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5 于赓哲 | 血统还是文化？安史之乱再次引发华夷之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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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于赓哲，欢迎收听由观乎文化和喜马拉雅联合制作的《中国历史大变局》。

我们今天来谈一谈安史之乱之后的华夷之辨。其实“华夷之辨”这个东西，自古以来就有。大家可以翻开《尚书·禹贡》看一看，战国时期人们对天下的一种概念，那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然后四周像同心圆一样地分布着所谓的“四夷”。这种华夷之辨在那个年代就已经有了，核心就是以中国为中心，而且认为中国在文化上是具有绝对的优势的，是应该教化天下的，这是那个时候的华夷之辨。

而到了唐代，正如我们前面讲座所说的，唐代实际上是很开放包容的，对于胡人有很大的宽容度。但是安史之乱却引发了华夷之辨，原因很简单。因为安史之乱当中，安禄山、史思明都是胡人，他手下又有很多的胡兵胡将；后来的藩镇割据当中，河北三镇又有很明显的胡化的色彩。所以说从这些角度上来说，引发人们对于胡人，对于外夷的警觉，这是可以理解的。

而且华夷之辨的出现要一直延续到宋代。华夷之辨的出现，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起码从心理上来说，唐帝国已经事实上开始走向瓦解了。从文化心理这个角度上来说，唐帝国已经事实走向了瓦解。

要知道，原本中原与四夷之间的关系，就是通过朝贡、册封和羁縻来加以维系的。朝贡体制我们前面反复提到过，这个就不用说了；另外册封，由于中国在整个东亚世界具有绝对的力量优势，所以，四夷的各个政权无不以获得中国的皇帝的册封为荣，因为这样有利于他们在国内地位合法性的确认。所以，册封是当时中国对外施加影响力的一个重要的手段。汉朝就已经有了四夷的册封，唐朝更是大规模地推行，而且对当时边疆少数民族广泛授予各种羁縻府、州、县的官职，大量地册封他们那些可汗、王公、将军等等。

而且当时唐朝在边境地区设置的羁縻府、州多达856个以上，授予的官职也是为数众多，几乎是无法做完全地统计。而且很多胡人还进入了唐朝中央政治中枢来任官。这一点在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原本安史之乱之前，可以说唐人对于胡人的态度是相当友好开放的，但是安史之乱的爆发，大大地改变了唐朝。它不仅影响到了唐朝的中央集权，不仅影响到了皇帝的权威，不仅造成了藩镇割据，在文化上也造成了分裂。

什么分裂呢？就是人们开始热衷于华夷之辨。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古文运动。我们一般都把这个作为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重要课题来对待，但是古文运动的背后就有安史之乱的影响。这一点陈寅恪先生已经指出来过，他就认为“唐代古文运动一事，实由安史之乱及藩镇割据之局所引起。安史为西胡杂种，藩镇又是胡族或胡化之汉人”，所以引起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反感，在知识分子的潜意识当中就出现了华夷之辨。因此陈寅恪先生指出，“尊王攘夷”实际上是古文运动中心思想。

古文运动的核心领导者当然就是韩愈。那么比韩愈稍早的，比方说萧颖士、李华、独孤及、梁肃等这些人，还有与韩愈基本同时的，比方说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等这些人，多多少少其实都有些华夷之辨。正如我们前面所列举的，元稹所写的诗当中就体现过这个特点。元稹指责中原地区多胡装、胡乐。其实有意思的是，元稹本人这个姓氏，我们就知道他应该是一个鲜卑人，他就是广义上的胡，但是他对于这种胡化也是痛心疾首，因为他早已经汉化，他是站在汉民族这个角度来评价这件事情的，但是所有人的这些思想的表述，都不如韩愈那样得直白，那样得清晰。

所以陈寅恪先生指出，说韩愈这个人，之所以反佛，就是因为他对一切夷狄文化有所警觉——“而佛教为夷狄之法，抉其本根，力排痛斥”。所以，韩愈就是这样子发展起了他的古文运动。现在也有很多的学者都认为，说是安史之乱的确在知识分子当中培养了华夷之辨这样的一种思想，甚至于知识分子重拾了先秦时期、春秋时期的那句口号，什么呢？尊王攘夷。

