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1 吴钩 | 把生意做到非洲去：宋朝的国际贸易（原声）

世界变幻莫测，历史教你选择。欢迎收听由观乎文化和喜马拉雅共同制作的《中国历史大变局》。我是吴钩，由我为你主讲宋朝的历史大变局。

这一讲，我们仍然要讲的是宋朝的商品经济。在商品经济活动中，货币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中国古代最常用的货币是什么呢？是铜钱。当然宋朝的一些地区，比如四川，还会使用铁钱。今天，我们有时候还能从地下挖到古代的钱币，包括宋代的和其他朝代的。与其他朝代的钱币相比，出土的宋朝钱币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出土量往往非常大。其他王朝的钱币，挖出来的数量，往往是以枚计算的，一次出土几枚、几十枚；而宋代的钱币，出土量是以吨来计算的，通常一挖就是几吨。比如2003年，四川就发现一个古钱币窖藏，一共挖出重约7吨的南宋铁钱；2006年，山东的一个建筑工地，也挖出重约30多吨宋代的铁币；2010年，陕西的一个建筑工地也发现一个巨大的钱窖，里面大约有4吨的宋代钱币。

陕西华县出土的宋代古钱币

为什么宋朝钱币的出土量会这么巨大？因为宋朝政府铸造钱币非常得积极，最高峰的时候，两年的铸币量就超过了明王朝200多年的铸币总量。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朝货币经济的规模之大，商品流通的规模之大。

第二个特点：出土的宋代钱币分布非常广。从中国本土，到朝鲜半岛、日本岛、东南亚群岛，再到印度半岛、中东地区，甚至是非洲的东海岸，都有宋代的铜钱出土。比如1888年，英国人在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岛发现了宋代铜钱；1898年，德国的考古学家又在索马里的摩加迪沙挖到一些宋代的铜钱；坦桑尼亚的基尔瓦港口与肯尼亚境内的哥迪遗址，也先后发现了“熙宁通宝”、“政和通宝”、“庆元通宝”等宋代的钱币。你打开地图看一下，就会看到这些地区都位于非洲的东部。

宋代货币流通路线图

这些从非洲土地上挖出来的宋代铜钱，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历史研究者认为，很可能就是宋朝的海商带到非洲做生意留下来的。

从文献的记载来看，宋朝人对非洲并不陌生。南宋有一位官员，写了一本书，叫《诸蕃志》，“诸”就是“诸位”的诸，“蕃”就是“蕃茄”的蕃，是一本专门介绍外国风情的书，里面就介绍了几个非洲国家的地理位置、风土人情，还记录了一条从泉州到埃及的航线。而且，宋朝人的造船技术是很厉害的，能造出庞大的海船，小的船可以乘载两三百人，大的船可以乘载五六百人、甚至上千人。航海的宋朝人还用上了罗盘，就是指南针。宋朝人的笔记就提到了航海使用的指南针。从技术角度来看，宋朝商人将他们的海船开到非洲的东海岸，是没有问题的。

宋朝政府也鼓励海外贸易。当时中国的整条海岸线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港口。宋政府先后在广州、泉州、杭州、明州[①]、密州[②]等重要港口设立了市舶司。市舶司的职能跟海关是差不多的，包括查禁走私与违禁品，征收关税，管理海外贸易等等。一艘满载商货的宋朝商船，只要到市舶司申请一张“公凭”，就是类似于出海贸易许可证，便可以扬帆出海，将他们的商货运到东南亚、印度半岛、波斯湾，甚至非洲的东部去贸易。

宋朝海商带出去的商品，主要是陶瓷、丝绸、纺织品、工艺品、茶叶等等，有时候海商也会偷运铜钱出海，因为宋朝的铜钱制作精良，价值稳定，购买力坚挺，非常受海外商人和海外政府的欢迎，是东南亚一带的硬通货，地位有点像现在的美刀。不过宋朝政府是明令禁止铜钱出口的[③]，因为尽管政府拼命地铸造钱币，但还是时常发生“钱荒”。但是由于宋朝铜钱在海外深受欢迎，还是有很多海商偷偷地走私铜钱。所以，今天人们才能够在许多国家挖到宋代的钱币。

宋朝铸币图（开工开物内页）

宋朝市舶司对出口贸易是不征税的，对进口商品才要征收大约10%的关税。也就是说宋朝的海商载着商品出海去贸易，是不用纳税的；但是他们如果从海外带回商品，或者是外国商人带着货品来中国贸易，则需要到市舶司里去报关、去纳税。

宋朝政府不单鼓励中国商人出海贸易，也非常欢迎海外的商人来中国做生意。为什么？因为从进口贸易中，政府可以征收到非常可观的关税。在南宋一年大约一亿贯的财政收入当中，来自进口贸易的贡献大约有2%。宋高宗曾经对大臣说，市舶之利，对国家很有帮助，你们要好好经营，多多鼓励外国商人来我们大宋做生意[④]。

宋朝对海外贸易的鼓励不是口头说说而已，而是拿出实际行动的。比如，外国商人积极来华做生意，缴纳的税收达到多少钱之后，可以获授一个官职[⑤]，当然，是荣誉性质的。外国商人在华的财产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南宋时候有一个南洋商人不幸在宁波病逝了，当时的宁波政府就派人把商人留下来的遗产送回他的国家。每一年，在外国商人回国之前，市舶司还要大摆宴席，给这些外国商人饯行，请他们明年再来大宋做生意[⑥]。

