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德》4：赵毅衡 | 处处可见汉字的英文诗

喜马拉雅的朋友，你好，我是四川大学的赵毅衡。

在第一讲中，我们介绍了庞德如何靠写仿中国诗，创造性地翻译中国诗，而给英美现代诗一个强力的推动；在第二讲中，我们谈了庞德对中国艺术的迷恋，以及他如何从中文的构成中，发现了超越西方的诗歌哲学。这些迷恋会导向出什么结果呢？今天我们将着重谈庞德对中国文化的崇敬，即是儒家经典，尤其是对孔子编删的《诗经》的崇拜态度。

庞德在成熟期的创作实践上，比早年更前进一步，在英文诗中直接写上汉字。这种做法，让西方读者瞠目结舌，给西方诗人强烈的刺激。庞德的毕生力作《诗章》（Cantos），有大量汉字，尤其是从1945年著名的《比萨诗章》之后，汉字处处可见。

他使用汉字，经常是用拆字原则，即是从中文字的构成中，找出更有力的复合形象。

例如在欧洲残破时写的《比萨诗章》中他愤怒地指责基督教文明：

圣经里有什么?

说吧，别给我一套胡言乱语

莫

太阳落入这个人的身体

庞德从“莫”这个字中看到“大”字像一个自大狂的人，这个人葬送了太阳的光明。甚至，当庞德直接引用孔子时，他也敢拆字。他翻译“学而时习之”：学习，随着时间的白色翅膀。

明显地拆开了“習 ”字。这里的“習”字是繁体字，上面是羽毛，下面是“白”，庞德认为孔子在告诉我们，学习必须与时俱进，因为时间有一副白色羽毛的翅膀，随时在飞：学习就要跟上时间的飞翔。不能不说庞德的理解给《论语》增加了诗意。

庞德也用同样的“拆字法”来翻译《诗经》。四十年代末起庞德的首要工作，就是集中精力翻译《诗经》。他的新译文，1954年由哈佛大学与美国费柏出版社同时出版，出版时庞德名之为“孔子删定古诗选”。

在西方，翻译《诗经》这部古老的中国歌集的翻译者很多。但是庞德的翻译，文字优美，而且译法特殊，的确让人耳目一新。

庞德之前，诗经已有许多译文，有几种译本被公认为相当成功，例如1876年理雅各译本，1918年瓦德尔译本，1937年韦利译本，1950年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译本。这些译本考证颇下功夫。庞德不以为然，他认为他的翻译将比任何前人高明，因为他有特殊的译法，即从汉字中拆取形象。

作为诗，庞德的译本是耐读的。他的文字凝练、有力而优雅。出于对孔子的尊敬，他重视《雅·颂》，一反当代中西学界重《风》的倾向。《雅》和《颂》的确更难译，庞德似乎见难则喜。他的译风好像回到了孔子时代，重视雅颂史诗般的凝重。

庞德以前还没有过如此过瘾地在翻译中拆字的机会，翻《神州集》时只是以拆句代拆字，因为那时他还不认汉字；翻“四书”不好拆字，因为自由度太小；写《诗章》可以嵌汉字，也只拆解了个别几个字。只有这次译《诗经》，他的机会来了。

可以说，庞德所译《诗经》，是拆字在文学史上唯一一次半成功的实践。我说“半成功”，因为并不是每次都拆得有根据，也并非每次效果都很好。如果你不想起原文，你会惊叹于如此美的诗句：

在山洪的底石撞碎我们车轮的地方，往上，那往上的路上……

Where the torrent bed break our wagon sheels, up, up the road.....

这是《小雅》“渐渐之石”的开首二行：“渐渐之石，维其高矣。”渐渐，是说山岩高耸。而庞德从“渐”字里读出了一个水，一个车，一个斤——斧砍，于是想到山间急流河床的岩石足以颠碎车子的木轮“山洪的底石撞碎我们车轮”。这是对古时“行路难”的生动描绘。再看这一句：

高高地，松树盖满的山峰，充满回声

骄傲的天之屋背梁，树是屋顶

High, pine-covered peak full of echoes

Proud ridge-pole of heaven, roof-free

这来自《大雅》“崧高”篇：“崧高维岳，骏极于天”。庞德从“崧”字中读出了“盖满松树的山”；从“岳”（繁体字嶽）中，他读出被围起来的“言”，即回声；从“极”（極 ）字中读出了撑住天的木。这诗句译的气势宏伟。

有的句子不一定美，却很有意思。

周颂“维天之命”：“维天之命，于穆不已。”庞德在“维”字中看出了丝的弹性；在“穆”字中一边看出了禾谷，一边看出了白光。

而最奇怪的是这句翻译：《大雅》“绵”的首句：“绵绵瓜瓞（die），民之初生”被译成：

好像瓜蔓延生，人民开始

一张叶一张叶，没有计划

“瓜瓞”二字（大曰瓜，小曰瓞）实际上是串串小瓜苗，说的是人民滋生繁殖。庞德凝视汉字半天，看出了瓜子像一张张的叶子，这个形象更加生动,。

“拆字”译法，使雅颂过于简单的文字复杂化了，诗经的诗句被展开、被加强。而且，这适合庞德把《诗经》儒学化的目的，尤其《雅·颂》部分、气象森严，情景肃默，相当合拍。而当他翻译国风的民歌时，返回比较“空灵”的翻译法。

例如《国风》“蝃蝀”篇

蝃蝀在东，莫之敢指

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

庞德清楚国风原先是民歌歌词，必须归回原作的简朴。

Rainbow duplex in East

no one dares to trust in，

girl going out must

leave afar her kin.

