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 姚大力 | 御前撤座：皇权的束缚松开了

世界变幻莫测，历史教你选择。尊敬的喜马拉雅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姚大力，欢迎收听由观乎文化和喜马拉雅联合制作的《中国历史大变局》。

我们在上一节课里说过，宋代的国家官僚体制，形成了一套牵制君权的制度和惯行体例。既然如此，我们又应当如何看待“杯酒释兵权”一类故事所体现的宋代皇权增强的信号呢？

我们都知道，宋太祖用美酒，加上人生像白马跳过一道沟壑那样短促的比喻，敦劝中央禁卫军的高级将领们放弃禁军执掌权，到地方就职，安养天年。问题在于：任何一个君主，都能买得起再好、再贵的美酒；为什么只有赵匡胤才能做得到用美酒换取部下手里的军权呢？如果把考察的时间往前推移，就会发现从五代以来，皇帝削减军阀势力的努力一直处于“进行时”之中。如果把观察再往前推几步，我们还能发现，自从东晋以后，一度跌落到谷底的皇权，早已在逐步摆脱日渐衰落的贵族政治控制，并缓慢地恢复自己在秦汉时所曾拥有过的无上权威。这一趋势很清楚地反映在君臣间的尊卑反差重新被拉大的长时段过程中。

在秦汉时期，臣下见君主时严禁随身携带武器。但到了西晋，君臣相见，“自天子以下，皆衣冠带剑”。这一风气，持续于整个南北朝，直到隋代才重新规定，朝会时登殿者，必须解除佩剑、脱去军靴，因为军靴里易于藏匿暗器。到了唐朝，百官进入宫殿门，要经过“监搜御史”搜身检查。后来又规定，宰相入殿，停止监搜，就算是对百官首脑的特别优待。

到这时为止，大臣的尊严虽已不如从前，但最高权力集团成员在御前议政时，在皇帝面前，每人还有一个座位。宋太祖一即位，这种“坐而论道”的权利也被蓄意取消了。宋初的最高权力集团中人，在北周时都与赵匡胤一起在朝内做官，而且地位还多高于赵匡胤。这帮从前曾参与“黄袍加身”的政变密谋者，一夜之间变作赵家臣下，他们真的能服气吗？皇帝如何才能在与他们相处时，突出今非昔比的君臣名分呢？于是就有了御前撤座的安排。

关于宋初的宰相们被御前撤座的故事，有好几种不同的版本。有一种说法，它是出于宋太祖本人的强势推行。最初召集讨论军国大事的御前会议时，有关部门按照惯例，还依次为宰相以下的各人布置了座位。宋太祖一进会议室，就把脸一板，下令撤去众人座椅。

不过，对从前老在一起混的兄弟们如此无情，怎么做的出来？于是又有了暗中安排的说法。有一段宋人笔记说，从唐朝以来，凡大臣见君主，都会在殿上按官位高低排列座次，然后集体讨论个人需要请示的事情。宋太祖即位后的一天，宰相范质等都还坐在各自的位子上，宋太祖对他们说，“我眼睛有点花，你们把各人手里的文件都拿到桌前来，好让我观看”。一帮人纷纷站起来，走到太祖的桌子前，等他们看着皇帝一一就请示文件做出回应，转身想回到原先的座椅上去时，发现座椅早已被预先吩咐好的太监们搬走了。

过去坐论天下结束后，“常从容赐茶而退”，大家一起喝喝茶再退下。现在站着说完话，不便再站着喝茶，所以“啜茶之礼”自然也就废除了。也有人说，站着见皇上，是范质自己向赵匡胤提出来的。因为他在后周位至宰相，比赵匡胤在当年的身份还要高。现在做了赵匡胤的臣子，不得不格外表示自己的恭顺、畏惧。无论这件事起初起意于何人，总之，高级官僚从此只能站着与皇帝商议国家大事，一站就站了近千年。

天子与群臣间的尊卑反差，缓慢而确凿无疑地日益扩大，显示出隋唐至两宋皇权不断抬升的明显迹象，但这还不是前者的全部内容。皇权实施对官僚体系的绝对支配，最重要的一个“抓手”是任命宰相。“人君所论，只一宰相”[①]，这就是说，任命或更换宰相人选，是皇帝用来实现自己的统治意志，实现或调整他所中意的大政方针最重要的手段。这个权力，绝对是被皇帝所专断独行的。掌握在皇帝手里的人事大权，不止于任用宰相，还包括委派担任其它重要职务的高级官僚。君主左右的权臣、嫔妃、宦官等，都可能对君主任用大臣的决策施展某些影响，不过这只是法定程序之外，对君主权力的隐性盗用。

