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叶集》5：王敬慧 | 惠特曼与中国诗人的休戚与共

喜马拉雅的听友你好！我是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王敬慧。今天，我将和你聊一聊惠特曼的诗歌与中国现代诗歌的创作关系。我将本着惠特曼的均衡全面的原则，从两方面来谈这个问题，一个是中国诗歌对惠特曼的影响；一个是惠特曼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影响。我们再探讨中外文学相互影响的问题时，其实都可以用这种方法开始思考。

惠特曼对中国诗歌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我不能在短暂的时间内一一道来，就说两位作者吧。

《草叶集》从第一版到第九版，经历了太多曲折和坎坷，最先其实并不被看好。为什么这么说呢？许多伟大的作家，诗人，他们在世的时候，往往得不到同时代人的认可，因为他们作品中的思想往往超越了他们的时代，也就是说，他们总是走在同时代人的前头。当时代过去了，他们的作品才会得到后人的承认和接受，他们才会被“拨乱反正”，被后人给予极高的评价。

惠特曼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诗人。直到19世纪下半叶，尽管仍然有很多人反对惠特曼，但已经出现了众多惠特曼的忠实追随者。1868年，英国批评家威廉·罗塞蒂（William Rossetti，1829-1919）发表了《惠特曼诗歌》一文，对惠特曼的诗歌做了很高评价，同时在伦敦出版了《惠特曼诗选》，这预示着惠特曼开始走出美国，进入了世界文学界领域。

到了20世纪初期，惠特曼同他的《草叶集》在全世界拥有无数的读者，很多文学家关注惠特曼，有一些还受到他深刻的影响。 在中国，最早能够查到有关惠特曼及其诗歌的文献资料是1919年7月15日田汉在《少年中国》的创刊号上发表的《平民诗人惠特曼的百年祭》一文，由此，惠特曼诗歌开始被广泛传播。从“五四”运动时期始，惠特曼的诗歌和他的思想被众多爱国诗人推崇。

那么，惠特曼自己对中国持什么态度呢？他喜欢中文吗？他喜欢中国人吗？

在前几节中，我曾讲过在惠特曼的诗歌创作中， 他曾得到艾默生的热烈支持，理所当然，艾默生等人对东方和中国文化的强烈兴趣和憧憬也影响着惠特曼本人。他虽然没有来过中国，但却对我们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满怀着敬意。

为什么这么说呢？在《草叶集》中，中国的江河山岳、古庙皇宫、都市百姓以及孔夫子的名字都曾出现其间。他在诗歌中明确地说出中国的四大重要河流：长江，黄河，珠江和鸭绿江，而且他竟然知道鸭绿江的一个名字是爱河，所以他管这条河叫“amour”，这个词就是爱的意思。

惠特曼对中国人同样抱有好感，他和访美的英国作家爱德华·卡彭特谈到中国人时，曾说：“我猜想，他们跟德国人相像，只是更有教养。我心目中的德国人是朴素的、真实的、热情的……中国人也有这些优良品质，此外还有德国所缺乏的某种机敏文雅的品德。”

当他见到一本关于中国的著作时，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因为“这是关于东方那个奇妙世界的”。为此，他整整一个星期沉浸在那本书中，尤其喜欢关于中国诗歌的部分。他在《草叶集》里写道：”（在许多无法清算的债务中，/或许对古代诗歌的欠款是我们新世界的最主要的一笔。）/在此之前好久好久，作为美国的前奏，/那些古老的咏唱，埃及祭司的、还有埃塞俄比亚的，/印度的史诗，希腊的、中国的、波斯的，/所有圣典和先哲”。他自豪地说自己尊重并采纳中国的理论，神话和传说。

刚刚提到了孔子，惠特曼的诗歌在哪里讲了孔子呢？比如“自我之歌”，这里就能找到孔子“四海皆兄弟”的意象，里面写道：“于是我知道上帝的灵是我自己的兄弟/于是天下的男人也都是我的兄弟，而女人则是我的姐妹和情人…”。

据说在惠特曼的葬礼上，朋友们朗读了孔子的语录为他送行，这至少可以证明，惠特曼生前对中国文化的无比钟爱。

但是，从另一方面思考，我们可以发现惠特曼的诗歌确实和中国古代诗歌不一样。在电影《死亡诗社》中，基廷老师用惠特曼“自我之歌”中的诗句来鼓励懦弱的学生如何写诗读诗。他说要“站在世界的屋脊上喊出野性的狂叫”。估计这是中国诗人学者所不习惯的，所以才有钱钟书先生在《谈中国诗》中说：

