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1【白话文】致沅弟：诫弟不可骄傲轻敌，举止轻浮

这封信是咸丰十年九月初十日曾国藩自湘军安徽祁（qí）门大营写给安庆前线的九弟曾国荃的。这一年的八月，英法联军因换约问题，挑起事端，在天津大沽（gū ）口登陆，在天津、通州一带打败了僧格林沁所率领的蒙古骑兵，进犯北京，火烧圆明园，烧杀抢掠，犯下一系列罪行。咸丰皇帝奕詝（zhǔ）逃往热河的承德避暑山庄，任命恭亲王奕䜣（xīn）为全权大臣负责与英美的谈判事宜。北方局势动荡，但是在南方，湘军对太平军的重要据点安庆围困也处在关键时期，在湘军十分需要分兵北上勤王这个问题上，曾国藩与曾国荃发生了分歧，这封信便是在这个背景下写的。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此时的曾国藩与肃顺一派关系密切，而对恭亲王奕䜣（xīn）的评价不高，这与他在同治皇帝即位、祺祥政变、肃顺一派被消灭后与恭亲王交好的态度有所不同，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沅弟左右：
初九那天夜里接到初五日寄来的信，初十日早上又接到初八日巳（sì）、午刻寄来的两封信，信中所言均以悉知。
初九日夜里接到初五日的那封信，字里行间满满的骄傲自满的气息，而且还有很多有悖于情理的错误的言论。普天之下事变发生，何其多也，然而天地之间依然有普世的道理存在，同样也十分的深刻。人的心意难测，天道同样高深莫测，然而我的弟弟你竟然说出这样目中无人、狂妄而且毫无根据的话，不知道最初的出发点是什么，恭亲王的贤良、才干，我也屡次有所耳闻，因此十分的熟悉，然而他的举止轻浮，太喜欢把自己的小聪明展露出来，他谋略颇多但又十分善变，如果他驻扎京城太久，皇上离开京城太久的话，恐怕时间一长就难以让别人心服。僧王所统帅的蒙古各部落的骑兵在天津、通州跟“大逆不道的洋鬼子”所打的几次仗，大概也已经拼尽全力了。有关生死存亡，难道他们还会留有余地而不肯拼尽全力吗？皇上难道还会限制他们的行动而让他们不拼尽全力吗？拼尽全力但依然无法获胜，皇上跟僧大人都只能感叹而无能为力。弟弟屡次来信说应该重用僧大人，不知道弟弟从哪里得到的消息，认为僧大人不被重视，被皇上疏远了。我这里反正是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传闻。
响应皇上的诏命，北上勤王，这是做臣子的应尽的义务，我们这些人有幸获得高官虚名，得到大家的拥戴，根本还在于“忠义”这两个字。不忘记君王，就是所谓的“忠”。不失信于朋友，就是所谓的“义”。现如今圣驾离京，迁居承德，然而我们做臣子的却置之不理，不闻不问，能够称得上“忠”吗？万一京城有什么疏漏、闪失，热河本身并没有粮食、财物储备，跟随圣驾迁居热河的士兵难保不会（huá）哗变、溃逃。如果朝廷的根基不稳，那么江南地区如江西、湖北、湖南、三省又能怎样坚持住而不失败呢？普通百姓怎么肯按时按量的缴纳粮食，商人、旅客又怎么肯缴纳厘金呢？各州县的大小官员将领又怎么会听从号令呢？与其不北上勤王而同归于尽，前后估计也用不了几个月的时间。这样的话，怎么比得上北上勤王，稳定北方的秩序，重振纲常伦理呢？即便北上也无济于事，一无所成，也可以死而无憾，在九泉之下也再无悔恨了。百年之外，也不会因为我们不勤王，而留给别人讥笑、攻击我们的把柄。弟弟认为不能听信的书生的高谈阔论，而哥哥我上面所说的这些或许就是你说的书生的迂腐之见吧？
至于安庆包围，绝不可以撤除，哥哥我跟李续宜的意思都是这样，弟弟只管安心的负责对安庆的攻守事务。外面的事情，不能放出大话，高调评论而毫无忌惮（dàn）。孔子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弟弟的见闻本来就不算多，对于自己不懂的事情丝毫没有虚心学习听取意见的态度，说起话来也是一点也不慎重，常常喜欢捕风捉影，认识片面，不得要领，这样还要武断的评论天下大事的是非，天下大事果真如此简单就能够了如指掌，分辨是非得失吗？你呀！还是太简单、太年轻了！ 
大体而言，想要精通军事谋略，必须静下心来仔细揣摩、观察自己的部队里有哪些人是可造之材。哪些人善于防御守城，哪些人善于冲锋陷阵。想要经邦济世，必须静下心来揣摩、观察天下的人才，有哪些人可以保举为地方督抚大员，有哪些人可以保举为将帅。假如让弟弟开列一张保举人才的名单，你未必不会因此而不知所措。弟弟你现在如此的骄傲自满，恐怕将来敌军的援兵反扑的时候，难保不会有疏漏、差池。
这次的回信，批评弟弟你的话很多，之后弟弟如果再有向初五日来信里那么荒唐的话，哥哥我就不会再回你的信了。
                                                      九月初十日




英法联军占据北京，咸丰皇帝出逃承德，北方局势不稳，曾国藩认为理应出兵勤王。从传统道德的角度来说，君有难，身为臣子的理应为君分忧，出兵勤王，这属于忠义之道，而忠义在曾国藩看来，是一个人立身的根本，也是曾氏兄弟能够崛起的根本。从现实的角度来说，京城是整个朝廷的重心、中枢（shū），中枢（shū）如果出了差错，江南自然难以安定，覆巢之下，难有完卵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于情于理湘军都应出兵北上勤王，但同时，曾国藩也认为安庆之围不可解除，他深知安庆对于太平天国的战略意义。既懂得为臣之道，又有将帅的眼光。这是曾国藩的高明睿智之处。
不仅如此，在这封家信中，曾国藩还料定太平军为解安庆之围必然会采取反攻的措施。故而警告曾国荃不可骄傲自满，提醒曾国荃全神贯注于安庆围城的事宜，不要为其他事情分神，告诫他要“多闻阙疑，慎言其余”，也就是说要多听少说，有怀疑的地方先放在一旁不说，其余有把握的，也要谨慎地说出来，这样才可以少犯错误。他的这些建议也是十分值得我们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