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法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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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多时候会认为，商鞅变法不过是吴起变法的升级版和扩大版。战国变法中最成功的是商鞅变法，其原因是秦国的落后。他们认为要用黑恶势力来统治民众，让民众屈从于流氓统治，接受任何不合理的现状，这样民众才能越来越懦弱，越来越屈从强权。而这样的想法与贵族文化的性格反差太大了，在有着礼乐文明基础的其他国家很难彻底推行。但是秦国的民族性却与法家文化一拍即合。

文稿 

战国变法中最成功的一次是商鞅变法。

而商鞅变法的内容全是抄的，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商鞅变法和吴起变法，可以发现商鞅变法在许多方面，几乎是吴起变法的翻版。

就说商鞅变法里著名的“徙木立信”吧，分明就是抄袭吴起“车辕立信”的典故。

原来吴起在魏国做将军时，曾经在城北放了一根车辕，下令说，谁能把车辕搬到南门外，就厚加封赏。人们都感觉这简直是个玩笑，半天没人去动那根车辕。

后来一个傻乎乎的士兵说这有何难，扛起车辕搬到了南门外。吴起当场赏赐给他大笔钱财，士兵们因此知道了吴起说话算数。

所以商鞅在变法前也东施效颦，在秦国都城的南门前，立了一根木柱，谁要是搬到北门，就给谁一大笔钱，创造了“徙木立信”这个成语，由此拉开了他的改革大幕。

徙木立信

至于商鞅变法的其他方面，和楚国变法也几乎如出一辙。

商鞅的一个最重要的举措是把全国重新划分成立三十一个县，废除贵族世袭，建立了中央集权，如前所述，这种郡县制改革是楚国首先实行的。

商鞅取消世卿世禄，奖励军功，鼓励耕战，发展生产，每一条都是吴起曾经做过的。甚至商鞅毁灭文化“燔诗书而明法令”，比如烧书、打击知识分子，让知识份子闭嘴，也是抄袭自吴起，吴起曾经“破橫散纵，使弛说之士无所开其口”，也就是打击四处游走的知识分子。

因此，我们可以说，商鞅变法不过是吴起变法的升级版和扩大版。

吴起变法

那么，为什么在战国诸国中，那些富有的、率先变法的国家没有成功，但是最穷最落后最晚变法的秦国，变法取得了最彻底的成功呢？

这恰恰正是因为秦国的落后。

我们说过，法家是做为周代礼乐文化的反叛者而出现的。

礼乐文化追求的是典雅、宽容、仁爱、稳定，这种文化性格适合和平年代，在生死存亡的战争年代就显得刻板、迟钝和颟顸。相比之下，法家文化直截、痛快、高效。

法家推崇制度理性，要用制度而不是道德来解决问题，这个思路应该说比儒家更为高明、更为现代。

法家改革者用鲁迅的话来说：“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直视淋漓的鲜血”，会用铁腕去解决问题，也确实表现出巨大的勇气和智慧，但法家文化是有严重缺陷的，它精于算计而不择手段，虽然高效但是残忍。

主导楚国变法的名将吴起，在政治上崛起，就是通过著名“杀妻求将”的故事。

杀妻求将

《孙吴列传》载：“齐人攻鲁，鲁欲将吴起。吴起取齐女为妻，而鲁疑之。”

吴起本来是鲁国人，娶了齐国人为妻。后来齐国和鲁国交战，鲁国本来想任吴起为大将，但想到吴起的老婆是齐国人，担心吴起不尽力。所以妻子的国籍成为了吴起登台拜将的主要障碍，于是吴起毅然杀掉妻子，用妻子的头颅，换来了自己的功成名遂。

所以法家的这些人物，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因此法家是一种赤裸裸的“功利主义文化”。

法家学派的另一个严重问题，是它的思考完全围绕着君主利益这个圆心，而不顾及其他阶层的利益。

因此法家变法的基本思路，就是把民众当成君主的工具，一个作用是提供粮食，另一个作用是提供兵源，把国家改造成一架高效的战争机器。

所以法家和儒家的思维方式在很多方面是针锋相对，完全相反的。

孔子和孟子

比如儒家认为，民众是国家的主体。也就是《尚书》所说的“民为邦本”，国家是为民众而存在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法家却认为，君主是国家主体，或者说，国家的存在，是为君主服务的。所谓“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

百姓对君主有什么用呢？作战的时候，可以贡献生命。和平的时候，可以贡献劳力。这就是百姓存在的意义。

儒家学说认为，君主应该争取民心，获得民众发自内心的支持。民众的感受，就是上天的感受，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只有老百姓满意，君主才能继续做下去。这就是从周代开始的“天命观”。

法家却坚决反对这一点。

 韩非子

韩非子在《显学》篇中说道：

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为治，则是伊尹、管仲无所用也，将听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为政而期适民，皆乱之端。

不懂得政治的人才说会要争取民心。要获得百姓的支持才能施政，那么要政治家有什么用？

人民都像无知的婴儿一样，政府要他们吃点小苦以谋求永久的大利，牺牲一代人的幸福换来国家的长治久安，他们竟然全然不能了解。如果治国的时候听老百姓的意见，国家必然要陷入混乱。

