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二里头 | 为何洛阳盆地成为“最早中国”的诞生地?

三联中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了不起的文明现场”，我是许宏。我是一名考古人，是二里头考古队的队长。从1980年上大学开始到现在，我已经学考古、干考古将近40年。我在1999年接任二里头队的队长，那年恰好是二里头遗址发掘40周年。我是第三任队长，也是第三代队长。

先问一个问题，大家知道“中国”是从哪里诞生的么？设想我们在大街上做一次随机采访，人们会如何回答，或许答案会五花八门。在我的研究中，我认为中国诞生于二里头所处的洛阳盆地，为什么我会这么说，那么本讲的第一节我就想跟大家聊聊这个问题，为何洛阳盆地成为“最早中国”的诞生地？

何为“中国”

说到中国，现在把以前的文化传统遗失的太多了，我们从理念、教育制度到衣食住行方方面面的好多东西都已经不是古代中国的了，更不是早期中国的，但是我们的骨血里面却留下了印记。举个例子，像现在少得可怜的文化关联里边，就有每年大年三十回家过个年，无论路上怎么艰难困苦大家一定得回去，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记忆和文化基因。

那么到底何为“中国”？我们应该如何定义她呢？

追根溯源，我们先说“国”，“国”是社会复杂化之后的政治实体，这是后来的概念。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最初的“国”经常被用来指国都，国都及周边的那块土地叫“国”，国人和野人是相对应的。我们知道国以前特别多，《左传》中说“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武王伐纣的时候有三千诸侯，等到西周时期剩了八百，然后到战国七雄，秦汉一统，基本上是这样一个由多变少、最后一体化的过程。

“中国”这个概念出现得比较晚，就传世文献而言，其中最早提到“中国”的《尚书》《诗经》等等，基本上都是战国时期成书的。在出土文物中，“中国”一词最早见于西周初年的青铜器何尊的铭文中。何尊是1963年在陕西宝鸡出土的，它的铭文上就出现了最早的“中国”这两个字。“宅兹中国”，就是要住在“中国”这个地方，在洛阳这个地方建立东都。显然，周人也感觉他们起家的关中还是稍偏了一点，而中原腹地的洛阳一带才是天下之中，比较便于统治人民。

▲ 西周 青铜器 何尊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

这个“中国”相当于中土，也就是世界中心的意思，这肯定是一种文化本位主义的概念。任何一个国家的地图哪怕自己的版图再小，大概都把自己放在世界的中心，这个跟我们是一样的。在这之前商朝人自称的“大邑商”“中商”，意思都是我是最大而居天下之中的。加了“中”这个定语，就具有了排他性和唯一性。实际上这个中国基本上是“中央之城”和“中央之邦”的概念。

为西周王朝所青睐，被认为是“天下之中”而营建东都的洛阳盆地，在长达2000余年的时间里，先后有十余个王朝建都于此。三代以后呢，又有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等朝代在此营建都邑，而这个盆地适于农耕和居住的中心地带仅有1300多平方公里。这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 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等朝均建都于此

其中，二里头遗址就是洛阳盆地这一最早的“中国”区域内的最早的一座大型都邑，它位于洛阳盆地东部的偃师市境内，遗址上最为丰富的文化遗存属于二里头文化，它的时代大约为公元前1800年到公元前1500年，相当于古代文献中的夏、商王朝时期。

由“多元邦国”到“一体王朝”

那么再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为什么“中国”诞生于二里头文化所处的洛阳盆地？

想要更为清晰地解答它，需要我们把视野在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放得更远。

首先我们从时间的角度，穿越历史来到“中国”前的中国，回顾一下由“多元邦国”到“一体王朝”的过程，看看二里头文化在这其中起到的巨大作用。

在二里头文化诞生前的公元前3700多年之前，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范围内，是所谓的“中国”前的中国。中国版图所在的东亚大陆，在面积上跟现在欧洲的面积差不多，政治实体的国际态势跟现在的欧洲也差不多，那是一个没有一元的政治中心的区域，众多集团各自独立发展。