当时也有很多外国商人选择在宋朝长期的生活。他们自称是“住唐”，其实就是“住宋”。宋朝政府对外国商人在华居留也是比较欢迎的。在泉州、广州等外国人很多的港口城市，政府会划出一块居住区，供外国人居住，对外国人的生活习惯、风俗、宗教信仰都会给予尊重，甚至外国人犯下轻微的罪行，也是按外国的法律来进行判决。泉州与广州还建造了学校供这些外国人的子弟入学读书[⑦]。

宋代繁华的海外贸易、开放的格局，大体还延续到元代，但是在明代的时候就中断了，因为朱元璋立国之后，就推行非常严厉的海禁，禁止大明的海商出海，违抗者就抓起来杀头，家人发配充军。即使是在郑和下西洋期间，民间依然是不准出海贸易的。明朝的海禁一禁就是200年，当然，期间沿海有猖獗的走私活动。但是在法律上，明朝人是不允许出海的。直到隆庆初年，朝廷才放开海禁，开放漳州的月港，只开放一个港口[⑧]。

同时，朱元璋又将海外贸易纳入朝贡体系当中，外国商人要来大明做生意，必须以朝贡的名义，带上他们国王的贡表，按照天朝规定的时间（来），否则的话，你就不要来了。可以看出来，朱元璋对海外贸易的态度，跟宋朝政府是完全不同的。宋朝政府看重的是什么？是海外贸易所能带来的商业收益，而朱元璋看重的是万国来朝的政治荣耀。

朱元璋的儿子朱棣当了皇帝之后，多次派郑和率领船队下西洋，但朱棣的目的，也不是商业收益，而是要招揽朝贡，耀兵海外。

清代初期，又实行非常严厉的海禁，片板不得下海。到康熙年间，海禁总算结束，商人可以出海贸易了，但是清廷对出海商船的大小有限制，双桅[wéi]以上的大船是不可以出海的，一条船的水手、船员不能超过28名。双桅，就是张挂风帆的桅杆有两根。以前航海的船，都是帆船，风帆越多，动力越足，开得也越快。清政府要控制桅杆与水手的数目[⑨]，我想目的应该是为了防止海商的势力变大，威胁到朝廷。

也是在康熙年间，清廷在广州、厦门、宁波和上海设立了四个海关，来管理海外贸易，这就是“四口通商”。但是到了乾隆年间，皇帝又不准西洋的商船在厦门、宁波和上海入关，只准在广州海关入关，“四口通商”就变成了“一口通商”。而且，西洋商人来广州做生意，可以，但不能直接与一般的商人、市民交易，买卖货物必须通过“广州十三行”经手；西洋商人也不准在广州过冬，就是每年冬天，来广州做生意的西洋商人必须回国，或者是到澳门暂时居住。

为了说服清政府向西洋商人开放更多的口岸，英国曾经在18世纪末派了一个使团，来到大清国，拜见乾隆皇帝，提出两国通商的请求。乾隆皇帝很客气地接见了英国使团，但是坚决拒绝了他们提出的通商要求。

与宋代相比，明清时期的海外贸易与开放程度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倒退。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变局。也许小伙伴们会问：为什么明清政府在海外贸易上会表现得这么保守与封闭？有人会说，是因为朝廷盲目自大，自认为天朝地大物博，应有尽有，不需要与外夷做生意。这当然是原因之一，但还有一个原因也不能忽视：那就是明清的财政以农业税为本的，虽然税收的总额不大，但政府职能与财政开销尽量控制在最低水平，对工商税包括关税的需求并不热切，因此，朝廷对发展海外贸易也就缺乏足够的动力。而宋朝则不一样，政府的开销非常大，财政压力也很大。如果哪一年来华贸易的外国商人少了，税收减少了，宋朝政府就会很着急，就要想尽办法吸引外国商人来做生意。

好了，今天我们的话题先告一段落。下一讲，我们要讲一讲宋朝的“华尔街”。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中国历史大变局》。

历来重视农业，以农立国的中国，发展到宋朝却如此清新脱俗地重视商业发展，鼓励海外贸易，你认为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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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今浙江宁波。

[②]今山东潍坊下辖的诸城市。

[③]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年）诏令：“以铜钱出外界，一贯以上，为首者处死；其为从，若不及一贯，则充军。”

[④]此处原话为“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当，所得动以百万(贯)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

[⑤]《宋史·食货志·互市舶法》载：“诸市舶纲首能招诱舶舟、抽解物货累及五万贯、十万贯者,补官有差”；

[⑥]《宋会要》记载：“广南东路经略安抚提举市舶司言，广州自祖宗以来，兴置市舶。收课入倍于他路。每年发舶月份，支破官钱筵设津遣，其蕃汉纲首作头梢工等人，各命与坐，无不得其欢心。非特营办课利，盖欲招徕外夷，以致远怀之意。旧来或遇发舶众多，及进贡之国并至量增添几数，亦不满二百余贯，费用不多，所悦者众。”

[⑦]《萍洲可谈》卷二：“广州蕃坊，海外诸国人聚居，置蕃长一人，管勾蕃坊公事，专切招邀蕃商入贡，用蕃官为之。”《宋史·神宗纪二》：“［熙宁八年三月］戊戌，知河州鲜于师中乞置蕃学，教蕃酋子弟。”

[⑧]《东西洋考》卷七：“其明年，隆庆改元，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请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盖东洋若旅顺、苏禄诸固，西洋若交趾、占城、口罗诸国，皆通往来。而特严禁贩矮奴者，比于通番接济之例，此商舶之大原也。先是发舶在南韶之梅岭，后以盗贼梗阻，改道海澄。”

[⑨]康熙《大清会典》卷一一八《刑部十》：“禁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式船只出海......海洋渔船，梁头不得过一丈，商贾船只，梁头不得过一丈八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