“中国诗绝不是贵国惠特曼所谓‘野蛮犬吠’,而是文明人话。并且是谈话。不是演讲，像良心的声音又静叉细——但有良心的人全听得见，除非耳朵太听惯了麦克风和无线电或者……”。

这篇文章是他根据自己1945年12月6日在上海对美国人的一篇英语演讲翻译而来。估计英文的“野蛮犬吠”应该是惠特曼诗中的“Barbaric yawp”。当然这是有一定的原因的的。钱钟书先生这个样解释到：“西洋读者也觉得中国诗笔力轻淡，词气安和。我们也有厚重的诗，给情感、思恋和典故压得腰弯背断。可是中国诗的“比重”确低于西洋诗；好比蛛丝网之于钢丝网。西洋诗的音调像乐队合奏。而中国诗的音调比较单薄，只像吹着芦管。这跟语言的本质有关，例如法国诗调就比不上英国和德国诗调的雄厚。而英国和德国诗调比了拉丁诗调的沉重，又见得轻了。何况中国古诗人对于叫嚣和呐喊素来视为低品的。我们最豪放的狂歌比了你们的还是斯文；中国诗人狂得不过有凌风出尘的仙意。我造过aeromantic一个英文字来指示这种心理。”

我们也许可以说，惠特曼的诗歌是现代诗歌的奠基人，是20世纪中国诗歌的源泉。在惠特曼的心目中，笃信万物平等的他不可能会觉得东西方有任何隔膜和鸿沟，他对东方世界，尤其对中国人民表现出思慕和热爱的情感是很自然而然的，他从中国的审美文化中吸收着艺术滋养的同时，他们的结晶也向中国的作家和诗人展示了自己的魅力，返回来影响着中国的诗歌创作。

《草叶集》为什么能成为名著传世，经久不衰呢？为什么它能在20世纪的中国产生巨大的回响与共鸣呢？

这首先要归功于翻译。没有翻译做桥梁，不懂外文的中国读者是无从了解惠特曼诗歌的灵性的。但是，对惠特曼诗歌的翻译并不是直接来自于美国，而是从日本而来。先前我们说过，田汉写的《平民诗人惠特曼的百年祭》，为什么田汉要写这篇文章呢？主要原因是田汉当时在日本留学，而日本文学界在1919年正因为纪念惠特曼诞辰100周年而掀起一股“惠特曼热”。这篇文章从中国近代以来的政治形势谈起，联系惠特曼的文学思想和诗歌创作，对惠特曼的民主思想、美国精神，特别是灵魂与肉体和谐统一的观点进行了详细论述，他号召当时的中国文坛学习惠特曼的“美国精神”，形成 “中国精神”。

当时翻译惠特曼的诗歌形成了一种什么风气呢？他的诗歌在中国的翻译多是先在期刊杂志上发表，然后结集出版。当时，中国的许多刊物在创刊之日起，就把刊物当作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桥梁。惠特曼的许多诗歌成为这些报刊、杂志的首选，这为惠特曼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良好的契机。但是，新的问题出现了，惠特曼的诗歌最先都是散篇出版的，《草叶集》选的译本和中文全译本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后才出现。五四时期，除了田汉以外，另一位深受惠特曼诗歌影响的诗人是郭沫若。他也是因为在日本留学期间，知道并接触惠特曼的诗歌。

惠特曼的作品当时在日本是什么境况呢？刚刚也提过，1919年，也就是在日本文学界发生的惠特曼百年纪念活动之前，日本文学界就有对惠特曼的介绍。比如《我辈是猫》的作者，夏目漱石在1882年就开始关注这位美国诗歌之父。之后从美国哈佛大学学成归回到日本的作家有岛武郎也多次撰文介绍惠特曼。这位有岛武郎在美国期间，有机会阅读惠特曼的《草叶集》，被诗歌里面表现的爱，肉体，自然与宇宙所震撼；并与这位蔑视一切权威和习俗,让生命的火焰自由迸发的体现者，产生了强烈的与共鸣。他成为了惠特曼的崇拜者，不论在生活，还是文学创作中都非常追崇惠特曼的思想。他还亲自着手翻译了惠特曼的诗歌，将其详细介绍入日本文学界。

