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 知识分子最向往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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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封制是古代中外社会不约而同采取的政治模式。因为天命观和周礼的约束，周代的分封制最为成熟，并且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成康之治”。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分封制并不可靠，周王渐渐失去各诸侯国的拥护并最终灭亡，历史进入混乱的春秋战国时代，同时也进入一个罕见的黄金时代——“乱世出英雄”。

文稿 

上一集讲到了商代和周代的分封制，这一集开头先分析一下分封制的优点和缺点。

分封制在中国起源很早。在传说时代，黄帝就曾经分封过他的众多儿子：“黄帝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得姓者就是分封到各地，赐予一个姓氏，让他成为诸侯。

这种传说也不是没有依据，因为分封制是一种比较原始的政治模式。一般来讲，从部落时代进入国家时代，最容易选择的政治模式就是分封制。因为这个时候，还没有发明出一套官僚系统自上而下进行复杂的管理，同时当时交通条件也不行，地方不可能经常跑到中央汇报。因此通过分封制给各地诸侯很大的自治权限，是很自然的选择，不光中原民族是这样，草原民族也是这样。

西周分封制

《元典章》记载：“太祖皇帝（成吉思汗）初起北方时节，哥哥弟弟们商量定了，将来取了天下，各分土地，共享富贵。”正如成吉思汗所计划的那样，后来他们攻占的欧亚大陆的土地，被分给成吉思汗的几个儿子，建立了蒙古几大汗国。

清代努尔哈齐在统一的过程中，建立了八旗体制，其实也是一种分封制度。在后金时期，八旗相对独立，类似于八个诸侯国。八旗军队互不统属，由各旗旗主、领主执掌，财物、人口、土地必八家均分。“八旗共议国政”，推举汗王。

不光中国这样，外国也这样，罗马帝国崩溃后，各蛮族建立的国家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分封制或者封建制这样一个简单易行的政体。

八旗制度

在众多分封制政体当中，中国周代的分封制是最成熟的，因为有一套天命观和周礼进行约束。所以西周初期，王朝纪律严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出现了所谓的“成康之治”：“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

但是周代的分封制也并不是完美的，它有自己的缺陷——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之上。血缘关系有一个天然的弱点：随着时间的流逝，血缘会淡化。

西周的盛世没能像周王朝的开创者设想的那样永远持续下去。时间如水，总在冲淡血缘。朝代建立初期，周天子和某诸侯国是父子、叔侄、兄弟的关系，这种关系很近，彼此有一种天然的信任感，有矛盾也不会打起来。过了几代，关系就变成了堂堂兄弟和堂堂堂兄弟，面都没见过，更谈不上什么感情了，这样周王对地方的控制力越来越弱。

因此到西周后期，各大诸侯国朝拜的频率越来越少，周天子的话越来越没有人听。到了周幽王时代，就出现了那个很有名的“烽火戏诸侯”的故事。

烽火戏诸侯

周幽王有一个非常宠爱的妃子，叫褒姒（bāo sì）。这个褒姒太美了，周幽王特别喜欢她，可是她有个问题，不爱笑，为了逗她笑，周幽王就想了各种办法，和她一起来到骊山的烽火台边，点燃了烽火，一时间，狼烟四起，烽火冲天。各地诸侯一见狼烟警报，以为有敌人打过来了，赶紧都率兵前来救架。

等大家不约而同来到了骊山脚下，却发现没有敌人，这才知道被戏弄了，只好都灰溜溜地撤走了。褒姒一见千军万马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如同儿戏一般，觉得十分好玩，不禁嫣然一笑。

周幽王大喜，说我终于把我的爱妃给逗笑了。结果后来有一支叫犬戎的少数民族军队入侵，真打过来了，周幽王赶紧点燃烽火，结果诸侯们都不相信了，没有人来救，犬戎就攻破了周代的首都镐京，杀死了周幽王。

影视作品中的“红颜祸水”褒姒

这个故事可不是一般的传说，它是被司马迁记入史记的。不过虽然载入了正史，这显然是一个凭空编造的故事。

陕西省的一把狼烟，怎么会让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的诸侯同时看到呢？就算各国同时看到了，但是诸侯国离烽火台的远近不同，近的几十里，远的上千里，军队根本不可能同时到达。那时候行军很慢，近的走一两天，远的要走一个月，你不能让周幽王和褒姒在烽火台边上呆上一个月，就为了看一个笑话。

不过传说的背后，也总能反映出一定的历史真实：西周末年的时候，周王已经号召不了各地诸侯了。所以在公元前771年，周王的领地被犬戎军队占邻，周幽王被杀死，他的儿子周平王不得不将都城从镐京迁往东都洛阳，宣告了西周灭亡，东周开始，中国历史进入著名的春秋战国时代。

 春秋战国时代

春秋战国是一个混乱的时代，中央权威一倒，大一统政治秩序彻底失效。因为在权威主义管理模式中，一切都由最高权威裁决，诸侯国之间缺乏横向的沟通和协调模式，天下立刻一片混乱，相互你争我夺，大打出手。春秋时期弑君三十六位，亡国五十二次，大小战争二百二十二次，各国的百姓生活在不断的战争和动荡当中，非常痛苦。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混乱的时代，却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罕见的黄金年代。这是一个英雄时代，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外交家层出不穷；这是一个创造的时代，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等等思想巨人一个又一个接连出现，百家争鸣，成为后世永恒的经典。