儒家认为，“有恒产而有恒心”。中产阶级是社会的稳定器，因为他们有不大不小的恒产，所以心态很平稳。如果没有自己的财产基础，这个人就会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就会走上歪门邪道上去。

商鞅

商鞅却说，治国之要诀是“弱民”、“胜民”。也就是压制、打击民众，削弱民众的力量。为什么呢？

商鞅说：“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弱民》）”只有民弱了国才能强。只有让民众既愚昧又贫穷，这个国家才能强大。

这是基于什么逻辑呢？

商鞅说：“技艺之士资在于手；商贾之士资在于身，故天下一宅，而圜身资。民资重于身，而偏托势于外，挟重资，归偏家，尧舜之所难也，故汤武禁之，则功立而名成。（《算地》）”

有手艺的人靠手艺致富，做生意的人靠经商发财，这样他们都有所依靠，不把官府当回事，国家就不好管理，只有先让他们穷下来，弱下来，他们才会尊重权力，把官员当回事。

因此，儒家认为“仓廩实而知礼义”，法家却认为知礼义是没有必要的。商鞅认为中产阶级对更高的精神理想的追求是没用的，甚至是可怕的。

商鞅在《赏刑》篇中还说：“博闻、辨慧、礼乐、修行，不可以富贵。”

就是要把民众中那些知识面广的，聪明的，有信义讲廉耻的，有礼乐修养的，都消灭掉，因为这些人不好管理，所以治国首先要让百姓穷下来，这样才可以让他们乖乖地听从权力的指挥，遵循国家政策导向。

儒家认为，要用知识分子要选拔贤人去治理国家。韩非子认为，这也大错特错。因为这些聪明人头脑太活跃，不容易统一指挥。

所以“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儒生凭着自己聪明，会写文章，总是自作主张。侠士凭着自己会武功，总是犯法。

“故举士而求贤圣，皆乱之端。”知识这个东西虽然有用，但是负作用太大。因此只好割爱。

“故遣贤去知，治之数也。”把贤能和有知识的人赶走，这是治理的前提条件。

那么，用什么人治民呢？《商君书》提出要“以奸民治”：

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去强》）

商君书

用有良心的人去治理奸恶之徒，这个国家必乱。用奸恶之人去压制那些有良心的人，国家才能强。

换句话说，就是要用黑恶势力来统治民众，让民众屈从于流氓统治，接受任何不合理的现状，这样民众才能越来越懦弱，越来越屈从强权。

因此，法家文化完全是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

一提起性恶论者，大家都会想到英国思想家霍布斯。因为霍布斯有一句名言，“人对于人是狼”。然而在人类文化史上将人性恶推到极致的，正是法家。

秦晖先生说，如果你认真读霍布斯，你会发现，霍布斯的性恶论是有条件有限定的，主要讲的是陌生人之间的关系。霍布斯没有说过，熟人、亲人之间也相互是狼。

霍布斯

可是，韩非子就是这样说的。

韩非子的原话是什么呢？

“夫以妻之近及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

你不要相信任何人，连你的老婆孩子都是在成天算计你。你宠爱某个妃子，但是你知道这个妃子怎么想吗？她正成天盼着你早死，因为她现在正在受宠，她的孩子有可能成为继承人。

可是如果你再活几十年，她年老色衰，你就会移情别恋，她的孩子也被冷落了，所以她没事就捉摸着怎么给你下毒。妻子是这样，儿子也是这样。如果你立了一个太子，你以为他会感谢你吗？恰恰相反，他巴不得你早死，他好早点接班。

这才是彻底是性恶论者。

韩非认为，人性本恶，百姓自私自利而且愚蠢，所以最高统治者不能相信任何人，只相信三个东西：法、术、势。

“以法刑人、以势压人、以术驭人”。

所谓法，严刑竣法，严酷地对待百姓，运用好赏罚这个利益杠杆，不听话，狠狠打击，卖命的，就给高官厚禄。

所谓术，就是权术。韩非子说：“君以计蓄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什么意思呢，皇帝出于算计，用大臣。大臣们也是出于算计，因为有好处，才给皇帝服务。所以皇帝和大臣的关系，就是相互算计的关系。君臣之间，“一日百战”，一天需要玩一百次心眼儿，因此皇帝一定要精于权术。

所谓势，就是严刑峻法造成的一种威势，一种恐怖气氛。这样就可调动起所有社会资源，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这样的理论，与贵族文化的性格反差太大了，在有着礼乐文明基础的其他国家很难彻底推行。

这就是法家理论在其他国家都遇到了重重阻碍，变法都进行得很不彻底的主要原因。

但是秦国的民族性却法家文化一拍即合。

这一点古人即已指明，《淮南子·要略》谓“秦国之俗，贪狠强力，寡义趋利。故商鞅之法生焉”。

秦国的风气是贪婪、狠猛、残暴、现实，所以才出现了商鞅之法。

那么，为什么秦国与法家一拍即合，商鞅之法，又是具体如何导致秦国崛起的呢？

我们下一章再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