我们知道，当年无论是齐桓公也好，还是晋文公也好，都搞过尊王攘夷。而事过这么多年，到了唐代又出现了尊王攘夷的口号，这种复古主义的旗帜是怎么出现的？说白了，就是因为人们一个，痛定思痛，反思安史之乱；另外一个，不满于当时藩镇割据的局面，所以有了这样的一种思想。因此很多学者认为，中唐以后文坛出现的古文运动、新乐府运动、韩孟诗派，他们都有个共同的思想内核就是复古。而这种复古与当时强调华夷之辨的文化大背景是密不可分。

杜佑写《通典》的时候，甚至有这样的一番话，他对四夷有这样的一种看法，他说：“其地偏，其气梗[①]，不生圣哲，莫革旧风，诰训[②]之所不可，礼义之所不及，外而不内，疏而不戚[③]，来则御之，去则备[④]之。”他已经甚至认为，当然他这个观点可能就有点更加地激进了：他认为这些人都是不可教化的，应该是“来则御之，去则备之”，我们对他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态度。但是话可说回来，唐朝毕竟是一个已经多年实施开放包容政策的一个国家，文化心理上也不可能立即发生180度的扭转。所以还有很多唐人，对于华夷之辨，有自己的思辨，而在我看来，他们的思想相当地先进，而且很睿智，我甚至认为比现在网上有些网民的议论都要高妙得多。

今人不见得事事都胜过古人，比方说在唐宣宗大中年间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就是当时，有一个大食国人叫李彦昇，我们知道大食国也就是阿拉伯，这个阿拉伯人叫李彦昇，他参加了唐朝的科举，他是由大梁（大梁也就是我们所说汴梁这一带），由当地的地方官推举上来的。然后他参加了科举之后，还一举中第，结果很多人对此表示不满，认为你大梁，你们就不该推荐这样一个夷人到这来。我们难道中华无人了吗，你要推荐他？

结果有一个知识分子叫陈黯，写了一篇文章叫《华心》，专门探讨这个观点。他认同这个观点吗？他不认同。他是这样认为的，他说“苟以地言之，则有华夷也。以教言，亦有华夷乎？”意思就是说，如果按地域划分的话，自然有华有夷，可是如果按照教化这个角度来说，难道天下有华夷的区分吗？有倒是有，但是问题我们用什么来区分华夷呢？

他是这样说，说“夫华夷者，辨在乎心，辨心在察其趣向。有生于中州而行戾乎礼仪，是形华而心夷也；生于夷域而行合乎礼义，是形夷而心华也。”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重点根本不应该看他所处的区域，甚至都不是他的血统，也不是他的外观。我们看的是什么？看的是他的心。他的心是华，他就是华；他的心如果是夷，他就是夷。哪怕你就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土生土长的汉人，如果你的文化属性——你心是夷，那你就是夷；哪怕你高鼻深目，是一个大食人，只要你的文化上认同的是中国的文化，你心是华，那你就是华。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周伟洲先生认为，说是陈黯的所谓的“心”主要指的是汉族传统文化当中的礼义和仁义道德。他认为，华夏之人若无礼义，则是形华而心夷。还有很多学者则认为，陈黯所说的这个“心”，说白了就是一种民族文化认同意识。你只要认同华夏的礼义、道德、文化，你就是我华夏。所以说，这一点与陈寅恪先生的看法是一致。陈寅恪先生在多个著作当中反复强调说，说“看一个人更重要的是看他的文化属性，而不是血统。”所以那种以血统为标准断定历史上哪一个朝代好，哪一个朝代坏；或者以血统为标准，断定哪一个历史人物好，哪一个历史人物坏，这种思维是要不得的。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的，逻辑上也讲不通的一种思想，这种思想还远远不如一千多年前的陈黯。

除了陈黯之外，还有一个唐人叫程晏。程晏写了一个《内夷檄》。什么意思呢？他在这里边也跟陈黯的思想比较相似，他说，“四夷之民长有重译而至，慕中华之仁义忠信。虽身也异域，能驰心于华，吾不谓之夷矣。中国之民长有倔强王化，忘弃仁义忠信，虽身出于华，反窜心于夷，吾不谓之华矣。”这个与这个陈黯的思想是如出一辙。意思就是说，一个人他是夷还是华，关键看认同不认同我们的仁义忠信的文化，认同你就是华，不认同你就是夷。