如此翻译，尤其是后两行，英文比中文还简单，几乎不再是翻译，而是直搬中文。没有连接词，冠词等许多语法成分，这样的英语，是经过中文改造的英文，的确使人耳目一新。

庞德是把《诗经》作为“中国史诗”来译的，因为它是“包含历史的诗”。他的翻译，是典型的所谓“过分翻译”，即把中文读者已无法体验的构词比喻，全部挖出来。这样的翻译可以说比原作“丰富”得多。

庞德的《诗经》翻译又是典型的“介入式翻译”，不以“信”为目的。他进行的是半翻译半创作，是寻找一种积极的写作或阅读方式。

从总体上说，他的努力是成功的。他译的《诗经》是美国当代诗中不可不读的一部“作品”。就文笔之优雅洒脱而言，我个人认为其他英译《诗经》几十种，无人能比。

庞德编了一本世界诗选，题为《孔夫子到肯明斯》(Confucius to Cummings)，说是给学生用,其中开首用了一批《诗经》选目。庞德对孔子重视教育印象极深，经常“为课堂写作”。

上面谈了庞德对《诗经》的翻译。庞德对中国文化的崇拜，最明显地表现在他的名著《诗章》之中。

《诗章》自110之后各章，称作《草稿与片断》。这个结尾，如冲破大坝的洪水，化为无数瀑布和急流，每个支流规模都变小了，但可能这时方才显出诗歌的自在状态。由此，庞德作出了《诗章》这个现代派诗歌的宏伟。

《诗章》的不解之结，不可避免涉及庞德对自己一生的评价。他也作了一个明白无误的悲剧式结论：“我本想写出天堂，结果写出末日启示录”——他一再希望在儒家哲学基础上建立西方文化的复兴，结果看到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他本想写出儒家理想的诗意，结果《诗章》中最令人心悸的是人努力追求自我毁灭。

但庞德进一步自省，发现问题并不完全在于外部世界，而在于他的诗主体——西方人本身。他认识到他没有能做到孔子对其学生的期望。“诗章111”开头就说，我，一件事，联系一件事；从一件事看到十件。

这是《论语·公治长第五》中的话：“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

返璞归真回向较原始的文明，终于，庞德对在西方重现儒家政治伦理的盛世感到失望。

庞德一生对中国文化和中国诗学锲而不舍地努力理解并全力推介，是中西文化关系史上最重要的课题之一。《诗章》它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也迫使我们不得不正视它的成就。

诗章第１３即“孔子诗章”最后三行加了引号，但明显不是孔子语录：

杏花   从东方吹到西方

我一直努力不让在凋落。

读来像庞德的誓言，努力做了许多工作，是中国文化不至于在西方“凋落”。庞德只不过是立志使中国古代文明之花重新开放而已，但这努力必将是很艰苦的，因为不只是保持原样，而是再创造。

庞德立志使中国古代文明之花重新开放，这努力是很艰苦的，因为需要再创造。在他一生最后之时，他回想到他这努力：

我曾试图写出天堂

别动

让风说话

那就是天堂。

让众神原谅

我做过的事

让那些我爱的人原谅

我做过的事。

这是《草稿与片断》中的“诗章第120”全文很短。庞德在风声中找到了天堂，这风从东方吹到西方，吹来了儒家思想的杏花。不管庞德做得成功与否，《诗章》对中国文化的吸纳气度，许多篇章气势雄浑，沛然磅礴，是美国现代文化的骄傲，也是人类精神的瑰宝。

我们用了三节时间，介绍美国诗人庞德对中国文化的迷恋，崇拜，以及对中国史学和哲学的实践。这表现在他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创造性翻译之中，也表现在他自己的诗作不断提到中国，更变现在他建立了一整套“中国文字诗学”。他在二十世纪初年开始这种努力，建立了“意象派”的基本艺术原则；但是他一生坚持，学习中国文化，介绍中国文化，并且创造性地把中国文化融合在他自己的艺术实践中，建立了一种高瞻远瞩，大气磅礴的诗歌景象，对当代西方艺术起了极大影响。对于这样一位坚持不懈的“中国艺术爱好者”我们必须保持尊敬，倾听他的声音。因为它能启发我们，如何向全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喜马拉雅的朋友，感谢你收听我的讲解，我是四川大学的赵毅衡，我们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