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 为什么论资排辈没有看上去这么糟糕

精华笔记 

喜马拉雅的听众您好，我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张军。

很多在体制内工作的人经常会抱怨自己所在的组织机构僵化。自己明明比同事能力更强，工作也更努力，但上级却和从来看不到一样，还是要按规定提升那些实力不如自己，但资格比自己老的人。但如果你仔细思考一下，也许就会发现，论资排辈在很多时候并没有那么糟糕。

设想一下，如果你在某个机构的办公室里从事文职工作，而这个机构是按个人表现而非资历来提升员工，那么，会发生什么呢？在很多情况下，你会发现，如果晋升的规则是用人唯贤，那么你和你的领导的关系就变得非常重要。

首先，文职工作的业绩在考核上是具有很强的主观性的。你的工作态度是好是坏取决于你的直接领导对你的主观感觉。其次，如果你和你的领导关系不好，他就很可能总是把一些最糟糕的任务交给你，而把容易完成，容易出业绩的任务交给和他亲近的人。所以，在那些标榜用人唯贤的机构，你很快就会发现，实际上通行的是用人唯亲的法则。

如果故事是这样的，那么，论资排辈看上去就没有那么糟糕了。至少，这种制度约束了领导的权力，保证了你只要勤勤恳恳工作，不出大的差错，即使不去巴结领导，也一定可以得到应有的晋升，而不必成天担心有一些善于钻营的同事通过巴结领导来加塞，挤走本该属于你的机会。

也许你会问，既然论资排辈约束的是领导的权力，那为什么很多领导也喜欢采用论资排辈，而不是其他什么规则呢，难道领导不喜欢自己有更大的权力吗？在很多情况下，确实是这样。领导本人也更在意他掌管的组织的业绩，所以他也希望下属把精力放在认真完成工作上，而不是放在如何巴结自己上。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教授本特·霍姆斯特朗就认真研究过这种情况。1979年，他在《贝尔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经典论文《道德风险与可观察性》(1979)，奠定了其在信息经济学领域的权威地位。霍姆斯特姆提出的“信息量原则”，明确论述了最佳契约应如何将对代理人的奖励与绩效相关的信息联系起来。基于在信息经济学领域的贡献，他和奥利弗·哈特一起分享了201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霍姆斯特朗的“信息量原则”，有非常重要的现实含义。在激励合同的设计上，他认为：如果有两个变量，一个便于度量而另一个不容易度量，如果给容易度量的变量提供非常强的激励，不容易度量的那个变量就不会有激励。如果同时考察两个变量导致的扭曲非常严重，那么，无视那个容易度量的变量也许是最好的。

在前面的例子里，积极的完成领导布置的工作可以向领导发送关于自己努力程度的信息，而和领导喝咖啡可以让他更全面的了解自己，使领导获得关于自己比如个性，爱好，人际交往能力等等其他方面的信息。从领导的角度来讲，假如获取这个信息是没有代价的，他当然知道的越多越好。但问题在于，如果下属发现通过和领导闲聊来发送信息要比自己认真做好工作来发送信息更容易，那他就没有激励去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而且工作业绩越是难以精确度量，这个问题就会变得更加严重。

打个比方，如果你是销售人员，你的工作业绩是销售额。那你完全可以不陪领导喝咖啡。但如果你是坐办公室的文职人员，你的业绩评估是基于多个项目的主观打分，那和领导的闲聊就变得重要了。

霍姆斯特朗的理论指出，尽管一个领导经常和下属喝咖啡可以更多的通过闲聊获得这个下属的更多私人信息，不过，一旦下属认为用这种方式也可以达到获得奖励的目的，领导试图获取这些信息就会扭曲下属在精力上的分配——理性的员工就会把大量的精力从干好本职工作转移到琢磨如何陪领导喝好咖啡上来。换句话说，只要领导试图获取下属信息，下属就一定有扭曲时间配置，甚至扭曲信息本身的激励。

在这种情况下，领导主动切断这种非正式的信息渠道也许对是对整个组织最有利的。所以，如果你发现你的领导很少和你们交流本职工作以外的事情，也从不和你们一起喝咖啡吃饭，不用过于担心，这并不一定是因为他的管理风格有问题，而是因为他更希望你们每个人都完全投入本职工作。

在政治领域，拒绝接受任何额外信息而采用看上去非常“僵化”的方案自古以来就保证政治权力稳定继承的法宝。在王位继承制度上，我们中国和欧洲主要国家都有立长不立贤的传统。在嫡长子继承制下，政治权力就是按照论资排辈的规则来传递，而不是按照王子们的贤明程度来确定继承人。这是因为我们很难说明贤明的标准是啥？如何才能判定该王子贤明？

如果贤明靠考试。那么肯定就会有王子拉拢考官作弊，立贤就会变成谁更能拉拢考官的比拼，进而变成谁更擅长在朝中建立朋党，建立势力，如果诸王子在朝都是势力强横，那么皇帝怎么办？皇帝长寿的话就有被架空被软禁的风险了。

如果贤明靠军功，奥斯曼帝国就是例子。在奥斯曼帝国，王子们会被派往帝国的各个军区掌握那里的军队，而哪一个王子成为苏丹取决于军功。显然，每一次王位继承都会变成内战。因此，从14世纪末期开始，在奥斯曼帝国皇室内部开始兴起一种十分血腥的“弑亲法”，即允许苏丹在登基后处死除自己儿子外所有的男性亲属，以此巩固国家政权。

1444年，穆罕默德二世将该习惯法正式制定成一条法律：“我的任何一个儿子，由真主选为苏丹，他为了更好的世界秩序而杀死他的兄弟们，都是恰当的。”后世的苏丹都以此为根据，为自己的杀兄屠弟行为辩护。第九任苏丹赛利姆一世曾为此写过一段诗：“一张地毯足够两个苏菲派信徒栖身，而这个世界却小得容不下两个国王。”类似的例子在我们中国也是有的。最著名的就是唐太宗李世民用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兄弟，软禁父亲唐高祖李渊夺取权力。导致这种局面和唐高祖李渊在一开始让他的儿子们参与到指挥战争和管理百官等“业务部门”的做法有关。

既然获取哪一个王子更贤明的信息的代价是如此之大，那不如干脆就彻底斩断这个信息渠道，完全按照出生顺序来选择继承人。如果嫡长子的执政能力有限，那就通过科举考试，把有才能的人找出来，形成一个职业化的文官集团来辅佐未来的君主，这就是中华帝国的君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相对于立贤引起的父子反目手足相残，立长显然可以让君主和所有的王子都更安全，让国家更稳定。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许可以更好的理解，为什么那些看上去僵化的官僚制度实际上是真正有效率的制度设计。

问题：什么样的信息可以获取，什么样的信息不可以去获取，依然是信息经济学领域的一个热门话题。假如你是一个领导，而你又确实需要和下属进行业务上的沟通，

那么，根据今天讲的内容，你觉得哪些方面的信息你需要听取，而哪些方面是不需要听取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