但是这两个人的思想，我虽然肯定了他们这里边的先进性，但是我仍然必须要指出，即便如此，他们仍然提出了自己的华夷之辨的标准，就是只是说他们的华夷之辨并不是指的血统，而是指的文化属性。所以说白了，这仍然是华夷之辨，只是华夷之辨的标准是什么？相对来说他们的认知，比那种以血统为标准认知要更高一筹，对吧？

后来到了唐朝以后，比如金代，金代有一个著名的儒生叫做郝经，他写了一个叫《与宋国两淮制置使书》，在这里边他竟然说了这一番话，说“今日能用士, 而能行中国之道, 则中国之主也。”郝经毫无疑问是站在女真政权的角度，对宋朝的官员说了这样的一番话，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再不要强调血统，再不要强调你们是代表着中华之正统，凡今天能够用中国之士，能够行中国的教化王道，那就是中国之主，跟民族没有多大的关系，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当然了，郝经肯定是站在他们这个角度替女真政权说话的。但是我们要意识到，他所说的这个代表着当时的一种思想，而这种思想与前面我们所说的陈黯以及程晏的思想还是有一定的关联性的。只是他拿过来为女真统治者所用，用这个反过来解释他政权的合法性。

当然了，对宋朝而言，宋朝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宋朝的华夷之辨比唐朝更加得普遍，而且态度也更加得坚决。其实宋朝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文化上，都已经难以谈得上是一个帝国了。宋朝不是一个帝国，它是与多个民族政权并存的一个政权，它不是帝国。帝国要同时包容多种文化，多个民族，甚至自身就是多民族的融合体。而宋朝无论从文化，还是民族属性上来说，相对来说是比较单一的。所以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词叫唐帝国，但是我们很少听说宋帝国，因为宋朝真的不是一个帝国。

在这里我愿意引用现代历史学者江湄的一篇文章，叫做《宋人的“华夷之辨”与“中国”意识》来做这样的一个总结。他指出，宋朝与多个民族政权并立——辽、金、蒙古、大理、吐蕃、安南，甚至于辽、金、蒙古，人家的统治者跟你一样都是并称天子，而且互相之间订立合约。那个时候的国际关系，已经是一种平等的外交关系了，再也不是以中原为核心的，像唐太宗那个年代的天可汗那样的一种关系。所以宋朝不像唐朝，宋朝已经不是天下的共主了，甚至连霸主都称不上，对吧？所以说对于宋人来说，江湄女士指出：“传统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秩序已然成了想象。在这样的历史形势下，宋朝士人继承中唐以来韩愈倡导的‘严华夷之辨’而阐发，弘扬之，春秋学、正统论自宋朝庆历年间兴起，至南宋愈来愈盛，一致地以‘严华夷之辨’为主旨，‘华夷之辨’遂成为两宋时代的一个思想主题，一种极具时代性格的政治与文化意识。”

而且江女士在这里边还特别指出，华夷之辨其实从先秦一直就有，唐朝也有，但是宋朝的华夷之辨的特点是更加普遍、激烈和绝对，“以至于坚决反对让‘夷狄’接受乃至接触华夏文明，认为应该让‘夷狄’安于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因为‘夷狄’一旦接触到了先进的华夏文明，他们的贪心、野心就会被激发出来而给‘华夏’带来祸端。甚至主张，‘夷狄’介于人与禽兽之间，和‘华夏’有着本性上的绝对差异，根本不可能接受先进的礼乐文明。这样的思想意识在南渡之后更加强烈。”所以江湄女士下面这句总结我认为是很重要的，她说“自近代以来，很多学者都将两宋‘华夷之辨’视为中国民族主义的渊源，国族意识的萌芽。”而这种变化，说白了，与安史之乱密切相关。

明天，我们还将继续延续类似的话题，谈谈安史之乱在文化上造成的另外一个重大影响，就是文武分途，也就是武人集团为什么开始遭受敌视？我们留待明天。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中国历史大变局》，我们下次再见。

今天的问题是：你认为华夷之辩在今天还有意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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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即阻塞。

[②]“诰”是古代帝王对臣子的命令，“训”指训诫、教诲。

[③]指像亲戚那样亲近。

[④]即防备、戒备。