▲ 二里头陈列室里的锅碗瓢盆

我个人认为，作为政治实体的“中国”是不应该做无限制的上溯的，最初的东亚大陆就是“满天星斗”的状态，这是一个众多相对独立的部族或古国并存而且相互竞争的阶段，还没有出现跨越广大地域的强势核心文化，天下形势可以用 “满天星斗”来形容。这个时代，有人称为“邦国时代”，有人称为“古国时代”。

那么这一邦国或古国时代，与王国时代（也就是夏商周三代王朝）和后来的帝国时代（也就是从秦汉以至明清的）这一大阶段，它们构成了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史的三个大的阶段。

▲ 二里头考古队陶器陈列室里的白陶酒器，白陶高岭土做的，烧制温度更高，由含铁的多少，呈现不同的颜色

这三个大的阶段有两个大的节点。第一个节点，那就像今年5月28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发布会所披露的那样：“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距今5300年以来，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这指的就是“满天星斗”的“邦国”或“古国时代”；而“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这指的就是二里头文化，也就是中国最早的核心文化。从“满天星斗”到“月明星稀”，二里头出来了。当然其他“星斗”不是没有了，而是暗淡无光了。

在这之前，则可以说是前中国时代。比如良渚文化，良渚是前中国时代东亚大陆最亮的一颗巨星，属于早期国家和文明形态。但是与其说它是后来某个大的文明的先声或者序曲，不如说它走完了它生命史的全过程，给予后世的中原王朝文明以或多或少的影响。其他比如陶寺、石峁等等，都是前中国时代并存共立的邦国。只是从二里头开始，一个排他的、体量庞大的、向四外强势辐射的广域王权国家才出现。

▲ 早期中国相关文化的分布

因此作为偏于保守的学者，本人把早期中国定义为广域王权国家，用最早的跨地域的、独大的政治实体的形成来界定，那只能是上溯到二里头，我把这个形容为婴儿的呱呱坠地。你说一个生命体的诞生可以上溯到精子和卵子碰撞的一刹那也完全没有问题，说父方和母方任何一方的出生都是这个新生命诞生的前提也没问题，但是这样的上溯对于社会组织的探究就没有意义了。

随着二里头都邑与二里头文化的崛起，华夏文明由“多元的邦国”时期进入了“一体的王朝”时期。

当然，这并不是说“满天星斗”般的多中心状况就此宣告终结，二里头文化时期也呈现出多元的文化态势。但是二里头文化的社会与文化发达程度，以及前所未有的强势辐射态势，使其当之无愧地成为这一时代的标志性文化。二里头时代的二里头都邑，就是当时的“中央之邦”；二里头文化所处的洛阳盆地乃至中原地区，就是最早的“中国”。

以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最早的“中国”这一文明实体，显现出东亚大陆人类发展史上史无前例的两大特质。这两大特质，可以用一“点”一“面”来概括。一“点”，是指它的都邑中心的庞大化与复杂化，堪称“华夏第一王都”；一“面”，是指的它的大范围的文化辐射，形成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的强势的“核心文化”。

▲ 二里头的发掘现场

以二里头为先导的中国文明

上面我们从时间的维度纵向了解了二里头文化在中国文明史中的开创性和强势辐射的态势，下面我将从空间的维度横向介绍以二里头文化为先导的中国文明在同时期的世界文明中的特殊地位。

按着英国考古学家格林·丹尼尔教授的观点，北非的埃及文明、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南亚的印度河文明、东亚的中国文明、美洲的中美洲文明和安第斯文明，这是全球范围内的六大原生文明发祥地。有的西方学者认为，上述六大文明又可归纳为三个大的文明系统，也就是以西亚为中心的近东文明、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文明，以及美洲文明。

那么西亚两河流域周围并没有难以逾越的地理障碍，所以那里以种植小麦为主的旱地农业体系形成以后，很快就向东西两个方向传播到纬度相近、地形和气候条件相似的尼罗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在这三个地区农业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分别产生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和印度河文明。

其中，埃及文明受地理条件的限制，始终以尼罗河及其邻近的沙漠边缘区为中心，相对孤立；印度河文明（也就是哈拉帕文明）仅仅延续了1000年左右即告消亡。因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中国文明可以称得上是人类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两大文明系统。

