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史20 | 丁见民：自由放任还是国家干预？赫伯特·胡佛的经济合作主义浅析

一、知识点卡片 

二、思维导图 

三、正文 

喜马拉雅的朋友，你好，我是南开大学的丁见民，上一讲我们讲了美国的移民问题，这一讲我们来了解一下美国总统胡佛。

赫伯特·胡佛与富兰克林·罗斯福一样，是美国现代史上值得深入研究的人物。对他们的评价，关系到我们如何正确认识20世纪的美国历史，认识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问题。

赫伯特·胡佛，1895年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地质系，很快在美国采矿业和其他投资行业中崭露头角。到1908年，他已经拥有400万美元的资产。成为百万富翁的胡佛，在一战期间开始涉足政界，任职于伦敦的美国救济委员会，后出任威尔逊政府的食品管理局长。

有学者指出，胡佛“似乎准备把工厂和公司里学来的东西运用于整个社会，并力图证明，效率的提高……可以带来社会和谐与稳定。”于是，他就提出了经济合作主义的理念。所谓经济合作主义，就是美国政府与私营企业部门合作，鼓励和推动企业自愿调节经济生产和产品分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政府干预经济的目的。

当然，胡佛的这种理念，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它的社会经济背景。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期，美国私人垄断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私人垄断企业崛起。19世纪后期，美国企业开始掀起合并浪潮，一些企业率先完成纵向一体化或者横向一体化，成为现代大公司。

所谓纵向一体化指的是，把原料的供应、产品的制造和产品的销售等系列经济活动纳入一个企业组织之内，减少企业外部交易的成本，提高经济效益；横向一体化则开始于横向联合，着眼于企业间达成控制价格和产量的协定，随后则建立托拉斯组织。

这些公司到今天依然存在，是我们极为熟悉的企业，比如美孚石油公司、美国钢铁公司、花旗银行、摩根财团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这些大公司不仅在美国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而且在发展程度上远高于欧洲和日本。

大企业的崛起，也带动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出现了领取工资的企业管理层。自由经济时代所谓“看不见的手”，也就是市场经济，开始受到“看得见的手”也就是企业管理层的制约。美国企业界已经认识到竞争的危害与合作的必要性，企业之间开始出现合作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

1890年，美国公开价格同行公会运动的领导人阿瑟·艾迪就指出，工业世界正在发生巨大变化，需要企业从竞争转向合作。他主张实行竞争性合作，由同行公会为竞争者提供企业信息资料，使生产和价格得到“公开”和“明智”的调整。除了增加价格调整的透明度，企业界还主张政府、企业与劳工之间进行社会合作。

在企业要求进行社会合作的同时，政府也需要加强对企业的管理和调节。19世纪西方主要国家都在进行工业化，政府调节成为这些国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内战前，美国政府就对修筑公路、运河等经济活动提供过资助，但这类资助主要来自州和地方政府。

比如，1817-1825年间，著名的伊利运河修筑，纽约州就给予了土地和资金上的巨大资助。内战后，铁路修筑成为美国重大建设工程，铁路运输也成为美国常见的经济社会现象。铁路经常横跨数个州，穿越多个地区，仅仅依靠州和地方的管理和调节已经远远不够，迫切需要联邦政府进行干预。

1887年，美国国会在经过长达9年的争论后，最终通过州际商业法，成立州际商业委员会。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对州际商业进行调节的联邦机构。到一战前，美国又建立了联邦贸易委员会。不过，这些委员会仅限于对某些部门比如铁路部门，或者某一问题如反托拉斯问题，进行调节。可以说，到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美国联邦政府还没有形成一套行政机构，能够对所有工业部门进行干预。

这样就形成了一种不平衡性，一方面现代大公司崛起，另一方面，联邦政府机构相对弱小。这种不平衡性起到决定性作用，塑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到新政初期美国企业界与联邦政府关系的基本模式。那就是经济合作主义的兴起。

赫伯特·胡佛就是美国合作资本主义在美国政界的主要代表。作为新兴企业管理层的代表，他认为，美国在1896年左右已经开始放弃自由放任，因为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最终会侵犯个人自由，并破坏整个社会的大厦。他谋求的是，提高企业的管理效率，促成社会各个群体之间的合作，并保持政府的有限干预。

