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 平等和效率是矛盾的吗？

精华笔记 

喜马拉雅的听众您好，我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张军。

长期以来存在这样一种说法，那就是在一个经济体中效率和平等是无法兼得的。如果你想要效率多一些，那就需要牺牲掉一部分平等；如果你希望平等多一些，那就需要损失掉一些效率。举个例子。假如存在甲和乙两个人，并且甲的生产率比乙高。这样，如果两个人独自进行生产活动，甲的收入会比乙高一些。假如你希望两个人的产出总量最多，那就不要对他们的收入进行再分配，也就是把甲的收入分一些给乙，但这样甲乙两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就会最大，也就是说平等程度最低。反过来，如果你试图通过再分配来减少他们的收入差距，那就会同时降低两人的生产积极性，从而导致总产量下降。

不过，近年来的实验经济学研究显示，这种效率和平等的两难选择也许并不是故事的全部，这是因为人们往往不仅仅关心自己过的有多好，还关心和别人相比，自己过的好不好。如果甲和乙两个人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如果甲每天都比乙吃的好得太多，那么，无论这种现实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乙也会有越来越强的心理动机去“掀桌子”，哪怕乙清楚自己也会同样蒙受饭菜洒一地的损失。这就是对不平等的抗拒。在微观的层面上，由于这种对不平等的抗拒，许多不平等但有效率的合作不能达成，从这个角度来看，不平等也是有损效率的。如果将个体层面的抗拒行为扩展到社会层面，就会发现，越是严重的不平等越会导致更多、更激烈的反抗，从而导致越严重的社会稳定问题。而社会稳定的丧失必然严重损害整体经济效率。

近三十余年兴起的实验经济研究逐步确认了人类这种追求平等的策略性行为：当人们面临着不平等对待时，他常常一方面试图去解读对手不平等行为的背后动机，也就是在判断，“对方是有意在伤害我吗？”，另一方面又在评估这种不平等程度是否能接受。如果人们认为对方制造不平等的行为是有意在伤害自己，那么人们将宁愿牺牲自己的物质利益对对方进行惩罚；相反如果认为对方的动机并不是有意在伤害自己，则人们心中的愤怒或不满就会小得多。然而，即便对方是无意伤害自己，若不平等的程度太大，也可能会降低人们的效用，引发人们的拒绝行为，也就是拒绝对双方有利的行为，在损害双方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促进平等。

在这类研究中会广泛使用一种名为“最后通牒”的实验。在最后通牒实验中，每一组有两个人。其中一个是提议者，另一个是回应者。有一笔钱，比如说100美元，将在提议者和回应者之间分配。分配规则是：提议者有权提出任何一个分配方案，比如他可以提出分给回应者X美元，从而自己得到100-X美元。这里X最低是1美元，最高是99美元。在收到提议者的“最后通牒”后，回应者可以选择接受或否决该分配方案，如果接受，则按提议者提出的方案分配，如果否决，则这100美元将被收回，双方都将一无所获。

以前标准的经济学理论给出的预期是，提议者的分配方案里会给回应者尽可能少的钱，也就是1美元，这样，自己得到99美元。其道理在于：回应者如果拒绝“最后通牒”，则1美元也得不到，所以他应该接受；而预见到回应者必然会接受1美元的方案，则提议者就可以只分给他1美元。

但是，实验结果与标准的预测并不一样。大量的实验表明，提议者只给1美元而回应者不得不接受的他的“最后通牒”的情况出现频率极小。一个典型的事实是：大多数提议人将分配给回应者30到50美元不等；分配给回应者50到70美元的情况极少见；分配回应者小于20美元的方案被拒绝的概率很高，大约有40%~50%，极端不平等的分配方案，比如小于10美元的，则几乎都会遭到拒绝。这说明，人们大致上可以接受适当不平等的分配方案，但对很不平等的分配方案，则表现出较大的抗拒程度，且越不平等则拒绝概率越高。

有意思的是，最后通牒博弈的实验结果是相当稳健的，承受住了来自各方的质疑。比如，有人认为，这一结果可能跟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传统、道德习俗等有关，而来自欧洲、美洲、亚洲许多国家的研究依然得到了大致相同的结果。也有人认为，这个结果可能跟受试对象通常是学生有关，于是有些最后通牒实验利用了学生以外的对象，比如公司的CEO。实验结果并未受到挑战，这是因为人们在实验中发现，CEO表现出比学生更强的公平倾向。

最大的批评来自对利益刺激强度的质疑。有批评者认为分配利益仅有100美元，回应者拒绝的代价最大也不过99美元，如果待分配利益是10万美元，分给回应者1万美元这样的不公平方案回应者还会拒绝么？当然，这样的实验很难做，因为需要的实验经费太高了。但是，实验经济学家还是找到了解决办法。100美元在美国不算大钱，但是在其他一些国家，比如印尼，却很值钱。于是他们以相当于印尼一个普通工人三四个月工资收入的利益在印尼做最后通牒实验，结果依然与前面提及的典型事实无太大出入。

“最后通牒”实验的结果说明，真实世界人类的行为模式中，效率与平等可能并不是一个单调的交替关系：一方面，不可否认，追求平等有时可能会伤及效率，但是，另一方面，有时追求平等也可能会促进效率。前面的分析，正是显示了越是不平等的分配越可能导致拒绝行为的产生，从而使得经济生活中有效率的合作因为分配的不平等而不能达成。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有一件价值100元的物品，需要甲乙两人合作才能制造出来。显然，该物品的生产将是有效率的，因为甲乙会共同获得100美元收入，而社会也会增加100美元产值。但是，如果对这100美元的分配方案是不平等的，那么很可能导致甲乙无法达成合作，该物品也并没得到生产。效率受到了损害。因此，有时效率并不是单纯地靠降低公平来换取，因为事后的分配是否平等往往影响着事前的效率水平。如果一个人知道蛋糕做大了，自己得到的只是很小的一个份额，他可能会因为不平等而拒绝参与蛋糕的制作，或者降低制作中的努力投入，甚至可能为避免不平等而展开破坏行为，这一切毫无疑问会影响蛋糕究竟能做到多大。

总而言之，在反思效率与平等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将视野拓展到社会层面。如果一个社会出现了系统性的、广泛的不平等，那么会出现什么情况？如果社会中群体的行为是从个人行为累积而成，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推测这个不平等的社会将产生系统性的、广泛的拒绝，这样的一股股拒绝力量一旦汇集就可能会破坏社会效率的基石。而这可能就是政治家关注收入平等的主要原因。

思考题：政府主导的收入再分配并不是减少收入差距的唯一手段。在很多国家，富裕者往往会将自己相当多比例的财富捐赠给社会。于此同时，一个社会的个人收入透明程度也会影响到人们对自己收入相对水平的判断。那么你认为个人收入透明度的增加是提高了富裕阶层的捐赠倾向，还是降低了他们的捐赠倾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