为什么乱世会成为黄金时代呢？恰恰是因为乱。

孔子讲学

多极的政治格局和激烈竞争的社会环境，使各国统治者急于延揽人才，因此对人才特别尊重。春秋时期，知识分子们特别强调精神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每以君王的师友自居，合则留，不合则去。孔子周游列国，不留恋高官厚禄，不屈服于任何政治权威，只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孟子则远比孔子更锋芒毕露。他特别强调精神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与国君交谈之际，也毫无奴颜媚态，“说大人则藐之，勿视之巍巍然。”

“大丈夫”孟子

然而等春秋战国一结束，到了秦朝，中国知识分子身上这股劲儿就没了。见了皇帝三跪九叩非常老实，因为春秋战国时代，知识分子有选择的自由，有用脚投票的自由。等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天下只剩下一个国家一个君主，知识分子没有任何其他选择，只能跪在大一统皇帝的脚下。

春秋战国时代也是个“侠义”的时代。中国人很爱读武侠小说，对“侠”文化情有独钟。春秋时代是“侠”文化光芒最灿烂的时代。“侠人意识”、“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受人之托一诺千金”，所以出现了很多传奇动人的故事，比如“赵氏孤儿”、“聂政刺侠累”、“荆轲刺秦王”。

春秋时代的侠客最大的特点是非常重视人格的独立和平等。他们行侠仗义不是为了利，甚至不是为了名，是为了胸中的那股豪气，非常重视自己的个人尊严。

荆轲刺秦王（汉代石画像）

有一个记载：“孟尝君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饭不等，辍食辞去。”养了三千门客的孟尝君，有一次请他的门客们吃饭，可是座位安排不太合理。有一个人给安排在了柱子后面，结果把灯光挡住了，看不清楚自己面前的菜，因为当时是晚上。他一生气，一脚踢翻桌子，走了，可见这些侠客在权贵面前是多么地自重。

可是后世的侠客就不是这样了。到了明朝和清朝，出现了很多侠义小说，比如《三侠五义》。在这些小说中，侠客们一个个自愿攀附权力，在皇权面前都是奴颜婢膝。

比如《三侠五义》第四十八回当中，著名的五鼠兄弟去见宋仁宗，英雄好汉们见到皇帝什么反应？书中这样写：“心中乱跳”“匍匐在地”“觳觫战栗”，所谓的“江湖自由身”跟皇权一遭遇，马上就显出了十足的。

著名侠义小说《三侠五义》

宋仁宗很高兴，给五鼠都改了名。他问：“你们的外号都叫什么呢？”有人说我叫钻天鼠，我叫翻江鼠。宋仁宗说：“这个名字不太好，钻天鼠，谁是天？我就是天。翻江鼠，江河大地都是我的，所以改名。你别叫钻天鼠，叫盘桅鼠，在桅杆上老老实实地盘着。你也别叫翻江鼠，叫混江鼠，在江底下给我老老实实趴着。”五鼠欣然接受，欢天喜地，四处炫耀。

正如鲁迅所说：春秋时的侠客，是以“死”为终极目的，他们的结局也确实是一个个慷慨赴死而去，而清代小说中的侠客，却个个成了地主官僚，黑白两道都吃得开。

《三侠五义》中若干人物

比如《三侠五义》中的 “双侠”丁兆兰丁兆蕙，家庭成分是大地主。“五鼠兄弟”是陷空岛的渔霸，垄断当地的渔业资源，是地方黑恶势力。鲁迅先生说，三侠五义中的英雄，表面上是侠客，实际是奴才，是自愿给官府服务的奴才，和官府是相互利用的关系。

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呢？道理很简单，春秋时代的侠客可以周游列国，不受政府的控制，但是到了明清，保甲制度非常严格，只有投靠官府才有生存空间。

十家总牌（清代保甲制度实物）

在春秋战国之后，还有一个知识分子活得特别有个性的时期，那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

我们都知道“魏晋风度”这个词，那个时期很多士人都很狂放，比如“酒仙”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之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坐着鹿拉的车，带着一壶酒，让仆人背着一把铁锨跟着他走，说我要是喝死了，你就地把我掩埋。他们公然蔑视礼法，阮籍当众放言：“礼岂为我辈设也！”这一点和春秋战国很像。

因为魏晋南北朝也是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这个时代战争连绵，动乱不断，皇帝如同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大一统政治秩序被打破，士人们的头脑又一次获得了解放。

因此魏晋南北朝时代，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个比较有创造力的时代，当然这种创造力主要是体现的艺术领域：出现了王羲之这样的大书法家，顾恺之这样的大画家，陶渊明、谢灵运这样的大诗人，诞生了《广陵散》这样的千古绝唱。

王羲之《何如帖》

所以历史的规律说明，大思想家和大艺术家往往都诞生于乱世，乱世往往打开了新的思维空间。中国人往往都说 “乱世出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