这种合作主义的尝试，在一战期间就已经开始推行。其目的是通过上述合作关系，防止毁灭性竞争，避免政府的膨胀和过度干预，最终由企业界尤其是同业公会开执掌美国经济的牛耳。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世界范围的战争，交战各国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都史无前例，考验着各国应对战争的能力。可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创造了一种局面，它使得继续依赖市场机制的做法在社会上和政治上变得不可容忍。”所有交战国都必需承担对战时经济进行计划和管理的任务。

在欧洲，这一任务多是由政府通过统制经济的方式完成的，因为他们有军方、文官机构和贵族阶层组成的庞大官僚体制。相比之下，美国联邦政府人员相对较少，根本无法与私人部门的官僚行政力量匹敌，因此美国政府无法主导和控制战时经济。于是，政府与企业在管理战时经济上实行合作，推行经济合作主义势在必然。

1916年，威尔逊总统在新成立的国防委员会之下组建一个国防顾问委员会，加强政府各部门与企业界、科学界的对话与合作，主要是调查、咨询提供政策建议。1917年，这个顾问委员会对军方权力分散、效率低下的军需供应提出批评，设立各工业部门的工业合作委员会，承担军方的军事采购任务。后来这种合作委员会由于利益冲突解散，取而代之的是战时服务委员会。

一战期间政府与企业的这种合作，集中体现于赫伯特·胡佛领导的食品管理局。1917年8月，胡佛根据相关法令授权，已经率先在战时食品管理方面建立政府与私人企业之间的合作。他在政府部门中建立不同的商品部，这些部门按照食品种类划分。

在私人企业，胡佛通过食品企业的同业公会和大公司，组建工业部门委员会。然后，官方的各个商品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工业委员会进行协商，签订食品工业部门的各种协定，禁止不公平交易，确立利润率和分配份额等。这种合作，在一战期间，几乎囊括了所有食品部门和行业。战时的这种合作经济主义，在战争状态下得以实施，并取得了巨大成功。

这些战时合作机构在战争结束后即宣告解散，但是这种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合作主义原则，却保留下来，并在20世纪20年代，胡佛出任哈丁总统和柯立芝总统的商务部长后得以延续。

20年代，胡佛在美国政府的经济事务中权倾一时。他不仅控制商业部，而且还被称为“其他各部的副部长”。胡佛笃信个人主义，但是他认为，到1890年美国已经放弃了自由放任，“亚当斯密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已经死亡。他希望，通过各个行业的同业公会等企业组织和社团，对美国的经济和社会进行科学管理，建立一种合作与协调的社会秩序。在胡佛看来，这种与企业的合作主义，必需借助于国家的推动和指导。

在胡佛担任商务部长的八年时间里，它力图把商业部扩张为经济政策的总协调机构，并建立与企业界的同业公会合作的网络。在他的设想中，商业部被看做是经济的“总参谋部”，企业的“函授学院”，发挥全国协调者的职能。它通过全国的将近400个合作委员会和数十个社团公会执行其政策。

如何评价胡佛在20世纪20年代前半期的经济合作主义？这是一个问题。我们应该看到，胡佛的经济合作主义，与传统的经济自由放任主义相比，是一种进步而不是倒退。与自由放任主义政策相比，经济合作主义已经开始强调政府对企业的调节和管理，政府已经开始承担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的某种功能。

只不过，这种管理是建立在与企业合作的基础上，依靠企业的自愿合作实现。从历史上，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美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大企业崛起，成为经济生活的主导型力量。但是相比于迅速膨胀的企业，美国政府尚未完全适应经济上这种剧变，对于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美国政府需要发挥作用，但是它又鞭长莫及。

与企业界，尤其是同业公会或者企业社团组织合作，就成为美国政府的必然选择。而胡佛的经济合作主义就是这种选择的集中体现。最终，这种合作主义也确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20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的繁荣，被冠以柯立芝繁荣的称号，但是实际上胡佛的合作主义功不可没。