就社会复杂化和文明兴起的时间而言，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埃及文明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就已经出现了国家，产生了文字、作为权力中心的城市以及复杂的社会结构等大多数后世文明所具有的特征。受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影响的印度河流域文明大约兴起于公元前2700年或者稍晚。

▲ 二里头考古队里等待清理和修复的一筐筐陶器碎片

约当公元前3000年左右，在黄河和长江流域已经出现了若干社会复杂化程度较高的、可以被称为“邦国”的政治实体，比如大汶口文化的中晚期、良渚文化等等。这种“万邦”林立的状况持续了一千多年，直到公元前1800年前后，才出现了相当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苏美尔早王朝、埃及文明的早王朝和印度河文明的哈拉帕文明那样的较大规模的王权国家——以二里头文化为先导的中原王朝文明，这是可以和刚才几个文明相提并论的。

那么这个中原王朝文明出现的比较晚，它建立于青铜冶铸这一当时的高科技产业的基础上，它在诞生前后广泛吸收了外来文明的影响。源自西亚、中亚等地区的小麦栽培技术、黄牛和绵羊等家畜的饲养以及青铜冶炼技术逐步融入了中华文明之中，并改造生发出崭新的面貌，这也是5月28号国新办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新闻发布会上的一个总结。

读世界文明史，常常会感觉良渚文明与埃及文明非常相似：单一的经济，基本封闭的地理环境，极少的对外交往，内部封闭而高度发达的祭祀政治。有学者认为，埃及文明的悲剧就在于它的纯洁性，正是这种纯洁性使得埃及文明很早就丧失了发展的动力，正是因为缺乏“文化杂交”，它很早就成为了文明进化道路上的“木乃伊”。

从这一点上看，二里头文明颇像美索不达米亚的两河文明，接受四方冲击的洗礼，在血与火中“涅槃”升华；同时也得四方之赐，东西南北文化因素的融合，成就了它高度的发展和政治上的成熟（这个政治就指的是处理共同体内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领域）。只有具备了这种“杂交”之利，那么经历冲突、磨合和阵痛，才容易达致文明的高度。

▲ 黄土高原和华北大平原的交界处—中原

洛阳盆地的优越性

上面我们介绍的以二里头为先导的中原王朝文明一定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也时常被它的突然崛起和高度繁荣所打动。

那么文化的繁荣离不开当地的地形地貌、气候因素和生计条件的影响，所以最后我想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作为中原核心区域的洛阳盆地，看看它的优越性究竟何在？为什么“最早的中国”崛起于此？

▲ 在洛阳盆地中，二里头的地势较高

我们先看看洛阳盆地的地理形势。这个盆地四面环山，其中北面的邙山是黄河与洛河的分水岭，南面的嵩山是洛河与汝河、颍河等淮河水系的分水岭。盆地内又有伊河、洛河、瀍河、涧河等等河流纵横其间。这就使得这个位于中原地区腹地的盆地既相对独立，又四通八达，地理形势相当优越。因此，洛阳盆地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帝王建都之所。

我们再看看它的农业基础。民以食为天，早期文明都是农业立国。这些地域性文明，往往因为适应单一的环境而建立在单一的农业基础之上。比如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就是建基于稻作农业之上的。有学者研究指出，这类文化适应当地生态环境和进化的程度越深，就越容易走进进化的“死胡同”。假如环境变迁或其他原因导致其基础发生动摇，也就极有可能因其脆弱性而走向衰退甚至崩溃。二里头的崛起与飞速发展，与这种模式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

中原是东亚大陆东西、南北生态地理条件各异的诸地域的交叉区，二里头文化的社会就建立在以粟作农耕和稻作农耕为主的多元农业的基础上。旱了可以种谷子吃小米，涝了可以种稻子吃大米，植物考古研究的结果表明，二里头都邑人群的粮食结构已经是五谷齐备，可以使其更大程度地适应自然环境的变化，从而因具有相对稳定的生业基础而大大增强了生命力。

这就是二里头文化崛起的最重要的动因。

好的本节内容就先讲到这，有关本节的内容和图片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文稿中查看，那么下一节我们要聊聊“最早中国”二里头的“十大发现”有哪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