历史的推进，汉以后的专制王权步步高涨，评论政治的空间越来越小，到了明清，议政几乎已经不可能了。

2、这本书对近代中国的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清末的时候，维新派的梁启超在鼓吹变法时，就曾印发此书；孙 中山和革命党也曾用此书推动革命。

《明夷待访录》的作者黄宗羲：

浙江余姚人，世称梨洲先生，他生于明万历年间，清康熙年间去世，去世时已经是八十五岁的高龄，从1610年到1695年，他的一生几乎贯穿了整个十七世纪。这个十七世纪，是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黄宗羲一生历经了明末党-争、李自成起义、清军入关等重要历史节点。他性格刚烈，前半生始终为国难奔走。清军入关后，他一直率军抗清。直到确认复明无望，他才回乡著书立说，一生没有当过清王朝的官，未失气节。退居田园后，黄宗羲著书近两千万字，涉猎广泛，堪称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内心的痛苦：

那一代的知识分子，觉得国家在自己手里亡了，内心非常痛苦。黄宗羲写作《明夷待访录》，就是对明代的政治制度，甚至整个传统帝制时代的政治思路，做出全面反思，希望由此回复上古中国的理想社会。

独特之处：

《明夷待访录》在学理上否定君主专制，还提出了一个新的制度构想——一种近似于“二权分立”的现代政治思想。

 “明夷待访录”解题： “一个身处困境，但仍然坚持正道的君子，等待来访的记录。”

五大主题： “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

两个关键短语：一是否定君主专制；二是限制政治权力。

1、对君主专制的否定。

原君：在黄宗羲看来，君主的本质是服务者，其存在的意义，是为天下兴利除害，而后来的君主把天下的“利”都给了自己，而把“害”都推给了别人，以至于把天下看成自己的私人财产，传给子子孙孙。

扭转局面的手段：靠立法。黄宗羲在《原法》中提出了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法的合法性问题。以天下人为目的的法，即是“合法”的法，以君主个人为目的的法，即是“非法”之法。他也认为好的制度要优先于好的人才，有好的制度体系，人才才有用武之地，即“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帝制时代的愚人术：统治者和儒生们，想出了“家国同构”的法子。在古代社会中，“忠孝”可以说是一回事儿，比如汉代选举官员，有个办法叫“举孝廉”，只要你孝行闻名乡里，就可以入朝为官，对待君主，要和对待父母一样，君主是“君父”，自己是“臣子”，这就是所谓的“移孝于忠”。

黄宗羲用“气论”打破了“移孝于忠”的传统政治秩序：

他在《原臣》中说：君臣关系与父子关系，绝对不是一回事儿！“父子一气，子分父之身而为身。”也就是说，父亲和儿子，是同一的关系，天经地义。但是君主和臣下的关系，是为了治理天下才产生的，并不存在相互联系的“气”。

简而言之，君臣不似父子，不存在天然的联系，君臣之间只存在“同事关系”，即便君比臣位置高，也不过就是一个领导，并不拥有超然于整个政治架构之上的权力和地位。

2、限制政治权力：

首先是“置相”，恢复行政机构内部的分权与制衡。

所谓相权，也就是管理政府的权力。黄宗羲认为，明代政治腐坏，是从朱元璋罢免丞相时开始的。朱元璋罢免丞相后，自领六部，直接管理政府。所谓“内阁”，实际上不过是一个秘书机构。所以在宰相废除之后，君权就变得毫无顾忌了，进而认为“百官之设，所以事我。”也就是说，百官只是为了服务君主一个人才设置的。

虽然这条议论，主要还是针对明代政治的诸多弊端，黄宗羲想恢复的并非是一般的丞相，而是与君主拥有平等地位的丞相。黄宗羲说，夏商周三代，凡是天下大治的时候，当时的君相关系是非常平等的，“臣拜，君必答拜”。

其次，是政治权力的外部制衡，可以称之为“二权分立”思想。也就是行政权和监督权分开。

黄宗羲设想中的学校，与现代民主国家的议会有很多相似之处，议会同样拥有立法权、重大政事的决定权，也拥有对政府部门的监督权。所以，在清末的改革、还有走向-共和的尝试中，黄宗羲的理念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本土思想。当时鼓噪政治变革的思想家梁启超，甚至也说：“我自己的政治运动，受《明夷待访录》这部书的影响最早而且最深。”

评价：

如果从政治哲学发展史的角度看，在中国有史可循的几千年时间里，黄宗羲堪称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虽然黄宗羲的政治思想，主要承接孟子的“民贵君轻”的观念，但他的创新成分远大于历代其他思想家。孟子警惕君权，黄宗羲直接否定了专制君权，在黄宗羲之前，中国历史上也有否定君权的思想家，比如汉末王充、魏晋鲍敬言、晚唐无能子，但真正提出了一整套君主专制替代方案的，只有黄宗羲一人而已。

与现代的民主观念的距离：

首先，黄宗羲虽然反对君主专制，甚至也在一定程度上反对君主政体，但似乎并不反对君主世袭。如果从现代视角来看，黄宗羲设想中的君主，相当于一位“世袭的总统”，对于这位“世袭总统”的废立也没有提出明确的方案。虽然宰相可以摄政，但终究只是代为摄政，可以说黄宗羲还是没有突破君主政体。

其次，黄宗羲虽然反对君主专制，但是却主张文化专制。他认为佛教和道教，都没有存在的必要，无论是在城内还是在乡间的寺庙、道观，都要改造成学校，它们的产业都该归学校所有，用以资助贫困的学生。在《明夷待访录》里边，他把佛教与巫术等同，认为佛教预知祸福，在民间大行其道，实在是劳民伤财的一种迷信。同时他也认为当时由西方传入的天 主教，也是与佛教一路货色。

这样一来，除了儒学之外，这个国家不需要有其他学说。至于儒家学说内部呢？也需要一套类似“书报检查”的办法，淘汰掉不值得留存传播的东西。以至于凡是没有章法的古文、没有心得的语录、无益于实用的奏议、无补于史学的叙事，一律不准刊刻流传。而已经刊刻的，要全部追回烧毁。虽然黄宗羲这样做，是为了扭转晚明士大夫空谈误国、相互吹捧的风气，但这一点也成了黄宗羲的致命伤，我们放宽历史的视野，就会看到，虽然后世有人把黄宗羲说成是中国的卢梭，认为他的民权思想，可以与同时代的英国思想家洛克相提并论，而且比卢梭早出现了一百年，但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按照黄宗羲规划的那样，就会成为一个儒家思想唯我独尊的体制，那这个社会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黄宗羲笔下的那些民权，又能实现几分呢？这一点，历史没有给出答案，但今天的人们，无疑已经有了答案。

解读 | 萧三匝

播音 | 张煜

策划编辑 | 袁博

音频编辑 | 陈子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