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论语》心得一天地人之道

《于丹心得》开篇讲的是就是“天地人之道”的大问题。“道”的意思就是“规律”，“天地人之道”所指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运行和发展规律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按于丹的“心得”，所谓“天地人之道”的核心就是“天地人三才共荣共生”，是“天时、地利、人和是国家兴旺、事业成功的基础”，并告诉读者：“这是《论语》对我们现代人的启发”。 《论语》给过我们这样的启发吗？孔学的“天地人之道”就如于丹所“心得”的吗？有位朋友笑谈说：“于丹的《论语》，是讲给没有读过《论语》的人的。”诚然，对没有读过《论语》的朋友来说，于丹信誓旦旦的笃定口气是很容易让人相信的。然而，于丹的如此“天地人之道”实在与《论语》无关，与孔学无涉。 那么，孔学的“天地人之道”又是什么呢？理解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掌握孔学中“天”这个概念。在古代，“天”有两种含义，一是物质的天，即“苍天”；一是人格化的神灵的天，一如“老天爷”。对于前者，古今一也，没什么争议；对于后者，孔子承认“天”有一种神秘的力量，但这种力量不是作为神灵的“上天”在主宰，而是一种客观规律，这个规律就是所谓的“天道”。可以说这是孔学“天”这一概念的核心和精华。这一点，到了本书相关章节再做详细探讨。 而“地”和“地道”的概念却不是孔子所论及的，并不是孔子不重视“地”，而是因为在孔子那里“地”和“天”是合而为一的，“天地”合称，“天地之道”也就是广义上“天道”，都是指大自然运行的规律。后世有论说：“天道无所不在，天道形诸于地，即为地道；形诸于水，即为水道；形诸于马即为马道；形诸于人，即为人道。”这里把“天道”与“地道”分述，尽管并非孔学所论及，不过也无关宏旨。这段论述的积极意义是，提出了“天道”为本源，是最大的“道”，其他万物的“道”都是“天道”的表现。这实际上就把万物的规律统一为一的最本源的“道”了。而“人道”不过是“天道形诸于人”，这就把“人道”与“天道”的关系打通了，也说明了。这也是孔学中“天人合一”的基本含义。 孔子讲的“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就是讲“天道”的力量。而要注意的是，孔学的“天道”含义更为广泛，甚至包括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如“天不丧斯文”，就有对社会规律的揭示。这一层含义后来成为“天理”、“天命”和“命”的概念，比如我们说“如此曲解《论语》，天理何在！”，基本就是指这种行为违反了社会发展的趋势。 作为自然界运行规律的“天道”是人力不可改变的，我们不能让春天之后进入冬天，也不能让有机生命长生不老；作为社会发展规律的“天道”也具备这样的特点。孔子生活的时代正是努力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期，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这种“天道”孔子也认为是不可改变的。有人评价孔子说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这个“知其不可”就是指社会变革的潮流不可逆转。 但孔子并不这么悲观，他认为“人道”里面有人的能动性的因素，通过个人努力是可以改变一些东西的，孔子把这种认识也到“天”和“命”的高度。孔子所言的“天命”或“命”，有受“天道”局限、必须顺应“天道”的方面，比如我们通俗理解的“人的命，天注定”；但更有人的能动性的强大作用，孔子认为个人努力是可以改变“命”的。这样，形成什么样的“命”，第一要顺从人生发展的规律，这一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第二，个体的人的“命”则取决于个人的努力和做法。比如子贡所引用的“死生在命，富贵在天”，就是强调“天命”中人的能动性对“死生”、“富贵”的影响作用。这是非常积极的言论，与后世所理解的含义恰恰相反。尽管人的能动性不可能超越于“天道”，但这种对人的力量的承认和重视，却又是孔子“天地人之道”的精华部分。 我们看于丹所说的“天地人三才共荣共生”，已经置忽视了“天道”作为本源之“道”的思想于不顾，不仅扯平了“天”与“人”的关系，更说“人的力量因而无比强大”，完全不符合孔子的“天道”思想。还不惜把“三才”和“天时、地利、人和”思想强加给《论语》，以引出“和谐社会”的时髦命题。 在无关《论语》宏旨的论述中，却不时引用《论语》章句，以显示这是由《论语》而来的“心得”。为了使其支持自己的论点，只好用削足适履的方法歪曲《论语》。比如，于丹把建设和谐社会的责任完全加在民众身上，把“民信之矣”曲解为“老百姓的信仰”，这不仅是对《论语》章句字面上的歪曲，更是置孔子学说于不义。孔子在论述到国家管理的时候，更注重的是执政者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