等到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来临时，已经出任总统的胡佛，自然采用他一贯行之有效的政策对付经济危机。那就是，美国政府与企业合作共渡难关。

胡佛出任总统后，就把农业问题列为“头号问题”，1929年4月，胡佛要求国会通过立法，建立联邦农场局，通过该局向农业合作社贷款5亿美元，稳定农场品价格。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胡佛在当年11月通过三个方面的措施：（1）通过联邦储备银行降低贴现率，以保证企业获得必要的投资资金；（2）稳定工资以保护民众的购买力；（3）扩大建筑和维修工程开支，增加就业。

在这些措施实施过程中，胡佛仍然依靠企业界、学术界和政府之间的合作，挽救经济危机。他肯定货币政策和公共工程开支的作用，但是仍然以私人企业自愿合作的采取行动，以稳定就业，控制经济形势的恶化。不过，当企业和银行不合作时，这些措施的作用就大打折扣，甚至无功而返。

比如，联邦储备银行降低利率，但商业银行却不予响应，胡佛又不愿联邦储备银行采取更为直接的干预行动。胡佛呼吁政府和企业合作，维持工资水平，但是随着危机加深，工资削减不发不可收拾。胡佛要求州、地方政府和企业维持或者扩大固定投资开支，但是未能抵消中小企业和住宅建设投资的急剧下跌。

当1930-1931年，经济陷入严重萧条后，他甚至扩大了合作主义的范围，试图通过紧急就业委员会，重振同业公会，鼓励棉纺织品公会结束毁灭性竞争，任命组建私人部门资助的木料保护局和联邦石油保护局。

另外，他还设立很多机构，以采取建设性的合作行动，而不是诉诸于政府强制。这些机构包括联邦干旱救济委员会、总统失业救济组织、全国信贷公司联邦就业稳定局、联邦电力委员会等等。面对前所未有的经济困境，胡佛并未丧失他对经济合作主义的信仰，反而是坚定了这一信仰。

不过，在防止和对付大萧条问题上，胡佛的经济合作主义显然遭到了失败。在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这个核心问题上，胡佛疑虑重重。虽然他并不主张经济的自由放任，但是他一味强调企业界的自愿合作，实施合理化的科学管理和控制。

结果，当经济危机日益严重，企业界拒绝合作时，胡佛并没有也无力迫使它们就范。胡佛本身更多地关注公司企业和工业部门内部，力图解决企业的亏损，提高企业的效率，并通过企业的长期计划稳定美国经济。但是1929年经济大危机涉及整个宏观经济的严重失调，并不是可以在微观（企业）和中观（部门）层面上得到解决的。

甚至在胡佛离开白宫，经济合作主义并未马上消失。事实上，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全国工业复兴法，依然是经济合作主义的大规模尝试。1933年，罗斯福将这一法令比作是“1917和1918年的伟大合作”，一语道破了一战时期的战时合作主义与这项法令的历史连续性。

当然，这一政策实际上也未能挽救美国走出经济大危机。1929年以后的经济大危机，使得美国社会走到了新的历史转折关头，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最终走向了国家大规模强制干预经济生活的时代。这一国家干预模式，被很多历史学家称之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意在强调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全面干预，而非如后来走上法西斯道路的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的日本那样的国家主义。

这一讲我们讲述了胡佛的经济合作主义理念与政策。一般来说，人们在谈及胡佛时，仍然把他视为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典型代表，而忽略了他所在的风云变幻的时代，美国社会已经从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初期阶段。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胡佛既不是19世纪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典型代表，也不是20世纪30年代主张国家大规模干预的新政派先驱。他所推行的经济合作主义，实际上一种从自由放任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过渡阶段。当然，这种理念和政策，有其历史成就，也在面对更大的危机时显露出局限性。

好的，这一讲我们先讲到这里。今天我讲了胡佛的经济合作主义，它要求企业自愿地接受国家的建议，调整生产和分配，下一讲我们来讲罗斯福在美国经济危机中的新政举措，如何通过国家的强制力量来调节和干预经济生活。我是南开大学的丁见民，我在喜马拉雅等你。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