宋真宗晚年身体不好，与寇准的关系也搞坏了。丁渭、李迪同为宰相，在真宗跟前请示如何处置寇准。真宗回答，可以安排一个“小处”（就是小地方）的州官，丁渭与寇准是政敌，就在请示公文末尾写上：“奉圣旨，命他到远小处，即地理上偏远的小地方做州官”。李迪看见丁渭这样写，责问道：皇帝之前的话里没有“远”字。丁渭咬定，他确实听见了皇帝口中的那个“远”字，两人为此大吵起来。可见，专制君主对朝政的把控，是切切实实地被贯彻的。

现在我们看见，在从隋唐到两宋的专制君主官僚体制内部存在两种趋势，在并长、争胜的同时，按各自的轨道持续演进。其中一个，是专制皇权在支配官僚体系方面的权威和权力在逐渐增长；另一个，则如我们前几节课所描述的，官僚体系约束皇权的制度安排和惯行体例，也从东晋以后，在经历一个逐渐被固化的过程，成为历代皇权无法轻易摆脱的一系列“旧例”。这种对于皇权的约束，在北宋士大夫精神高度奋发的条件下，甚至达到了某种前所未有的程度。

那么，这两者之间有矛盾吗？如果从静态的权威与权力分配的角度看问题，两者之间非但互相矛盾，而且是你死我活、互相颠覆的。这就像要把一块蛋糕切成两半，这一半大了，另一半就必然要变小。可是，如果我们能学会从动态的眼光看问题，事情可能就不一样了。那就像是在拉一根橡皮筋，这一头的拉力增大了，为了维持平衡，那一头的拉力也必然要增大。这一来，结果就不是你大我小，而是在两头拉力同时增大的平衡中，橡皮筋本身的张力也因此在增大。皇帝支配官僚体系的权力、权威，与官僚体制反过来对皇帝的制约力量，完全可能同时在强化。当然，它使得专制君主官僚制这一权力体系内部的张力也大大加强了。

在这两节课里，我们一直在为后面将要展开的话题做铺垫。但这些又都是非有不可的铺垫。不懂得宋代，你就很难透彻了解元代对中国历史到底意味着什么。现在，我们终于可以真正切入主题了。

以上提到的两种趋势并长、争胜的平衡局面，在元朝统治之下被完全打破了。现在，需要话分两头，分别看看这两种不同趋势在进入元代以后的命运。

先说专制君主权威与权力的增长。这个趋势随北宋入金、由金入元而持续不断地增强。金朝一直自称，所立的制度都以唐为楷模，暗指本朝制度比北宋更加古典与纯正。但是唐朝一般不在朝堂上杖责大臣。唐玄宗时，曾将一名三品朝官处以杖刑后流放。这个人大概因为伤口受到感染，死在流配之中。这件事不但被当朝人反复引为“事往不可复追，岂可复蹈前失”[②]的教训，直到宋朝仍然被当作“唐家待士不用廉耻”[③]、“唐时风俗尚不美也”的证据。宋朝士人自己感觉，“本朝用法最轻，臣下有罪，止于罢黜”[④]，对士大夫不使用体罚，更不能处死。“不杀士大夫”是传说中宋朝不多几条“祖宗家法”之一。

但是到了金朝统治时期，当堂责打士大夫，就变成一项家常便饭式的处罚。尤其是在权臣术虎高琪[⑤]当国时，对士大夫动辄绳捆索绑，滥加责打，如同对待奴隶。文臣们都被迫随身携带一种叫“地龙散”的麻醉止痛蜡丸，在受刑前嚼碎吞咽下去，用于止痛。当时人作诗讽刺说：“嚼腊谁知滋味长，一杯卯酒地龙香。年来纸价长安贵，不重新诗重药方”[⑥]。

朝杖的流行，虽开始于金，但金的统治仅限于北部中国。蒙古人从金人手里接过华北，又把自己的统治扩大到整个中国。用打烂屁股来惩戒朝臣的做法，由此演变成覆盖全中国的国家行为。著名明史专家吴晗认为，明朝的“廷杖”是从元朝学来的。从元到明，“朝官一有过错，一顿棍子板子鞭子，挨不了被打死，侥幸活着照样作官”。吴晗的推测，应当是正确的。

现在已经到应该结束这节课的时间。我将在下次继续皇权在元代变得野蛮这个话题。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中国历史大变局》，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今天的问题是：你怎么理解“宰相”这一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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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出自宋代何薳著《春渚纪闻》。

[②]出自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唐纪二十八》。

[③]出自宋陈世崇著《随隐漫录》。

[④]出自《宋史》卷九十九。

[⑤]也称作“术虎高乞”，金朝大臣，“术虎”是姓。

[⑥]引用自金代元好问所编《中州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