在1918年，日本还成立了“草叶会社”，目的就是研究惠特曼的诗歌，也是这个学会在1919年发起的纪念惠特曼诞辰100周年的活动。有岛武郎曾经感叹：“我写惠特曼小传时，感觉他似乎在俯视着我。但我没有怯惧，心里反倒充实。他是生活于19世纪的美国人，但他兀立在我这个20世纪日本人的书桌前，毫无隔世之感，……在人类悠久的生活中，如果不出现一个惠特曼，那我将会多么地寂寞。”

所以，日本评论家曾说：“倘若有岛武郎不曾邂逅惠特曼，那他决不会成为如此的作家。”，我们也可以说，没有有岛武郎做媒介，在日本的郭沫若也不可能深入了解惠特曼，也就不能创作出他文学生涯中的巅峰之作。

郭沫若曾亲自肯定了他是如何通过有岛武郎的书，受到了惠特曼的强烈影响，他说：“我无意中买了一本有岛武郎的《叛逆者》。书中介绍的三位艺术家——是法国的雕刻家罗丹、画家米勒、美国的诗人惠特曼。因此又使我和惠特曼的《草叶集》接近了。他那豪放的自由诗使我开了闸的作诗欲又受了一阵暴风般的煽动。我的《凤凰涅槃》、《晨安》、《地球，我的母亲！》、《匪徒颂》等，便是在他的影响下做成的。”

在田汉、宗白华、郭沫若合著的《三叶集》里有一个有趣是记载，是关于惠特曼的大陆之歌。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呢？

事件发生在1920年3月，郭沫若与远道来访的田汉同游日本太宰府。那时正值他诗兴勃发，在火车上做诗，嘴里念着“飞！飞！飞！飞！” 一不小心，诶~车票飞了出去，郭沫若下了火车去拾车票，刚捡起来，火车已经开走了。于是呢，他只好沿着铁道线步行。徒步行走在春光明媚的田野上，“望着才青的麦苗，涓涓的溪流”，他没有任何沮丧，反而觉得自己好像走进了惠特曼的《大路之歌》的意境中，并情不自禁地放声朗诵起来：

徒步开怀，我走上这坦坦大道，

健全的世界，自由的世界，在我面前，

棕色的长路在我面前，引导着我，任我要到何方去。

从今后我不希求好运——我自己便是好运底化身；

从今后我再不欷歔，再不踌躇，无所需要，

雄赳地，满足地，我走着这坦坦大道。

在大自然的怀抱里，郭沫若一边念着惠特曼的诗，一边驰骋着丰富的想象，那个时刻，惠特曼已经成为了他的精神导师。

除了通过日本传来的影响风气之外，另有一大批学者去了美国，直接受到了惠特曼的影响。比如，闻一多在留学美国时，就曾对惠特曼的诗歌产生过强烈的兴趣，他的诗作《园里》、《我是中国人》、《南海之神》、《发现》和《一句话》等，都可以找寻到惠特曼的风格。

所以说，理解惠特曼的诗还可以帮助你更好地理解中国的诗歌。总结一下，惠特曼及其诗歌对中国诗人的影响主要经历三个时期： “五四”运动时期、三四十年代的战争时期、建国之后这三个大的时间跨度。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一一详细叙述了。

在当代诗坛，也曾经有一段时间，人手一本惠特曼诗集的盛况。这不是我乱说的，据诗人蔡其矫描述，上个世纪末，他在与北岛、江河、杨炼一起旅行中发现，“每人的行包中竟都有一个惠特曼！都有一本《草叶集》！”“只不过，磨损的程度有别”。

好啦，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通过对惠特曼创作与中国诗人创作的相互影响，我想说，本来文学的影响就是双向的，东西方文化与文学的互通共融在过去，在现在，乃至未来，一直存在。从这个角度谈惠特曼诗歌，希望对研究比较文学和一是文化的沟通提供一些范例和想法。其实，我只是讲了2个世纪之前中国文学对惠特曼的影响，以及一个世纪前，惠特曼对中国的影响，接下来的百年，以及在未来的日子里，惠特曼还会如何的被阅读？他的人性观，宇宙观，自然观对新时代的关照，这个问题要留给大家继续思考。但是请记住一位和惠特曼一样伟大的诗人威廉·布莱克在《经验之歌》序诗中说过的：“听吟游诗人之声吧！因为他能看到现在、未来和过去。”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清华大学王敬慧，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